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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后，许多港人习惯了北上消费，这种趋势在大闸蟹市场上尤为明显。
由于香港本地蟹商面临高昂的运费、复杂的进出口检疫流程和高租金成本，市面上售卖的大闸蟹价格普遍比深圳高出一截，令越来越多的港人选择到深圳购买价格更为实惠的阳澄湖、固城湖等产地的大闸蟹。
盒马鲜生深圳店铺数据显示，每日售出的2000只大闸蟹中，有一半是港人购买的，可见深圳已成为港人购买大闸蟹的主要战场。
在香港，一位蟹商陈锦辉无奈表示，生意额比去年同期下跌了三到四成，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他不得不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将4两江苏大闸蟹价格压到48元，几乎接近深圳价。
但即便如此，销量仍难以回升。
蟹商透露，这并非简单的价格战，而是物流和人工成本将价格“锁死”在高位，难以与深圳竞争。
陈先生的困境让人唏嘘，回想几十年来，这种金秋佳肴曾是香港餐桌上的一道风景，而如今却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境地，实在是岁月不饶人。
在网友评论中，有人讽刺道“香港的阳澄湖蟹不知从何而来，这么多‘正宗’蟹，怕不是都是水货吧。”
还有网友调侃“深圳是最强大的‘外部势力’，香港蟹商只能‘抱住马骝’，日子不好过。”
在这些言语背后，折射出的是市场的冷酷现实和消费者的无奈选择。
面对大陆大闸蟹物美价廉的诱惑，港人自然更愿意选择“北上”。
反观深圳市场，由于地理位置接近蟹产地，再加上简化的供应链流程，使得价格低廉，且选择丰富。
盒马鲜生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到了11月销售高峰期时，预计日均销量会攀升到4000只，港客依然会占据半壁江山。
经济学者李兆波坦言，香港的蟹商“捱打”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深圳市场不断压低价格，蟹商只能无奈“裸泳”。
对于那些执着于在香港购买大闸蟹的消费者，有一部分是因为信赖香港的检疫流程。
香港政府规定，大闸蟹必须通过“三重验证”才能上架，包含大陆、日本或韩国和香港的严格检验。
有一位顾客邱太表示，她宁可在香港本地购买，尽管价格贵些，但至少有质量保障。
这类顾客抱有一种传统消费观念，更信任香港的食品安全标准，这种坚持支撑了部分蟹商的生意，尽管市场日趋惨淡。
香港的大闸蟹市场困局，让我们反思市场策略的问题。
其实香港的物流和人工成本较高，和深圳的“近水楼台”相比，天然劣势明显。
消费者的购买力在下降，价格战更难以支撑。
长此以往，香港蟹商或许真如经济学者所言，“冇得玩”。
既然如此，为何香港商家不尝试将精力投入更具本地优势的进口产品呢？
毕竟，物流上相对更适合从事高附加值的商品销售。
从大闸蟹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在竞争优势上并不占优。
香港应结合自身优势，不必与深圳拼价格战，而是挖掘更多属于自身的“独门生意”，比如那些更加便于进口、且利润空间较大的产品。
与其死守不如转型，这样或许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一条更适合香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