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早在17世纪就批评了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形而上学，但是他们的批评在哲学意义上并不是革命性的。他们也批评了当时的社会状态，不过作为社会批判者，他们完全是儒家式的：人们背离了中国文明的固有理想。他们的中国是[一个世界，是]‘天下’，其中传统价值具有权威。然而，在20世纪初，反儒家的批评者批判中国当时的状况，认为灾难的源头并非摒弃了那些固有理想，而是因为充满奴性地盲目尊崇固有理想，因为它们僵硬死板；他们的中国是一个‘国’（nation），在其中传统价值被责难为专制。”【133】（pp.98-99.）
“‘天下’指的是（中国的）帝国——换言之，即‘世界’；作为‘天下’的中国就是世界。而‘国’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单位，在先秦时代是‘天下’的一部分，而在现代世界指的是民族国家。但是‘天下’和‘国’的意义并不能在这些简单的、意义独立成立的英语对应词中真正表现出来；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在现代，其中一个词的定义都与另一个词相关，都意味着与另一个词的比较。在先秦，正是与作为权力体系的‘国’相对，才定义了作为价值体系的‘天下’。但是，对价值的宣称是具有绝对性的，如果其正当性受到质疑，对这种宣称的尊崇就成了奴性的表现，而非文明的表现。‘天下’是先决概念，支配性概念，定义了‘国’的概念，而正是与之对比，‘国’才在后世被定义为某种非传统的自由探索的领域。正如中国虽然持续存在，但一直在发生变化，‘天下’与‘国’之间的联系也一直存在，其内涵却有所变化，对二者的尊崇程度也都分别有变。…促成这些变化的东西本身是不变的：中国人需要一个不受任何失败削弱的中国。17世纪，满人征服了中国的政治力量，因而作为‘天下’的中国，也即完美无缺的抽象意义上的文明，才是受到被征服者颂扬的中国。然而，后来中国仍处于旧的被征服状态，却又开始面对新的征服。对许多中国人而言，19、20世纪之交，中国似乎正在失去其‘天下’的头衔，失去其作为一种文化的尊严。他们急于放弃中国拥有价值的无望宣言，通过改变文化的价值来加强政治力量，从作为‘天下’的中国的失败中，把握住作为‘国’的中国的胜利。”【133-134】
“在很大程度上，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是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天下’的观念的确曾经与某种‘道’相符，也即儒家之道，而儒家是主要的本土中国传统；当因为种种原因现代中国人为了中国而转向西方之道时，尊崇民族国家更甚于文化，尊崇‘国’更甚于‘天下’，就是他们的策略之一。他们认为，若文化的改变于国有利，则文化就应该被改变。这一评判标准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有助益。用这一策略，人们既能够感到与传统一刀两断是正当的，又能够在缅怀传统的衰亡时受到抚慰。”【138】（pp.103-104.）
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刘文楠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