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戏剧中，虽少西方式悲剧，然亦非全无中国式之悲剧意识。《红楼梦》、七十回本之《水浒》之本身、王实甫之《西厢》与孔尚任之《桃花扇》等，皆表现一种中国式的悲剧之意识。中西悲剧意识之不同，吾意为西方之悲剧，皆直接关涉个体人物或人格之悲剧。中国之悲剧意识，则为“人间文化”之悲剧意识。故《红楼梦》之悲剧，非只宝玉、黛玉二人之悲剧，乃花团锦簇之整个荣、宁二国府之悲剧。七十回本《水浒传》，收束于一梦，实亦使整个《水浒》，笼罩于一中国式之悲剧情调中。吾意《水浒》乃中国文学中之悲剧而又超悲剧之一作品。人谓《水浒》只表现官迫民反，语固太粗，然宋江之望招安，则是事实。于望招安之宋江之下，乃有此一群至性至情之汉子。此即使全书表现一深厚之悲凉背景。诚然，《水浒》中人物，如李遴、武松、鲁智深诸人，皆顶天立地，直上直下，固不知人间有所谓感慨，亦绝无悲凉之感者也。然正以诸人皆顶天立地，直上直下，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而在天地之滨，在水之浒，在望招安之宋江之下，即可悲也。施耐庵著《水浒》在元时，元之时代，乃中国文化精神上不能通于政治，下不能显为教化，而如梦如烟，以稀疏四散于文人、书家、画家，及僧道之心灵中之时代也。此时代中人，皆有悲凉之感焉，唯如烟云之缭绕，而归于冲淡。倪云林之画与《水浒》，乃表现同一精神境界。吾读《水浒》序，而知悲之至极，上无所蒂，下无所根，而唯有荒漠之感，再浑而化之于是寂天寞地之中，谈笑如平日，盖《水浒》著者之心也。《水浒》中，李遴往迎母，而虎杀其母，彼抵梁山泊言其事而大哭，诸人乃大笑。笑之与哭，乐之与悲，相去亦近矣。庄子日：“山林钦，皋壤钦，使我欣欣然而乐软。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不能止。悲夫。”哀乐之来若无端，而其去又不能止，无迹而不知所在，此真人间之至悲。庄子之言，深远之至也。《水浒》之悲之所在，人皆不得而见之，唯见其人物之龙腾虎跃、惊天动地，而《水浒》之悲剧境界，亦深远之至矣，非复可以西洋悲剧名之，谓之由悲深而悲乐两忘，悲乐两皆解脱，庶几近之矣。《水浒传》序言：“其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故罕能喻之者矣。
吾意中国之小说戏剧中，《水浒》之境界为最高，《红楼梦》次之，其他小说戏剧，如《西厢》《桃花扇》《三国演义》等又次之。《水浒》之境界决非喜剧，亦非悲剧，只能谓之悲剧而超悲剧。《红楼梦》则明显之悲剧。《水浒传》之高于《红楼梦》者，在其中之一切人，除宋江外，皆只有现在，不思前，不想后，生死患难，一切直下承担。然《红楼梦》中人，则多思前而想后。不思前想后，则一切现成，无聚无散，或一聚而无散。思前想后，则一切皆有聚散。七十回本《水浒》，记至梁山泊豪杰聚会，而以一梦收束百八个豪杰于天星，乃一聚而人永恒，而不知有散也。林黛玉常念一切人生之事，聚了又散，觉无意思，思前想后之所必至也。《红楼梦》中，不思前想后，只在现在者，为宝玉。宝玉之憨态，《红楼梦》之禅机也。人思前想后，必慕纯任现在者。叔本华于其论文中，尝谓人之喜动物与小孩，即因人之思前想后之心，求在“不思前想后之动物与小孩”前得休息，亦可作一浅近之注解。大率男女之中，青年男子多幻想，喜思过去未来，少女则多纯任现在。少年维特之慕绿蒂，即因维特欲于绿蒂之前，求得安住于现在也。