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历史建构将历史视为一条单一的意义路线，它从创世开始，经过以色列、犹太教、基督教、罗马和西方神圣帝国的历史，直到当下。18世纪已经摆脱了这种历史建构；最后一个这种类型的历史建构是由波舒哀进行的，但已被伏尔泰的批判性工作取代；中国与印度、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的平行历史已如此明显地跃入眼帘，以至于历史哲学家再也不能忽略它们。但是，黑格尔想要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延续基督教的历史溯源论符号化表达，该层面是一种关于精神（Geist，它在历史中辩证地展开，直到它在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造成的觉醒中达成充分自我反思性的意识为止）的新柏拉图主义、此世论思辨。因此，从他位于一种帝国性当下的立场出发，黑格尔必须应对现实层面的众多事件，它们比那些苏美尔城邦更难归入一条单一的时间性。然而，通过将那些伟大的文明社会解释为前后相继的精神展开阶段，完全无视它们在时间上的同时与先后，他还是实现了那一壮举。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处理。从时间顺序上说，它们必须置于开端。但这样就会打乱帝国以不断增长的自由为目标的向西进军，这种进军从中国和印度开始，经过波斯、希腊和罗马，到达日耳曼世界，其高潮发生在由法国大革命形成的帝国。通过将较早的近东诸帝国降格为较晚出现、征服了近东诸帝国的波斯帝国的下属部分，黑格尔消解了这个问题；他也将同样的命运施加在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身上。通过诸如此类的新奇工作——将‘穆罕默德教’包括在‘日耳曼世界’之中的做法是值得记住的——他设法将错误地资料汇集成一条直线，通向人类的帝国性当下，也通向作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家的他自身。”
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24-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