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与帝国专题丨从帝国终结到天下新生
文摘
2025-02-04 11:00
山东
钱穆对帝国的批评既不是特殊主义取向的正名，也不是中国式帝国主义的确立，而是对西方帝国及其支配性逻辑的异议，这一点同样贯穿于他对现实局势的思考。在钱穆的经世方略中，现代中国立国与世界政治是一体两面的，这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内化于世界的事实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传统“即国家即天下”二重性的延伸。以往研究多以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进行概括，钱穆本人也常常表彰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为纲领，这就导致今人在理解其学思时，容易带入对这一现代意识形态的想象，淡化传统大群主义、天下观念的内在影响，也未能呈现钱氏思想与清季群学的内在关联。进而，在理解其经世方略时，未能妥善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国家与天下的关系，或认为他以国家吸纳天下，损害了传统的普遍精神，陷入特殊主义窠臼；或担忧他的民族情结过强，可能滋生帝国主义危险。二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在国家与社会对峙的框架下审视其学思，未能注意到国家构建与社会构建的关联。为此，不妨以国群主义（立国为本位的大群主义）的说法替代。在《国史大纲》中，钱穆把近代变局置于中唐以来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演进中看待。在他看来，中唐以后，中国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在上王室有专擅之虞，在下社会不能自振奋，大一统国家生出病态。此下未及矫治，西方乘中国内部罹病之际侵入，则使病象愈发加剧，国家建构由此面临三重危机：首先是凝聚共同体的中心价值系统受到挑战。士人群体在西方冲击下逐步失却文化自信力，否弃民族生命本根，一意向外，求变、求新，这就导致原有的中心价值系统失效，但新的中心价值系统未能建立。其次是统合四方的中心政权难以缔构。咸同以降，各省督抚擅权，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之局。至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不可铲灭，这消损了社会元气，阻碍了国家发展。最后则是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政治中心主体不易产生。科举制废除后，上下沟通渠道中断，旧的社会中坚势力即士人逐步分化，新的社会力量中心却未形成，全国缺乏统一有力的领导群体。依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钱穆陈说了以复建大一统国家为核心的立国方案。民族主义指向的是中心价值系统的重建，钱穆视为“明道设教”的问题。他批评时人把古代中国称为帝国，并以构建所谓现代国家为最高理想的说法，强调中国有自身的国家观念和立国实践。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表面来看是古今之争，背后却是以西为尊，要求中国否弃本国传统，一意向外追寻立国之道。但民族与文化乃一体两面，大群和合的文化精神和大一统的立国实践早已在历史演进中与民族生命融为一体。一味抄袭难以与国情相适，更不易凝聚国族，克服一盘散沙的局面。何况取法外国，又以何者为本？“或主步趋英、美，或主追随苏联，国内之政争，将以国外之政情为分野，并将随国外之势力为消长，国家政治基础将永远在外不在内，在人不在我，以此立国，何有宁日。”
因此，立国之道必须自根自生，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确立发扬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心价值系统。这并非守旧、排外，而是面对帝国主义造成的亡国灭种危机，重建立国的精神根基。在确保国内文化独立以后，可逐步吸收国外文化充实、扩大本有传统，最终朝向王道大同进展。民权主义重在中心制度系统的重建，钱穆称为“立法创制”的问题。 他并不是从狭义的政体论视角理解制度建构， 这种路径简单把大一统化约为专制主义：一面聚焦在中央与上层，把国家构建窄化为从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转型；一面则囿于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框架理解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摆脱国家权力控制的思路下审视地方自治问题，预设了二者之间的分别对立。钱穆的着眼点是在平铺散漫的中国社会和帝国主义的外部威胁下，一面重建“共尊共信”的中心，统一国家，树立国权；一面以地方自治恢复社会元气，纳欧西富强政策于传统文化理想，以摆脱“贫弱不治”局面，实现“自生自保”目的；又重在打通政府与社会的通道，使二者一体联结。他特别推崇孙中山“治权”与“政权”的划分，表彰在五权宪法中设立考试权的意义，因为考试制度能够选拔贤才代表民意，组织政府，改进政治，是维系“政民一体”的枢轴制度，也是实现王道政治、全民政治理想的中心制度。钱穆对政治中心主体的思考同样强调能协调融合政府与社会，而非上下分峙、偏重一方。民生主义既是“亲民行政”的问题， 同时也关系到立国之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因此中国文化亦是一种农业文化，将来民生主义完成，中国将为一新的农业国，中国文化亦将为一新的农业文化。”
