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该是最高兴的一位。凭借特朗普对以色列的长期支持，内塔尼亚胡有望在中东地区继续推行强硬政策，借助美国的支持掌控更多地区话语权。在特朗普的庇护下，以色列可以在未来数年更为大胆地推进其在中东的战略目标，而无需担心国际上太多的掣肘。
相比之下，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或许正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头痛。过去几个月里，他曾多次公开批评特朗普，如今在特朗普上台后，泽连斯基可能会因这一系列言论而面临冷遇与打击。
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的心情也同样忐忑。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依靠美国的支持对中国展开对抗，但特朗普的回归却使这一局势变得不确定。考虑到特朗普一贯对地区事务兴趣不大，小马科斯或许会重新考量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避免将菲律宾拖入尴尬境地。
同样陷入困境的还有日韩两国。早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他便向日韩提出要他们承担更高的“保护费”，并暗示如果无法支付这笔巨款，美军将会减少在亚洲的驻军。如今，特朗普再次当选，并传出计划要求韩国每年缴纳100亿美元保护费的消息，日韩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对日韩来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下意味着更高的外交成本。
特朗普的归来无疑也让中美关系再度紧绷。不同于2016年，这次特朗普不仅拿下普选票，还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支持，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也偏向共和党，使得美国三权分立的机制对特朗普几乎没有制约。在如此权力集中下，特朗普很可能更加大胆地推行对华强硬政策，不会比拜登的压力小。
而与拜登不同的是，特朗普并不关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是只看利益。他曾公开表示对中国的治理效率充满羡慕，在他眼中，中国在贸易上对美国造成巨大逆差，是美国的“对手”。但特朗普的敌我观念非常简单直接：只要能让美国获利，关系好坏都可以灵活变动。
这一利益至上的态度不仅对中国适用，对美国传统盟友如日韩、北约等同样如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逻辑下，盟友的价值只是工具，一旦触及美国利益，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向盟友“追债”。也正因为此，唯有以色列在他心中例外，享有无条件的支持和默契。
这种对利益的执着甚至让特朗普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显得更加务实。例如在沙特问题上，尽管“卡舒吉事件”引发国际社会谴责，特朗普却依旧站在沙特一边，原因无他，沙特向美国支付了巨额军购费用。对特朗普来说，“自由民主”只是标签，真正重要的是能否为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尽管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仍会保持强硬，但他不倾向于通过联盟来围堵中国，而是更愿意通过单边博弈直接施压。虽然特朗普曾威胁说若中国对台动武，将对中国商品加征200%的关税，但从实际效果看，已有的关税举措已经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对中美贸易的态度出发点更多是“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博弈，因此在他领导下的中美关系虽充满挑战，但也可能带来一些缓和的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商业盟友、亿万富翁马斯克在特朗普当选后迅速要求将其在台供应链转移至其他地区，理由是担忧台海的地缘政治风险。尽管此举似乎是对台海局势的警觉，但更可能是因特朗普对台政策有更激进行动的潜在风险。特朗普并非和平主义者，其首个任期内曾下令炸死伊朗将军苏莱曼尼，而此次他重返权力中心，并不会轻易放弃在台海问题上的主动权。
马斯克的举动似乎预示着台海紧张局势的升级。在特朗普的利益驱动下，美国或许在未来数年内会对台海进行更多军事干预，而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需要加强准备，随时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往往会在“有利可图”时采取冒险行动，这也给亚太地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