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晚饭后散步的时候，经常讲大跃进中的各种洋相。他了解的情况多。刘英的弟弟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和我们很熟。他跟我们说：炼什么钢铁？好好的钢反而变成了烧结铁，质量更坏了。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烧结铁，原来是不知道的。这种话他不能在冶金部里说，只能在遇见他的亲戚朋友时讲。废钢本来可以炼成好钢，可是全国把好多废钢废铁放在土高炉里炼，变成烧结铁了，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那时候工作忙得要死。有一次，大家都去劳动，修人民大会堂去了。我想，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之一，我连一锹土都不挖不行，就劳动去了。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在那儿挖坑，中午来了一个电话，叫我马上回去。陈毅要召开党组会。他把我批了一通：这个何方，赶浪头！听说人家去劳动，他也去劳动！
出了什么问题呢？尼泊尔来了一个紧急电报，文电科的一位同志压了四个钟头。周恩来发脾气了：这么重要的电报，人家紧急请示的事情，谁压的？查！一声号令，就查到了文电科这位同志了。再查，又查到我的头上。我是什么责任呢？办公厅日常工作归我管。领导中途把我叫回来，不准我劳动了，而且以后也不准我再去。陈毅批评我，你为什么不把文电管好？
大跃进一开始，张闻天不是毫不动心。他也有点头脑发热，觉得中国的发展应该快一点。后来各种各样的事情出来之后，张闻天发现有点不对头，但也不敢说什么。有一些事，他是不干的。
一、不在后院种庄稼。
人家要求外交部在部内挖坑，在门口也挖坑。外交部门外已经把人行道挖开了，种上了小麦，一直种到了大华电影院门口。那小麦只长出这么高，简直是开玩笑。
二、外交部不炼铁。张闻天说，胡闹！炼什么铁？你能炼铁？你知道钢是怎么个炼法？又没有铁矿石！他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一瓢冷水泼下去，中央机关党委就来干涉了，说，你们不响应中央号召。但他们又不敢惹张闻天，张闻天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机关党委就批评外交部机关党委。部机关党委说，部党组不让我们搞啊。
三、外交部不搞外交公社。当时，教育部已经变成教育公社了。钱俊瑞当时挂了两个帅印，既是文化部党组书记，又是教育部党组书记。大跃进时，他把教育部搞成公社了。以后，大家就都成了公社社员，他就和大家一律平等了。钱俊瑞和张致祥都拿了杆枪，在文化部的门口站岗，一站四个钟头。以此表现他跟普通人一样，轮到他，他就站岗。
各部委之间互相取经，外交部要不要公社化呀？于是外交部党组就讨论开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章汉夫。他说，拿一杆枪站四个钟头的岗，我可站不了。他血压高到二百多，胖乎乎的，让他在那儿立正站四个钟头，他受得了吗？
外交部的干部既没在部里、也没派到外面去大炼钢铁。后来人家批评外交部搞特殊化。特殊化就特殊化吧！
大跃进时代，我一开始头脑也发点热。因为全国都那样讲，让人半信半疑。说一亩地产几百斤粮食还相信。可陈毅回来讲，四川一亩地生产一百多万斤白薯。这简直不可想象。一百多万斤堆起来，那不是堆成山了？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了。
原来部里弄了些炉子，张闻天回来后给扒了。大跃进外交部比较稳，虽然受了机关党委的若干次批评，但是中央不管。我觉得当时周恩来心里也是亮堂的。中国的领导人多数在思想上并不糊涂，但是个人崇拜的体制使得你必须跟着走。大跃进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类问题。所以，张闻天后来也就只是应付，回来就当笑话说说。后来人家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检讨过。人家都热火朝天地搞大跃进，我们竟说些不满的话。广东省委副书记区梦觉告诉张闻天，真饿死人了。
我还跟着外交部领导到徐水去参观。是和张闻天、姬鹏飞他们一起去的。徐水是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一九六二年就要进入共产主义，日程排得非常明确。墙上有个大表：哪一年、哪一月要达到什么标准。他们把一九六二年食堂的饭菜都排出来了：一个人每天平均有多少牛奶、多少猪肉、多少蛋。
到徐水，要参观毛主席摸过的一株棉花。那株棉花上面系着红飘带。毛泽东是不是真的摸过那株棉桃，我弄不清。但它确实长得特别高。《人民日报》还登了《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写到，毛主席问他们：你们县有多少人？
