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小群采访何方的口述片段之一后，许多读者很感兴趣。这里再展示一个片段。
何方说——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已经进东北了，首先学俄文的就得去东北。我们俄文队是第一批宣布去东北的，共有三十多人，专门一个队。除了我，有蓝曼、马列、谢文清、罗焚，还有许文益。我们大队带队的是张秀山。除了我们学俄文的之外，去东北的人各个单位都有，有学炮兵的，有学工程的，有鲁艺的，各种各样的人。
无论在行军路上还是到东北之后，这个队伍都是准备去打仗的。
我们离开延安，要经过晋西北和晋察冀去东北。路上有些县还由日本人占着，铁路也由日本人管着。日本人投降还有一个过程。咱们向他们的驻地发布命令：向八路军某某部投降！日本人根本不理。当然，他们见了八路军也不打了。他们只向国民党投降，而国民党还离得老远，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去接受日本人投降，也不知道。经过日本人占领的各县之间的空间，通过封锁线，都得有人打前站。打前站有一定的危险性，到了晚上，一不留神就可能跑到敌人占据的地方去了。一次，两个打前站的人就丢了。
九月二日出发，一开始步行，一天走五十里。我们经过清涧到了绥德。抗大的总校就在绥德。那时何长工当副校长。他欢迎我们，给我们讲话，说中国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咱们过去的那一套不行了，得准备议会斗争什么的。当时全国都讲这个，不是只有刘少奇一个人在讲。
我们在碛口过了黄河。记得那个时候黄河的水并不大，但还是怒吼的。大家情绪很高，唱着黄河大合唱，乘着小船分批过了河。过了河就是晋西北了。这是我们的地区。有几个县城，还在日本人的手里。过封锁线很紧张，我们各队之间拉得很长，一天一夜得跑个一百四、五十里地。有的女同志跑不动，由两个力气大的男同志拖着跑。
谁打前站，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各队管各队，走过去就完了。这样，我们走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过了左云，就到了张家口。那时候的张家口，我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十三万人，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大城市了。延安本来不到一万人，城里只几千人，后来那里除了干部，已经没有什么老百姓了。在我们离开延安后的这段时候，国民党方面的刘善本起义了。他驾了一架飞机落到了延安，这下子咱们也可以利用飞机了。飞机呼地一下子，就从延安飞到了张家口。我们的校长曾涌泉就是坐飞机到张家口的。我们走了一个月，他只用了一两个钟头。
曾涌泉这时候一听说俄文学校的队伍过来了，就来看望大家，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公斤砂糖。可是，延安整风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了：有的同学根本不理他，连见都不想见他。
在张家口休息了一天，我们继续步行。那个时候能休息上一天就算不错了。我一直是打前站的。打前站相当辛苦，要给大家号房子，谁住到这儿、谁住到那儿，都要先搞清楚。打前站也有个好处：不用排着队走，行动比较自由。这就可以买点儿好吃的东西了。我身上不是有几块钱吗？这几块钱在路上用处大了。买点儿油饼啊，买点儿好久没有吃过的一些东西呀，买点儿香烟呀。东西就那么一点儿，等大队人马一过来，他们就买不着什么了。我一路上花得只剩下了一两块大洋，后来就给了我的警卫员。
一路上还是比较轻松的。在没有遇上敌人时，我们还和鲁艺的人互相拉着唱歌。行军中的洋相也不少。比如说，我们走到了山西，在村子里睡觉。老百姓的鸡老叫，影响得我们睡不好。我们队里有几个人就起床把鸡给抱走了，抱得远远的，绑在一棵树上。这下子坏了。那个养鸡的老太太一起来，听不见她的鸡叫了，就到处叫着找她的鸡。这时还没有到早晨呢，我们更睡不着了，又不敢承认鸡是我们给弄走的。行军时也挺热闹。路过我们自己的地区时，老百姓欢迎，大姑娘拿出枣子给我们吃。我们纪律严着呢，想吃也都不能要。
我们一路步行，一直走到了承德。
承德那时候叫冀热辽军区。程子华是冀热辽军区的书记、政委，李运昌是司令员。冀热辽分局就是热河省政府。
这时候就开始分配我们的工作了。一分配，要把我留在承德。领导说，现在这儿急需翻译，苏联红军还在这儿住着，我们和他们根本就说不通话，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因此，俄文队非留下人不可。那个时候，组织上没有事先找你谈话之说。在准备继续行军之前，一集合，领导说：你们几个人留下来！于是张三就留到了这儿，李四留到了那儿。
