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的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在反驳传统中国为帝国这一命题时，或聚焦于概念层面的正名，强调以王朝、大一统、天下等本土概念自我命名；或依托经典文本，抉发中国何以不是帝国、中国文明独特性格何在的经学或哲学原理；或以社会科学的方式，探究中国不是帝国但能持久拓展的历史与秩序机理。无论采取何种路径，钱穆与费孝通的论述事实上构成了相关学者的潜在思想资源。《开放时代》2025年第1期的“走廊中国”专题业已对费孝通先生的思考予以集中讨论，但学界对钱穆先生学思的关注则相对不足。本文编选自任锋、杜立昊：《超越帝国迷思：钱穆秩序论述的三重异议》，载《孔子研究》2024年第6期，感谢作者和《孔子研究》授权刊发！
早在《国史大纲》引论，钱穆就对秦汉与罗马进行比较，并在后来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晚学盲言》等著作中做出进一步深化。在他看来，二者在立国形态上存在差别，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外征服与向心凝结的不同。钱穆指出，“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 在他看来，罗马建国是以一中心向外伸展其势力，征服四围并强加统治，由此实现从中心到四围的空间扩张，并建立中心对四围的政治控制体系的过程，故而需要以武力贯彻始终；但秦汉建国则是四方缔构中心，中心统合四方，四方持续“向心凝结”的历史进程。钱穆把后者置于晚周以下贵族与平民的社会阶级消长与学术思想演进中看待，认为秦汉之所以能够创建大一统国家，并非纯粹政治或军事斗争的结果，而是有汇通融合的文化演进意向作为先导，四方区域与人群得以顺此向中心团聚，共同陶冶凝结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因此，其空间推扩进程展现出与帝国模式貌合神异的样态。
其次是分别对立与和合成体的差异。钱穆认为，罗马由征服而完成，因此在横向上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对立，不同族群无法融凝一致、共筑国族；纵向上则没有摆脱平民与贵族间的阶级分裂局面，政府与社会亦相对立，不能成体，这就导致帝国内部存在离散化的倾向。汉代中国非但完成了国家凝成、民族融合的基业，中心与四方浑然和合，平民与贵族两阶级亦由对立逐步走向消融，选举制度的发展更打通了政府与社会的通道，政府与民众得以一体联结。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氏尚且以帝国与民族国家分判罗马与秦汉，指出“西方习惯称罗马为帝国（Empire），汉代中国决不然，只可称为一国家（Nation）。” 到了《晚学盲言》中，他更为自觉地运用一体化的表述概括二者的差异。钱氏批评罗马帝国的诸部分“各有生命，非同一生命，不能融为一体”，故而不能称之为“生命体”；中国的诸部分则朝向共通性、和合性汇归，它们的分别性、差异性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被抹杀，而是得到保留、尊重和超越，如此缔构的国家乃是全民族大群融合凝结的“生命总体”。
最后是异体变动与同体转化的分野。钱穆指出，罗马帝国与希腊城邦、现代民族国家分属不同生命体，彼此不相衔接；但秦汉一统则前承晚周以下文化演进意向，后启隋唐统一盛运再临。他把二者的分际进一步概括为异体变动与同体转化的差别，前者意谓诸国家形态建立并非前后承续，而是变动、更替的，后者则有一贯的国家大传统，国史只在此根本上有转化、绵延，其间虽偶有分裂，元、清两代有少数民族入主，但中国之为中国则一体相承。两种历史形态是横剖面上离散化与一体化秩序推扩至历史文化演进的结果。钱穆认为古罗马未能完成内部的一体同构，对外又重在空间扩张，因此内、外常处于斗争纷乱状态下，虽可以震烁一时，但最终只能以覆灭为终局，未能确立恒久的国家传统。秦汉则逐步朝向浑然一体的秩序演进，其立国不务于对外征服，而重在四方向中心的融合凝结，因此既能实现内部安足维系，外部力量亦能与我相融合而内化；此种内化并非以征服实现，恃强力支撑，而是顺着文化陶冶，层层团结，步步扩展，故而国史能够和平进展，可大可久。