徐水人回答：三十多万人。
毛主席问：打多少粮食？
答：十一亿斤粮食。
毛主席问：你们搞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呀？你们考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答：我们没考虑到。
毛说，你们得看远一点啊，得看到这个问题呀。
后来，我到江西去视察，他们说：我们光用粮食就能把美帝国主义给埋了。你看厉害不厉害？
粮食多了怎么办？当时徐水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们就说要加工。因为毛主席已经有指示：要建立一千多个化肥厂，得出产品。毛泽东在那儿视察了三个县。视察后这三个县立即回去重新开会，进一步提高办厂的指标。因为原来报数额时，有好多问题没有考虑到。毛主席看了《土壤学》、《种植学》，就用来指导全国了。他说，你光有氮肥不行啊，还得有磷肥呀！他知道这个道理。他问：你们那儿磷肥怎么解决呀？好，第二天磷肥厂就要产量上千了。一个县一百多个磷肥厂要上马。徐水每亩地打七八百斤粮食，另外两个县无论如何也得来个一千斤。这样，计划就上去了。
我们参观的时候，全国公社化三个月了。最有意思也是让老太太们排队跑步。这些小脚老太太，一说立正，两个小脚就立正了，然后跑起步来。小脚老太太怎么会跑步呢？军事化了嘛，她们已经按连排营编下去了。
毛主席一声号令：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都公社化了。1955年说是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全国敲锣打鼓。卖豆腐脑的也进入社会主义了。进入了以后，人们没豆腐脑吃了。陈云提了个意见说：是不是有些小摊、比如馄饨摊先不合作化？后来说，不行，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得搞掉。这一搞掉，完了，大家都没馄饨吃了。那个时候什么羊肚、油茶、炒肝等等名堂，我们平时早上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就集中吃豆腐脑等三两种东西了，其余的东西都被“化”掉了。
一九五八年的气候确实是风调雨顺。第一是气候好，第二是肥料足。那时候为了搞到炕肥，把房子都扒了。清朝建的那些墙确实是肥，把它砸碎弄到地里，庄稼长得很好。我们到保定的河北大学、农业大学去参观，正在院子里挖坑，坑挖得起码有五尺深。地里也是一样，这里一个坑，那里一个坑，都是五、六尺深，要深耕密植。农大要做试验：究竟坑挖得多深才叫好？因为毛主席也没说清楚究竟挖多深。但是起码要比以前深个四、五尺吧。深度是有了，可是却把生土给翻上来了，不长粮食了，搞坏了。
一九五八年除“四害”，全国打麻雀。我的儿子也跟着打麻雀。好多人为了打麻雀把腿都摔断了。
几年前，一些俄罗斯老专家访问中国，俄罗斯驻中国大使罗高寿请我们吃饭。我当时还是中俄友好协会的副会长。那天吃饭的时候，有个俄罗斯专家说，你们国家的麻雀还是我给救下来的。他告诉我，苏联专家解剖了七、八十个麻雀，发现麻雀的胃里害虫占三分之二，粮食还占不到三分之一。他们把这个结果报呈给毛主席。洋人不怕毛主席。一开始，有人对打麻雀提出质疑，毛主席在大会上讲，这打麻雀打错了没关系。我们没有麻雀了，将来我们再从苏联捉两只麻雀来，不是就繁殖起来了吗？看了这个报告，毛说，好，好，不打了。他就把麻雀改成了臭虫了。谭震林管农业。他做报告说：现在，除四害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麻雀也打得差不多了，粮食也获得了大丰收，因此，也不怕它吃了。最后他说，麻雀不打了。就是这样宣布不打麻雀了，也没说打错了。
从徐水回来以后，大家稍微清醒了一点，虽然大跃进还得贯彻，但是不那么紧跟了。
全国大跃进了，外交部也得跃进呀！外交怎么个跃进法呢？就是要多建几个使馆，用这来表示跃进的意思。外交部提出了自己的建交指标：今年得多建多少多少个使馆。建馆是需要一大笔钱的。
我负责起草过去一年国际形势的总结和下一年外交工作的规划，这是要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儿去的。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一九五七年。我把一九五六年形势的总结写完了以后，在来年的规划中说，今年要新建十三个使馆。这是我提出来的。张闻天不管这事。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我估计可能会同多少个国家建交，建一个使馆得花费多少钱，建馆、买地、盖房子、派人，得准备多少干部。报告出来后，财政部不敢吭声，就听外交部的。外交部说要建馆，他敢说不建呀？所以每年照例都能把钱拿回来。使馆后来建不成也没办法。最后也不晓得为建馆拨的钱都干什么花掉了，我也没再管这事。
