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现代新儒家的悲剧
文摘
2025-02-03 11:00
山东
“从中文转向英文，从新亚书院到香港中文大学，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新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条现代性道路在中国展开竞争的内战格局，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内部分裂了，形成了与旧民主主义结盟的右翼儒家（新儒家）和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结盟的左翼儒家（法家）。右翼儒家无疑崇尚的是封建贵族儒家，他们理想中的政治就是古代封建地主阶级的士绅阶层与皇权合作形成的‘君臣共治’，这种政体在现代就演变为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的贵族政体。而这个封建地主阶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阶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洋务运动以来就与全球资本主义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费正清所说的新型‘共治’局面，即西方殖民者与依附西方的洋务买办阶层的‘共治’正是这种阶级的政治立场，使得他们全然不理解20世纪‘人民觉醒’之后的时代政治主题，心甘情愿地与西方殖民主义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的新儒家，而且是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的共同政治立场。因此，新儒家宁愿认同并依附美国英国这些西方殖民者建立的世界帝国秩序，也不愿意认同中国人民反抗世界帝国秩序而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一旦离开了中国，离开了强大的中国的政治支撑，新儒家寄生于西方文明秩序中，就不得不放弃对文明的政教秩序和生活方式的建构想象，只能在西方政教秩序脉络中来重新理解和阐释儒家。其结果要么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严格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并按照西方的标准来修正中国儒家文化，让儒家文化符合自由、民主、科学乃至基督教文明的政教理念，其极端就会走向‘丑陋的中国人’的自我殖民心态；要么就是完全无视真切的现实政治生活，只能空谈心性，空养人格，空发弥补西方不足并拯救人类文明的议论，最终成为西方自由主义帝国秩序中多元文化的点缀，就像今天英美大学培养出来的著名儒学大师频繁出现在国际会议上用英文讲述一套标准化的儒家文化理念。这显然不是钱穆、唐君毅这一代新儒家所希望看到的。然而，当他们回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这个时代政治议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其‘花果飘零’的悲剧命运。而儒家的政治性恰恰在于其必须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的建构力量，参与到现实政治的建构中去，从而与中文、中国共同构成相互支撑的文明秩序。正如英文—新教之于英美帝国、俄文—东正教之于俄罗斯—苏联帝国、拉丁文—天主教之于科耶夫幻想中的‘拉丁帝国’一样，中文和儒学若离开中国内地为核心的政治实体，最终只能走向没落、消亡。因此，儒学的政治性在不同的时代必须以不同的问题意识展现出来，其根本在于捍卫使自身文明性格得以展现出来的政治实体的正当性。而在‘大众觉醒’的时代，儒家必须从右翼贵族儒学转向左翼人民儒学，才能开出新文明的新形态。因此，在儒学的发展问题上，不仅是新中国如何吸纳儒学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儒学如何思考并吸纳新中国以及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现代性和人民主体性这些全新的问题。这才是儒学‘新’与‘旧’的区别所在。”强世功：《中国香港：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第182-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