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国家理性，我们看到一种时间、一种历史的和政治的时间显露出来，它不同于统治了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代的时间，它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时间是不确定的，是一种永久性的、保守的治理的时间。因此，第一点，就是没有来源问题，没有基础问题，没有合法性问题，也没有朝代问题。即使马基雅维里提出的如何治理的问题，也是在给出了已经获得权力的前提下——是继承权力，还是通过纂夺、征服取得权力，治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现在，这些问题都不会被牵扯进来，或者即使被牵扯进来，也居于次要地位。治理的艺术和国家理性不再提出来源的问题。已经在治理了，已经在国家理性当中了，已经在国家里面了。
第二点，不仅没有来源的问题可以用来干扰治理的艺术，而且终点问题也不应该被提出。这一点可能比第一点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国家理性和由国家理性指挥的治理，都不会关心个人的救赎。甚至都不会去研究什么历史终点之类的问题，或者历史时间的终点、历史时间和永远之间的连接点问题。因此，完全没有末世帝国的梦想之类的东西，而后者则在中世纪的宗教和历史前景畅想中居于统治地位。毕竟，在中世纪，人们所处的时间，应该会在某一时刻变成一种统一的时间，帝国的普世性的时间，在帝国中，一切区别都会消失，这个普天下的帝国会宣告耶稣的归来，也会成为上演耶稣回来的舞台。帝国，最后的帝国，普天下的帝国，不管是凯撒的帝国还是教会的帝国，仍然是萦绕着中世纪的前景畅想的东西，这么说来就没有无限制的治理。没有国家或王国会注定无限制地在时间中重复。而现在，与此相反，我们的前景是：历史时间是不确定的。政治性也是无限制的，我们看不到终结，看不到末尾。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历史性中，因为治理艺术具有无限制的特点。
尽管我们在后文中会提到一些可能会修正永久和平的观点的东西，但这个观点将取代末世帝国的观点，并成为人们梦想中的总是停留在国家状态的国家之间的纽带。而在中世纪，末世帝国将所有特殊性、所有的王国融合成了一种唯一的君主权形式，普世和平的观点在中世纪已经存在，但总是作为末世帝国或者教会帝国的一个方面而存在。也就是说，普世和平不会是某一个世俗的或精神的帝国实现统一的结果，而是指如果的确一切顺利的话，不同国家能够共同存在，相互之间保持一种平衡，防止其中某一个国家统治另外的国家。普世和平指的是，在多样性中、通过多样性，取得稳定，这种多样性是平衡的，因而完全不同于末世帝国的观点。然后这个无限制的政治性的观点会被修正，被进步的观点、在人们的幸福中进步的观点修正。”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0-3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