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样的文明国家话语是那些（苦于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西方人将其理由归为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过去，而提出的概念。这一点，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着手分析中国政治的）白鲁恂（Lucian W. Pye）早期所使用的这个概念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如果从西方的角度考虑，就如同欧洲的罗马帝国延续至今，而且现在又想以“一个国民国家”的形式存在，并称“中国不是从属于国家群（the family of nations）的又一个国民国家，而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国家（a civilization-state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但是最近中国也引入了文明国家这一概念，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用“文明国家”来表达在现代化与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取得成功后的自信及对本国文明的肯定。其代表人物是甘阳。他认为，20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但21世纪的中心任务是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重新将中国建设成“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
上述西方学者的文明国家话语似乎对甘阳提出文明国家的主张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他认为，认真对待中国的多数研究者都会同意中国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具有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甘阳直接引用白鲁恂所提出的“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国家”这一表述，并指出这是西方政治学界的流行说法。进而，他也从中国的近代思想资源中寻找其根据。他指出，梁启超在构思“新民说”（1902～1906年）时，虽然只考虑到建立民族国家这一短期任务，但十几年之后，当发表《〈大中华〉杂志发刊词》（1915年）和《中国与土耳其之异》（1915年）时，已注意到“大中华文明国家”的长期愿景。他认为，梁启超亦注意到构成“国性”的核心是文明性，所以应该将此资源视为21世纪的中国思想界的出发点。为了主张要回归过去的中国文明，他甚至主张“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
笔者认为，我们无法不从他的主张中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欲望。他为了强调中国的“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成功，将土耳其的例子称为“自宫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提出希望中国不要像“自我撕裂的”、 “三流国家”土耳其那样，成为西方的属国。在此，有必要明确点出，白鲁恂所提出的文明国家不仅仅是指中国，其他的许多亚洲国家都可以应用此概念。同时，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文明国家的概念是否可以这么一直适用于中国。
白永瑞：《中华帝国论在东亚的意义：探索批判性的中国研究》，《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第85-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