圣母之使浮士德之得救，《浮士德》一剧之终于“永恒的女性，使吾人上升”一语，皆言女性之“停息男性之无尽追求”，而使之宁息也。然《红楼梦》中，则不免思前想后者为黛玉，而真能安住现在者乃男性之宝玉。西方之男子，须待女子之宁息乃人天国，因西方男子本其生命冲动，以思前想后，向外、向上之企慕向往之情，不能自止也。中国之宝玉，则宿根中有内在之女性，故常吞胭脂而消化之，以去其色彩。彼有内在之女性，而有内在之宁息，故终能自求解脱以出家矣。吾尝谓宝玉之爱黛玉，乃以超思虑之心爱之。而黛玉之爱宝玉，则以有思虑之心爱之。爱而超思虑，则爱中蕴蓄有解脱。爱而有思虑，则宛转不能自已，不免于忧伤憔悴。《红楼梦》作者心中，有宝玉为著者之理想境，而作者之精神则是黛玉式。黛玉式之思前想后之精神，与浮士德、维特之思前想后之精神不同，在彼为男性的，而此为女性的。男性之用情，恒为意志欲望所驱率，其思前想后，必求成功。女性之用情，则恒以用情本身为目的，因而其思前想后，亦常唯出于情不自已，而不必求成功。黛玉之爱宝玉，未尝必求其成功，亦早知其不能成功，且不当求其成功。（以一般人间婚姻标准言，宝钗之健美而贤，自更为宝玉之适当配偶，黛玉非不知其蒲柳之质，不克永年也。）黛玉自知不能成功、不当求成功而爱宝玉。其情乃为超意欲、超行动之纯情，其忧伤憔悴，为纯忧伤憔悴。其可悲不在其求成功而不得，如西方之悲剧人物；其可悲，在不敢作成功想，不能有以表现其求，亦不敢以其求为应当。则西方之悲剧人物，其最后绝望之悲浅，而黛玉之悲深。悲之深也，超意欲，超行动，则转为纯粹之身世飘零感、人生之梦幻感、一切之聚散无常感。此黛玉之心情，亦《红楼梦》作者之心情，所表现于此书者也。而作者之所以表现此心情，则又非只托之于黛玉之事，或宝、黛二人之事，乃托之整个荣、宁二国府之兴衰成败，以状一切来自太虚幻境，而归于太虚幻境之历程。人生在世，热闹一场，思其前，不知所自来；思其后，则知世间无不散的筵席。荣、宁二国府之人物，乃合演此中间热闹一场、聚而复散之悲剧。故悲剧虽表现黛玉之精神，而不可只说为黛玉之悲剧，或宝、黛二人之悲剧。因而非西方式之人物悲剧，而是一“人间世界在无常宇宙中之地位”之悲剧。此悲剧中有得解脱者，如宝玉，有未得解脱者，如其余诸人。然得解脱也罢，不得解脱也罢，同在红楼一梦中，同在前后之太虚幻境所包裹之中。太虚幻境以外如何，有上帝乎？无上帝乎？有精神世界乎？无精神世界乎？悲剧之形成，由生存意志乎？由人之罪恶乎？由宇宙之盲目命运乎？由客观社会势力之胁迫乎？盖皆作者所未尝真措思，此其所以与西方悲剧之不同。王国维先生以叔本华之思想讲《红楼梦》，尚有一间未达也。夫《红楼梦》中所显示“人间一切之来自太虚而归于太虚”之情调，亦即同于《水浒》之“纳惊天动地于寂天寞地之中”之情调，而皆可使读之者，心无所住，而证即实而空，即实而虚之妙道，而得一当下之解脱，此中国悲剧之精神价值之所在。然谓《红楼梦》《水浒》著者，皆自觉此理，而著二书以教人以此理，则又误矣，彼等只是如吾人前所谓写如是如是之人间悲剧境界耳。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 第九卷：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国文化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37-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