留下来的人中除了我，还有许文益、谢文清等，一共六个人。我留在承德，名义上是做热河省政府秘书，实际上是做翻译。这时已经给我配备上警卫员了。这个小警卫员挂着个盒子枪，跟着我，给我打个饭什么的。
程子华在这儿主事了，我就跟着他和苏联人办交涉。承德地方不大，在承德的苏军顶多是个处级干部或者是科级干部，很没礼貌，把程子华指挥得团团转。当时，上级有命令：各个地方都要修建红军解放纪念塔。苏联人提出他只管修好纪念塔，别的事他不管。我就给程子华翻译，还跟程子华发牢骚：修什么纪念塔，一天到晚就干这个？可程子华说，看人家办事多认真！这就值得我们学习。那时候，也不知是个人迷信，还是国家迷信，反正对苏联还是迷信的。这种事情干了十多天。
在承德呆了二十多天，我就烦了。
烦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到处是山。我是关中人，在平原上；去西安，也是平原。延安呢，到处都是山，出了山沟还是山，这面是宝塔山，那面是青凉山，过了七八年的山沟生活。到了热河一看，又是山，心里就说，这山嘛，算是出不去了。
烦躁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的管理一片混乱。热河是日本人的大后方，因此有各种各样的仓库，到处都是。热河行宫别墅就有日本人的仓库，东西到处乱放。咱们的人还没去接收，也没别的人管。大家被子随便拿，衣服随便穿，手枪随便换，绑带也可以换。那时候人的要求非常奇怪，第一需要的是绑带。因为我们打绑带已经打了十多年了，打惯了。到仓库那儿一看，到处都是汽油筒、被服等等，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里面翻来翻去，找到一条绑带，感觉质量很好，就把它往腿上一绑。别的东西我不敢多要，因为还得准备行军呢。那个乱劲儿啊，使我的心情特别烦。
对承德这个地方，我根本没兴趣，觉得还是离开为好。二十多天后，高岗、张闻天他们也跟着一起坐火车过来了。我就问他们：你们到哪儿去？
他们说：到沈阳。
我能跟你们去吗？
他们说：你得和分局说去。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儿呆了，就想离开这里。当时省委正在开会，我就把门一敲，进去了。
有人问：你是谁？你有什么事啊？
我说，我在省政府当秘书，现在他们让我上东北去。
问：谁让你去的呀？
我说：就是从延安过来的人。
他说：定了吗？
我说：定了，已经说好了。
他说：好吧，好吧，去就去吧。
我说：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呢？
他说：好，好，就给你开介绍信。
他问：你是正式党员吗？
我说：是正式党员，我入党都好几年了。
于是他们就给我开了介绍信。信上写：彭真同志：兹有何方同志，是正式党员，去你处工作，请接洽。这就完了，信下面也没印章，只写了个名字。
因为过路的人是高岗、张闻天这样的人，地位都挺高，他也不知道是谁叫我去的。于是我就和炮兵团的人一起爬上了火车，
承德的火车那个时候是什么局面呢？因为没有煤，常常开不动。日本人放在火车站上的豆饼多得是，我们就烧豆饼。还得不断地给火车添水。于是走了那么一段，就派大家提水去。我们拿着洗脸盆、提着水桶，给车加水。
张闻天，我在延安的时候就认识了，但不熟，这时跟他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在闷罐子车里面坐着，他们坐在车厢里面。这样，火车走一天，走个七八十里路的样子，还没有行军的速度快。一会儿没水了，一会儿又没有燃料了，火车走到平泉，干脆不走了。高岗、张闻天他们就打电话要了汽车，坐着汽车走了。我们这些人，包括张秀山，包括炮兵团的司令、团长等，都没了办法，又徒步行军了。行军到了锦州，就有火车了。我们就又上了火车，去沈阳。从锦州到沈阳就顺利了。火车一直照常运行。我一路也自由，没人管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队，还是穿八路军的服装。一看火车要开，就住上爬，但是坐得相当不舒服，反正你得坐啊。那时候坐火车受罪着呢！火车冒的黑烟跑到车厢里面，把我们的脸都熏黑了。吃东西，我就和大家一起吃。那时候，也不分什么你我，该吃就吃，上车就走。
沈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我对东北没什么知识，一路上我都是糊里糊涂的。
到了沈阳以后，我就打听东北局在哪儿？这时，我们部队在东北的行动已经公开了。
我背着背包，到了东北局，准备报到。突然，我看见了刘英。
我打招呼：哎，刘英同志，你也在这儿啊?
