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精神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围，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围之征服。罗马如于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烁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33页。
罗马政府的性质，论其原始也和希腊市府一般。后来逐步向外伸张，始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一个帝国之组织，有它的中心即罗马城，与其四围之征服地。这是在帝国内部显然对立的两个部分。至于中国汉代，其开始并没有一个像希腊市府般的基本中心，汉代的中国，大体上依然承袭春秋、战国时代来，只在其内部组织上，起了一种新变化。这一种变化，即……由封建式的统一转变成为郡县式的统一。因此汉代中国，我们只可说他有了一种新组织，却不能说他遇到一个新的征服者。罗马帝国由征服而完成，汉代中国则不然。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他二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商、周时代，国家体制早已逐渐完成了。一到汉代，在他内部，另有一番新的政治组织之酝酿与转化。因此在罗马帝国里面，显然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两部分之对立，而在汉代中国，则浑然整然，只是一体相承，并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区分。西方习惯称罗马为帝国（Empire），汉代中国决不然，只可称为一国家（Nation）。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