在对古代中国的理解中，钱穆特别强调它的大陆农国属性，认为农业生产孕育了中国的文化精神，进而生发出大一统的国家理念和国家形态。现代中国如果要重建大一统国家，那么就不能一味向工业文明转型，而是要坚持以农立国，在繁荣农村的前提下采用新科学，完成工业化，确立以新型农业为基础、工农配合的安足主义经济方针。“和平的安足主义，对内将不许私人资本之猖獗；对外将不向帝国侵略主义之途径而趋赴。”
这样既能应对帝国主义的挑战，又能善守吾道，不至于转向帝国主义。钱穆进一步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首要关注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可能连带产生的族群纠纷。这其实超出狭义的经济范畴，而指向多区域、多族群的团结凝聚。为此，立国需要注重区域间的平等发展以及族群调和与文化融凝，并主张定都西安象征“诸族协和与全国均等”。钱穆的立国方案一面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排拒、抵抗，另一面则是对中国大一统国家传统的赓续、更新。但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对世界政治的思考却似乎并不谋求人类一统，而是呈现出多统的面貌，这值得特别注意。钱氏一生与中国之忧患、世界之忧患共终始。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等政治事件，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也有一以贯之的判断。在晚年，他回忆二战时期西南联大几位教授创办《战国策》杂志，认为世界演变必归于统一，或归苏，或归美。钱穆则表示反对，提出“此下世界，应是一个‘由合而分’的局面，决不是一个‘由分而合’的局面。”
在他看来，认为世界必演变归一，实际上主张的是“殖民地争夺之最后一幕，自必为一强之吞并全球”。此种观点并没有摆脱西方的帝国逻辑，对民族解放的新潮流注意不够。倘若将来世界真能有一统局面，决不能以帝国的方式建立，而是应该效法秦汉郡县一统经验。这就是说它应当是各国共同缔构世界中心，中心统合各国，各国向心凝结的过程，而非以帝国主义方式强求齐一。面对西方帝国主义争衡的现实世界局势，钱穆认为世界的新生应当是由合而分再合的三部曲。首先是帝国主义的破除。从前被欧洲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吞并的各民族、各国家能重归自由，获得内部完整之自主。其次是各国文化的新生。他强调当下世界问题最重要的是民族问题、文化问题。抵抗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寻求政治、经济上的解放，更要在文化上自本自根，实现传统的新生，以摆脱西方文明的支配。最后是世界文化的融合，即各民族、各国家能平等互存，相互交流，逐步推进“会通和合，以求归一”的文明化合事业。钱穆最为关切的是第三步。在《文化学大义》中，他曾指出“摆在现代世界人类面前的最要大问题，是在如何各自作文化反省的工夫，如何相互作文化了解的工作，如何合力作文化调协与文化新生的工夫。”
但迫于帝国主义的时代情势，他对前两步的论述更为集中，更多把文化融合问题留待将来，这就使得他表现出一时的赞同多统世界的倾向，在理论上偏重于对帝国的反思而非对世界一统的倡导，重在对各自立国的申说而非新天下的构建。不过钱穆的经世方略虽以立国本位，但终究以天下为依归。他肯定二战以后民族解放的意义， 也称许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人类和平前途一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国家分立和国际联盟的多统方案为终极理想，钱氏只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排拒世界帝国的现实意义上赞同二者，但它们距离“天下性”尚有距离。钱穆所说的天下并非国际，而是“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它指向的是帝国时代终结，各国能够平等共存，并进一步超出分别对立的多统局面，缔构会通和合的大一统世界秩序。这种理想的世界秩序并非以帝国主义方式建立的、以多统为实质的伪一统，而是在各国和平共存、和睦交流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出文化融合的意向并顺此趋势逐步协和团聚。 同样，它也不是列国分别对立的格局，而是各国能够融合凝结成一整体。若以四隅与一方、水流与水滴作譬，“四隅之于一方，水滴之于一流，即部分、即总体。水其总体，水滴其部分，不失其自由、平等、独立之地位，而相互间无所争，乃能融成一总体。”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在世界扮演“中等国家”即中庸之国的角色，安足存藏，不务表现。一方面，彼时中国以“弱国处乱世”， 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阴影下，尚须完成救国保种事业，复建一统国家，自然要采取相对消极的国策。另一方面，则是钱氏依据传统精神察变观通。无论世界抑或中国，当时病症都不在于缺乏奋发有为的意气，而是纷争太过，缺乏节制。这表现在前者不能免于帝国主义争衡，后者则在求变求新风气下引起一系列激变，应以大群和合的中道精神做出矫正。中庸之国一面要抵抗帝国主义的支配，恢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信心，寻求自根自生的立国道路，一面则要学孔子从周，在尊重、持守传统非帝国的、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立国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世界局势下不断拓展与更新，以担当对世界的新使命，过往分峙中西，“亦仅当前人文之一部分，当下当更求人文总全体之出现而完成”；在此意义上，中庸之国虽是“静伏”，但“善守其静，亦可为后起新文化立极”。这是一种藏进取于消极的态度，背后寄寓的正是从帝国终结到天下新生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