她简单问了问我怎么来的。就说：明天我们到北满去，你愿意去吗？
我问：北满在哪儿？
她说：北满在北边嘛。
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同志和朋友，组织关系还在我自个儿这儿呢。
她说：什么组织关系，你拿着信不就完了嘛，用不着找朋友。
我说：那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呢？
她说，你就把给彭真的信装在口袋里就行了。你愿意去就跟我们去。他们正需要一个翻译呢，因为张闻天的秘书翻译得差一点。
我说：那还得报到啊。
她说：报什么到啊，你跟谁去报到啊？
这样一来，我没经过东北局，等于是和刘英单线联系了。她说，明天大家都要化装。洛甫、高岗他们都化了装，你也得化装，化成老百姓，把八路的军服脱了。你愿意化成什么装，就到仓库里自己去拿。
那个仓库，可了不得啊，大得一塌糊涂。布一捆一捆地在院子面堆着，你愿意扛就扛。想来想去，我就找了件长袍穿上，还弄了个瓜皮帽。绑带也换成了呢子的。我想，将来到了北满，恐怕得做被子吧？于是我又拿了一床被面，是日本的绸被面。1949年后，这个被面一直被我带到了驻苏联使馆。我还拿了几件衬衣。我从来就没有穿过衬衣，睡觉的时候总是光着脊梁。这时候神气起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捞了一把，凡是能背得动的东西尽量地拿。这个时候也阔气了，还打了个行李卷儿，准备他们说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走。我不是还有个警卫员吗？就和他说，你不能跟我了，自己找个事吧。我的组织关系上没有说要带警卫员。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行政介绍，到处都要干部。
编队了，我们成了赴北满的干部队。队长是方强，指导员是王鹤寿。高岗、张闻天、李富春，还有李大章、张策夫妇、彭敏等，都是老百姓的打扮，坐在火车上。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为北满各省配备的省级干部。就这么一些人，编队出发了。我在里面，是个小萝卜头。
对那些高级干部，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岗。他在仓库里搞了个没有帽檐、不保护耳朵的土耳其帽子戴着。我和他只有表面接触。到了长春，我们可以停下来住一住了。苏联方面一个中尉，在车站指挥火车。哪辆车能过，哪辆车不能过，得检查检查，他说了算。他们让我去交涉，我就去发挥作用了。
那中尉说，你们这是到哪儿去的？我说去哈尔滨。可他就是不放我们的车走。
高岗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不让我们快点儿到哈尔滨去呀？他就要自己去交涉，对我说：你给我翻译。我说，好。我就跟着他再去办交涉。他一见那个中尉，反而坏了。什么原因呢？高岗手里拿着一根很长的手电筒，有三节、四节电池那么长，这个中尉看上了他的手电筒了！让高岗把他的手电筒留下来，做个“纪念”。那个时候，他们看见钢笔要留下来做“纪念”，看见手表也要叫你留下来做“纪念”。有些家伙的手腕子上已经戴了四、五块手表了，看见了你的手表还要让你留下，“做纪念”。我还看见，有的苏联人身上插着好多钢笔。他们也缺乏物资啊！
