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变迁当中，知识分子里面有好几种态度。一种是陈寅恪的态度，一种是金岳霖的态度，还有冯友兰的态度、钱穆的态度，都不一样。
金岳霖是批判自己，彻底批判，旧东西表示都不要了。
冯友兰是嫁接式的，想从自己原来的思想体系里边改造出新的东西，把两个凑起来。可是他最后又回到早先的老本上，但最后这个回归的东西在大陆没有出版。
陈寅恪埋头研究，不问不管新的东西，自己搞出一个天地，做他自己的文章。可是他不愿意全面地研究中国。单讲一段，明清之际的变化，用隐喻法。
钱穆是自我流亡，到香港去。
起初我认为是北大不要他，现在看来不大像是不要他。他不愿意回来，避开了。
避开西南联大之后，他不愿回到北京，不愿意参加到……文化圈子里边去，要在外边搞出来东西，继续他的传统现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来到台湾。
……
这几种不同的态度，很有意思。”
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