直到后来很久，还有人抱怨说我。其实，我是受张闻天的影响，太注意节约了，建馆时尽量地少花钱。1958年驻苏联使馆要筹建新馆，方案到了我这里，我把有些项目给勾掉了。比如有个项目，是在使馆大院里从主楼到大使官邸搞一个长廊。我一看写着“长廊”，就想起颐和园了。我说，颐和园搞了长廊，使馆也搞个长廊？还计划要搞一个游泳池，我给划掉了。苏联使馆的面积大极了。我说建个使馆用不了那么大的地方，搞小一点吧，搞那么大干嘛？
我们以前的驻苏联使馆是接收的国民党使馆，小得可怜，大家都住得差。我和宋以敏两个人就住在房顶的一间阁楼上。后来我们和苏联达成协议：我们在莫斯科新建一个使馆，地方要和他们在北京建的使馆一样大。外交上讲平等，两家的面积得一样啊！他们占了一大片地方，我们也要有一大片。那个时候中苏友好，在面积问题上我没有计较得那么厉害，结果我把权力用错地方了。我是因为这个节约搞坏的。一方面是地方搞得小了一点。搞小了，以后就再也找补不回来了。另一方面，使馆的同志对砍项目也有意见。后来他们开玩笑时说：你把我们那个长廊砍掉以后，现在冬天我们根本没办法到大使官邸里去了。一下雪，我们怎么从使馆主楼跑到大使官邸去呀？每天扫雪清道啊？我说，你滑雪过去就算了。从大使官邸到使馆主楼确实很远。李则望大使的夫人腿脚不灵便，本来就走不动路。到了冬天，雪地路滑，更是寸步难行，很不安全。所以他们夫妇就都住到主楼里面去了。没有长廊是真不方便啊！后来那个大使官邸就老空着，有时给到莫斯科的国家重要领导人住一下。
那个大使馆实在太大了。大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一九九二年去使馆的时候，一看：怎么又回到干校了？因为那时公家已经不设大食堂、让大家吃大锅饭了。伙食全由大家自理。我们那些干部就自己种菜。他们种的菜，不光足够自己现摘现吃，还可以晒干存着，一年都吃不完呢！他们种了大白菜、茄子、萝卜、芹菜等等各种各样的菜。
我每年搞第二年的工作规划，包括建立使馆的规划。建立大使馆得按规划办哪！我们要在外面建十三个大使馆，也得准备让外国在中国建立十三个大使馆。于是我们也得在北京盖房子，为外国在这儿建立使馆做准备。外国使馆的馆舍建好了以后，外国人没来，就由其他一些机构暂时借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国家同我们新建交啊！但是这些房子盖好了放在那儿预备着，也没有坏处，别的机关可以先用着。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后，就搬进后来成为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的房子里去了。
张闻天说，何方，外交上我们也要实行跃进。怎么个搞法？这得具体化。你说马上和几个国家建交，人家不建，你也弄不成啊？张闻天的那种稳重也体现在外交跃进方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胡来。
各个驻外使馆也把大跃进带到使馆去了。它们出的洋相可不少。在大跃进中，我们正在东欧巡视，发现有的大使馆，到处都在挖坑。我要进入大使馆，路没办法走，进不去，土挖得满院子都是。在使馆里挖坑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十分奇怪。还看到大家都在那儿埋头苦干。干嘛呢？深耕密植啊。这就是当时一些使馆的状态。到了匈牙利使馆，看到的情景就非常好笑。他们把院子都挖了，连走廊里都过不去人了，说是准备将来种什么。因为我们在那儿停留的时间很短，他们还没种上什么呢。但是大家在那儿忙乎着种地、深耕密植。黄镇在那儿当大使。我们问他，你在这儿搞什么名堂？我们驻印尼使馆也在院子里面挖了一个四、五尺深的坑，也要深耕密植。
何英在蒙古大使馆当大使，国内放卫星，他也放了个卫星。他说他们使馆制造了一辆汽车。一个电报打回来说这件事，张闻天一看，说：使馆能制造汽车？他不信。可是他真把汽车给你拉回来了，你不信也不行啊！后来我们就问他，你那个汽车是怎么制造的。结果是，苏联援助蒙古不少汽车，蒙古那时候燃料不足，有时竟然把汽车轮胎卸下来当燃料烧。汽车车身和零件乱七八糟地扔得到处都是。使馆的人就把这些东西攒到一块儿，凑成了一辆汽车。那只能算是废物利用，这能说是你放的卫星吗？对这件事，我们也不能多说什么，只是常在下面笑就是了。
大家各放各的卫星。有的还真把卫星给放到外国出去了。比如在保加利亚，咱们使馆在那儿做工作，给人家介绍怎么个跃进法。他们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他们就跟着咱们学习跃进，跟着我们搞了一阵。一九五八年保加利亚领导人契尔文科夫到中国来看大跃进。宋以敏那时候在新闻司，她跟着苏联记者去天津看稻子卫星时，遇见了契尔文科夫一行。那儿准备收割的密植稻子真厉害，外国记者坐到上面去都压不倒。可是不让我们中国人上去坐，说是人坐上去总会让稻粒洒落一些，那就影响产量的计算了。保加利亚同志看到后大概是相信密植的效果的。他这一信，回去就也跃进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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