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美元三部曲”:《石油英镑》《石油央行》《石油美元》
一
1979年初,邓小平在访美的飞机上提到,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国家普遍取得了经济发展。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访问了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五国;同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曾被称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新加坡。其时,西德早已经完成战后西方经济复苏中的第一个奇迹,日本GDP则在1968年超越西德,位居西方阵营第二。邓小平访日之时,正值西方国家讨论“日本经济奇迹”、酝酿着后来学者所称“日本第一”的当口。先进工业化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要求决策者思考这种变化的原因。美国是西方的领导者,西德、日本和新加坡的经济成绩,离不开美国的帮助。这是前述邓小平访美时的背景。
不过,1979年前后,恰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形势处于低谷之时。
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滞胀还在持续,第二次石油危机已在路上,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公开表示“美国公众没了信心”。美国双赤字攀升,美元遭遇了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代表美国参加中美建交美国驻华大使馆开馆仪式并同中国商讨第一个双边贸易协议的传奇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曾急赴沙特,劝后者继续将“石油美元”回流美国,购买美国国债、维护美元汇率稳定。1978年,在波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希望西德、日本能共同发挥“西方经济火车头”的作用,但效果不明显,后两者继续靠向美国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也是在1979年,随着沃尔克接任美联储主席,其强势货币政策逆转了美元颓势,油价在1982年见顶后快速回落,加之西方经济体之间的资本流动管制放松,全球资本流动开启新阶段。这期间,“石油美元”逐渐让位给日本的“贸易黑字美元”,美国步入“大缓和”时期,西方经济随之走出停滞困扰,实现稳步增长。
日本和沙特自冷战之初即被美国纳入己方阵营,而当时的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既无经历也无缘,有限的外汇储备选择的是日渐没落的英镑。改革开放的决策者及研究者对战后货币和贸易秩序尚处于学习阶段。比如:什么是合资企业?面对拉美债务危机,中国是否准备大规模利用外资?在美国官员建议中国加入GATT时,国内相关方面最初的反应如何?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包括人力资源、知识储备等基础设施方面还准备不足。对中国经济而言,开放首先是一个学习过程,美国经济在1980年前后的触底反弹,给当时的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提出,中国跻身国际经济体系的步伐加快。其后的9年里,中美经贸关系波折与进展并存,但与中国的期望相距甚远。中国自2001年12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才真正全面参与全球化,经济总量和社会福祉均大幅提升,在历史上前所未有:GDP超过德、日;此前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劳动力,可以通过其在纽约第五大道上销售的产品获得货币收入;可同时享受双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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