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强调用‘帝国—文明’的解释范式来理解中国香港，不仅仅意在批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范式在理解和解释历史问题和当下全球问题上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想强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文明秩序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帝国体系。西方崛起所推动的现代秩序的转型，必须将其与非西方的关系联系起来才可以理解。西方在现代的崛起恰恰是以其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帝国体系的建立作为前提条件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反思西方思想家为解释西方现代崛起而创造的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话语，而从‘帝国—文明’的理论视角，从全球不同‘帝国—文明’秩序之间的冲突和交融角度，去理解西方的崛起和现代社会的形成。唯有从‘帝国—文明’这些更大的、整全的历史图景和问题意识出发，我们才能看到19世纪以来西方建构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其建构的全球帝国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样，中国崛起又必须以建构新的全球秩序作为想象，这无疑会推动中国建构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在本书的增订过程中，除了补充关于帝国和文明的论述，更加集中于从‘跨文明’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将边疆（香港）作为方法’。此之边疆，尔之中心，此之中心，尔之边疆，边疆的居间性和革命性不仅推动中心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文明和野蛮、中心和边疆会形成质文互动的历史演化。为此，本书的副标题也作了修改，以更符合本书的理论关切。”
强世功：《中国香港：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第5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