可见，钱穆之所以反对以帝国指称秦汉以后中国王朝，并不简单是因为它是一个西方名词，不能随意挪用来看待本国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以帝国框架笼统处理秦汉以后中国的大一统立国实践，遮蔽了二者在立国形态上的根本差异，非但没有把握秩序的内在机理，也未能深入中西各自的文化精神，只是在表面的相似性上做文章。钱穆把和合性看作秦汉以后中国立国的根本精神。由于这一文化精神由四方汇聚而成，因此无须由核心地域集团向外推扩，强求四方接受；相反，它能够表现出向心凝结的潜力，四方地域与人群得以自然地趋向于凝聚与统一。与之相对，帝国的文化愿景则服务于核心地域集团的私利。出于狭义统治的需要，核心集团以对外征服的方式攫取空间和资源，扩充自身权力；无论制度建构、人事任用抑或王朝兴衰，都需要根据支配性的中心得到理解，这与中国文化精神相去甚远。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反对把汉、唐称为汉帝国、唐帝国，而是斥之为“妄称”，“因为汉代、唐代都是中国人向心凝结所组成的政府名称。重要的还是一和合性。”
……
在对帝国与大一统国家的辨异中，钱穆揭示了古代中国国家形态的三个特征，即向心凝结、和合成体与同体转化，他认为这种立国形态是由大型农国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孕育的。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氏区分了三种文化类型：农业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相较于后两者，农耕可以自给，因此无须向外求取而可内部安足；农业生活讲究顺应天地自然，因此贵天人相应、物我一体，不崇尚天人之间、人群之间的分别对立；农人与其耕地紧密相连，家族世代于此繁衍生息，故而重视时间绵延，不务空间拓展。而农业文化又有大型与小型之别。小型农国受限于环境，文化生命容易夭折。中国则为大型农国，能够克服外部威胁维系常存，农业文化得以绵延千年，融入中国民族生命。
在钱穆看来，中国的大型农业文化逐步孕育出一种独特的人道观念。它并不以“个人发见”为核心，而是以“大群和合”为要义，故而中国古人不以小己各自孤立、隔膜敌对为人生理想，而是讲究人心感通、和合成群。在这样的大群主义观念中，家庭是大群的柱石，孝弟为群道的本根。钱穆把孝弟看作“人类超个体而相互感通的一种心境。‘孝’是时间之直通，‘弟’是空间之横通”， 合而为人心超乎小己而互感互通的示例。家庭则是教人以性情道义，使人懂得人群相处之道的场所，这是大群融凝一体最基本的典范。由家的观念逐步推扩，在“横通”上，中国古人得以从狭义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中解放出来，有一天下观念超乎二者之上，以把整个人类织成一片为最终理想。在“直通”上，则衍生出时间绵延的意识，在文化大传统中，小己以留存于大群公心为不朽，大群则贵“绵延其博厚悠久之文化生命于不息”。钱穆把古人的民族、宗教与国家观念看作这一人道观念的外层，由其推衍而出；三者关联共通，融为整体，促成了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立国实践。
钱穆固然常以民族国家指代大一统国家，但他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中内含的狭隘民族观和国家观始终有所排拒，而是强调古代中国“即国家即天下”的二重性特征。在中国传统中，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从上古到先秦，中国完成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基业。秦汉承此而起，其立国实践既是大一统文治政府渐次创建的三部曲，同时也是建设世界政府的三步进程。“在当时中国人眼光里，中国即是整个的世界，即是整个的天下。中国人便等于这世界中整个的人类。当时所谓‘王天下’，实即等于现代人理想中的创建‘世界政府’。凡属世界人类文化照耀的地方，都统属于惟一政府之下，受同一的统治。‘民族’与‘国家’，其意义即无异于‘人类’与‘世界’。” 由于天下内化于中国，中国内化于天下。因此，中国无须谋求对外扩张，以武力征服天下，而是“常向内看”，重在文化陶铸，四方顺此方向朝中心团聚凝结；由于向内看意谓“看一切东西都在他自己的里面，这样便成为自我一体浑然存在”，故而秩序构建以一体化为理想形态，并特别注意在根本上成长，长时间绵延；而非认为一切东西都在外面，衍生出敌我分别、两体对立的观念，内外不能和合一体，永远处于斗争纷乱之下，更不能恒久存续。可以说，大一统国家向心凝结、和合成体与同体转化的特征也是“即国家即天下”二重性的外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