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叙事中，中国被描述为一种非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反民主的）政治形式，一种与地域广阔的农业文化（非城邦的、商业的或工业的）相关联的生产形态的组织者，一种多民族的、依赖文化认同的（而非民族和政治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或‘文明’，一种自我中心的、朝贡体系的（而非形式平等的、条约体制的）世界体系或大陆；上述诸特征不但构成了中华帝国与欧洲近代国家及其文化的区别，而且也构成了中国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鸿沟。与此相反，在作为国家的中国叙述中，中国至少从北宋时代起即已包含了民族主义的认同模式、商业主义的经济关系、繁荣昌盛的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行政系统、超越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模式、平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源远流长的科学技术传统和世俗化的儒学世界观，以及四通八达的国际交往形式——在对这些历史现象的调查和描述中，中国提供了一种平行于欧洲近代文明的现代性模式。上述两种叙事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并从不同的角度灵活地转化为一些更为微妙的叙述。”【2】
“在这一时代的欧洲知识的框架内，帝国概念及其运动具有如下特征：一、帝国是一个与民族—国家相对立的政治/经济范畴；二、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这种对立关系被组织在一种时间性的关系之中，或者说，一种以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的历史时间的进化过程之中；三、民族—国家与帝国的这一二元对立关系可以展现为西方与非西方的时间性的空间关系之中，即作为民族—国家的西方和作为帝国的非西方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现在与过去、进步与落后等时间性范畴进行阐释。西欧封建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这一对比关系被转化为欧洲民族国家与亚洲帝国（中国、伊斯兰、俄罗斯、卧莫尔等）的对比关系：通过论证西欧国家与亚洲帝国的历史联系和区别，欧洲的国家、法律、经济、语言、宗教、哲学以及地理环境的诸种特征获得了自我确证的机会。这种欧洲自我确证的努力建立在一种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历史观和理论前提之上，从而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立即被视为亚洲国家特色的专制主义帝国实际上是从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文化的归纳中衍生出来的。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成为欧洲的本质属性和‘世界历史’的归宿地，而帝国概念则与亚洲——尤其是伊斯兰、中国和卧莫尔——这一地理范畴产生了历史性的联系。
在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等欧洲作者建立的亚洲与欧洲的对比关系中，亚洲和欧洲的形象按照一种目的论的框架展开为两种对立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形态，即帝国与国家、农耕与工业或贸易。在这个二元论框架中，亚洲概念具备如下特征：与欧洲近代国家或君主国家形成对照的多民族帝国，与欧洲近代法律和政治体制构成对立的政治专制主义，与欧洲的城邦和贸易生活完全不同的游牧和农耕的生产方式，等等。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那个时代的欧洲思想家们对于中国的叙述及其修辞策略。例如，孟德斯鸠断然地否定一些传教士和欧洲启蒙运动关于中国的政治、法律、风俗和文化的较为肯定的描述（这些描述曾经为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对中国的肯定性描述提供过灵感），进而以‘专制’和‘帝国’概念囊括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根据他的经典描述，帝国的主要特征是：最高统治者以军事权力为依托垄断所有的财产分配权，从而消灭了可以制衡君主权力的贵族体制，遏制了分立的民族—国家的产生。在这个叙述中，不仅缺乏奥斯曼、卧莫尔、俄罗斯、清朝等‘亚洲帝国’的各自特征的描述，而且也不可能提供一种产生于互动和混杂关系中的社会形象。在孟德斯鸠的想象中，中国历史中的战争、征服和各种社会交往均无法改变这个社会作为帝国的特征，用他的话说：‘中国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它的法律。在那里，习惯、风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个东西。’这个看法与杜赫德等早期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观点极为相似，即认为四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法律、语言、服装、道德、风俗和习惯始终保持着同一性，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一省略历史变化和历史互动的‘文化主义’视野内，亚洲没有历史，不存在产生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动力——这个现代性的核心是‘国家’及其法的体系，以及城邦的和贸易的生活方式”【30-32】
“由于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扩张被视为世界历史的高级阶段和目的，从而亚洲及其上述特征被视为世界历史的低级阶段。在这一语境中，亚洲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而且也是一种文明的形式，它代表了一种与欧洲民族—国家相对立的政治形式，一种与欧洲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形态，一种从无历史状况向历史状态的过渡形式。如果是帝国/国家二元论侧重于政治结构和认同模式的描述，亚洲/欧洲二元论侧重于地理关系的描述，那么，文明论的框架则将上述政治结构、认同模式和地理关系组织在传统与现代的时间逻辑之中。一方面，在从封建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西欧语境中，专制主义概念与广大帝国的概念存在紧密联系，从而‘国家’这一与帝国相对立的范畴获得了它的价值上的和历史上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当欧洲资本主义的触角逐渐覆盖整个地球之时，这一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也就成为欧洲或西方确立自己的认同并建立自己的‘世界历史’时的内在结构。这一亚洲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叙述为欧洲知识分子、亚洲革命者和改革者，以及历史学家提供了描述世界历史和亚洲社会、制定革命与改革方略和勾画亚洲的过去与未来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亚洲帝国的叙述内在于欧洲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叙述，并为殖民者和革命者制定他们的截然相反的历史蓝图提供了相近的叙述框架，这个框架的三个中心主题和关键概念是帝国、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19世纪至今，几乎所有的亚洲话语都与这三个中心主题和关键概念发生着这样的或那样的联系。因此，亚洲农业帝国的形象又是在18-19世纪欧洲人形成的新的欧洲认同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33-3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上卷 第一部 理与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