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
后学于此亦具同感。常思治史极非易事，必当精深而又能见其大。精为基本功，然并不顶难，能深入而又能见其大，则甚难。若于大问题下断语能恰到好处，则极难矣。盖在此分际，最易犯先生所谓“太整齐的系统”化之毛病也。后学常常反省，即觉时有此病。不但浅薄如后学者，即笃实如寅恪先生者，遇大问题常常犯此病，乃知“允执厥中”实殊难做到。
——林磊：《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第135-136页。
至于增补出处，承先生早年相告，系陈寅恪先生意见，但我并不以为然。盖此书以通识擅胜，与考证之作大异。考据之作，重在实证，必须一字一句明其来历。如无明显具体论据，必当详为辩解，为之证明；但不当议于通识著作。通识之作，尤其通识，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就一个时代言，须综观全局，作扼要说明；就前后时代言，须原始要终，通变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点滴考证。核实论之，一部通识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证功夫为基础，缺乏考证功夫与经验，即很难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识性论点；但不能要求其叙事论说之尽合乎考证标准。
还有一层，有些大问题，只能凭作者的才智与深厚学力，提出简要的慧解，很难在有限篇幅中原原本本加以证明；只有让看书多、程度深的读者，循此慧解的线索，自己体会，获得了解。此等处，一点一滴的考证方法，几难有用武之地，何能事事注明出处？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