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论者认为，钱穆、唐君毅等流亡香港的新儒家被迫寄生于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帝国秩序之中，对殖民统治没有任何批判和反抗能力，而是缴械投降，与殖民主义相互勾结，最终陷入“花果飘零”的悲剧。但如果细读钱穆文本，可以看到帝国问题乃是钱氏学思的重要反思性论题；且恰恰是在赴港以后，透过对港英政府殖民统治的反思，他对该问题的思考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这一点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对西周封建帝国论的修正上。相较于以“帝国—文明”范式重构现代世界秩序，再把香港、中国问题置于其中理解，进而以新边疆为方法，重思现代中国与新世界的路径，钱穆由切近的殖民处境出发，以内化比较的方式回溯中国文明的本源与历史，同时吸收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在历史和世界的双重视角下重思现代中国的命运，并为突破以帝国为主要支柱的世界秩序，寻求天下的新生做出初步探索。本文聚焦于钱穆对西周封建帝国论的修正，在《重返〈国史大纲〉》一书中，阎鸿中、游逸飞等学者已对此有所关注，但缺乏系统性的考察，也未能充分注意殖民地经验与钱穆论述变化的关联。文章节选自任锋、杜立昊：《超越帝国迷思：钱穆秩序论述的三重异议》第一节，载《孔子研究》2024年第6期，感谢作者和《孔子研究》授权转载！
不过钱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师友杂忆》中，他自陈其治学初“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后转向文化学研究，希望“由源寻委，由本达末”，把握中国文化之真生命。在这个过程中，钱氏对帝国的理解也有所变化。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曾称西周为封建帝国，并将周秦之变理解为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他把西周封建看作集团性、私利性、侵略性的武装拓殖，认为它背后以武力贯彻，因此与帝国无异。“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此种形势，正如近代国家海外殖民，亦需有不断的一种力量贯彻连系其间也。若此种力量一旦消失，则全体瓦解矣。” 在他看来，封建帝国的经营依赖组织与联合，即周人通过建立军事控制网络维系自身统治；而在他们难以直接控制的地域，则出于狭义统治需要做出妥协，于是有“兴灭国，继绝世”——“盖耕稼城郭之国，本已先周而有。周人不能尽灭之，以与周之诸侯并存；而此诸邦亦力不敌周人，认为共主，以天子礼奉事之。” 正因如此，帝国内部存在离散化倾向。周室东迁以后，秩序即走向分裂、解体。随之而起的是霸政时期的纷乱斗争，楚、秦两国又被描述为行武力兼并的“帝国主义者”。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对这种过窄的写法有所纠正。尽管他沿袭了此前以西周封建为武装拓殖的说法，但着重指出周人封建“不专在狭义的统治方面打算”，并在对“兴灭国、继绝世”的重新阐发中，提出“西周封建，实在包含着两个系统，和两种意味，一是‘家族’系统的‘政治’意味，一是‘历史’系统的‘文化’意味。前一系统，属于空间的展拓；后一系统，属于时间的绵历。此后中国文化的团结力，完全栽根在‘家族’的与‘历史’的两大系统上。而西周封建制度，便已对此两大系统兼顾并重。可征当时在政治上的实际需要之外，并已表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甚深之意义。” 钱氏意识到组织与联合不足以把握西周的立国精神，因为二者背后预设了“两体对立”的观念，这是“注重在空间方面看的结果”，未能看到“中国史内面深处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他着力挖掘周人的礼治精神，强调国家依礼向心团聚，秩序可以不赖武力维系。不过此时钱氏笔下的西周仍未脱帝国底色，随着核心集团即周王室式微，四方诸侯“涨破封建格子”而走向崩溃。
寄身香港以后，钱穆对殖民地社会有了更切实的人生体验，对西周史的理解也逐步出现新的变化。如果说在1950年发表的《中国社会演变》一文中，他尚且承袭旧说，以西方帝国类比西周封建。那么到1953年在新亚书院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时，就已经做出进一步反思。一方面，钱氏强调周克商并非出于周武王个人之私意，而是商纣政治太坏，于是吊民伐罪，讨伐商朝，后封其子武庚于安阳，这就与英帝国以私意攫取香港，后又不肯归还中国有别。另一方面，他意识到西周帝国说对周公“制礼作乐”之文化与历史意义的遮蔽，申说周公的武力运用是“用手段来完成道德的目的”，“于是周朝以德治天下，有八百年历史”，“中国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历史”，“读西洋史，读罗马史并不好，没有味道，最好读周公的历史。封建制度是中国人的光荣，而且不采用帝国主义。” 这番话并不简单是对西周建国的道德辩护，而是接近于把西周史理解成殷商旧中心失去四方人心—四方拥戴新的中心—后者取而代之并统合四方的历程，这就与帝国的建立模式有别。
在1954年起构思， 并于1956年成稿的《周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钱穆对周公“制礼作乐”做出系统论述。他表彰周公封建为新政治制度的创建，其意义在尊周王室于共主，定天下于一统；封建的主要精神寄托于宗法，由此为政治制度奠立社会伦理根柢；井田制则与二者相辅成，于是封建、宗法、井田三制融凝政治、伦理与经济三方面成一“治体”，故礼成而乐兴，有当于人心之所同乐。钱氏又特别指出，周公创制既非出于情势不得已，着眼于短暂现实需要；亦非限于一姓一族私利，务于周人狭义统治存心；而是循大群公意，同纳万姓百氏于一礼之中，故而有“兴灭国、继绝世”的大义，能确立“天下一家”的高远理想，寓于西周治体的精神意气更历时绵延，维系团结中国文化传统三千年而愈绵延扩大。在这样的阐发下，西周治体完成了多个要素（治道、治人和治法）、多重领域（政治、伦理与经济）的一体同构，展现出和合成体的立国形态，并实现了长时期的延续与演进，这与钱穆对秦汉以后中国立国形态的论述趋于一致。相较而言，帝国创兴的旧见未免促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