高岗不干，还摆着他的老架子。他说，这红军的纪律怎么这么差！见了什么东西都要，就是不给他们！人家说，那你们就呆着吧。我和高岗回到车厢里，大家就说开了：老高，你那个手电筒有什么了不得？有那么值钱吗？高岗说，这根本不是个手电筒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是纪律问题。红军的纪律这么坏！张闻天说，咱们走路要紧，你那个手电筒有什么舍不得？高岗说，好，好，拿去吧，把手电筒给他。我就把手电筒拿给那个中尉了。拿给他以后，你猜怎么着？他弄了一个火车头，只挂了我们那一节车厢，一口气跑到哈尔滨，一路上风雨无阻。
陈云是北满分局书记。高岗还没到东北，就已经是北满军分区的司令员了。分局的委员有张闻天、李富春等，都在我们这一队人马中。到了哈尔滨以后，陈云就把高岗和张闻天、李富春接到北满分局，让他们住在旅馆里面。他们有的还带着警卫员什么的。可能这些人在旅馆里面住不下，也可能是待遇有别，把其余的一些人，包括李大章、张策、王鹤寿等省委书记，和我们一起放到一个院子的一间大房子里。
我没去过大城市，西安那时候也不算是大城市啊。哈尔滨很有名，于是我就和彭敏上街溜达去了。等我们一回来，这个院子已经让红军给占了。苏军两面站着岗，不让我们进去。问门外站岗的红军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他说，这里面都是红胡子。俄文的“红胡子”，是从东北话翻译过来的，就是指土匪。为什么把我们当成土匪呢？大概是有国民党特务或者什么坏人知道这里来了一批高干，便告诉了红军，说这些人是土匪。这些人都是到北满、东满各个省委的省级干部，二、三十人哪。他们不仅不让我们进去，还说里面的人是土匪。我们急得了不得。
于是，我们就赶快去找陈云。陈云说，这有什么办法呢？
大概关了他们一天一夜，陈云经过跟红军政治部交涉，才把他们给放了出来。
说起警卫员来，笑话也很多。警卫员的任务是每到一个地方，给首长捆个绳，搭个衣服啊，晾个毛巾什么的。到了哈尔滨这样的城市里，我们住的地方有点洋，绳子没地方拴，有个警卫员就把玻璃窗弄了两个窟窿拴绳子。
这些人都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淘米，找不到水，好不容易在马桶里面找到水了，说：哎哟，水原来在这里！这洋人的把戏！结果他们把米倒在马桶里面，扑哧、扑哧地洗。可是洗完以后怎么也拿不出来。就那么一点儿水也不行呀！于是就想办法。他们在那儿三淘两淘，三碰两碰，碰到了开关上，突然“扑通”一下子，整个米都没了，让水冲走了。
我自己也有洋相。比如，那个厕所里有专门为妇女便后洗浴用的设备。我寻思，这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也搞不清楚，对它的用处莫名其妙。一次，水忽地一下子就向上冲起来了，“扑哧”一下子喷了我一身水。我就问人家：这是个什么玩艺儿呢？人家说，这是妇女洗屁股的东西，你在那儿惹它干嘛？
这些人都是高干啊！他们被放出来后，陈云就过来看望大家，并且讲了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让大家适应环境，不能土里土气；还批评了挖玻璃的现象，说：胡来！你们住在人家这里，还搞破坏，这是什么服务！他骂了一通，但说得不是很厉害。大家还给他递条子：提出将来怎么办等等问题，让他解答；还劝他不要抽烟。我发现，陈云大概是做秘密工作做惯了，看完条子以后，他就放在火上烧掉。他烟抽得很厉害，跟我们讲话时不断地抽烟。所以人家就递条子提议叫他不要再抽了。陈云那时候身体确实不好，好像肺或气管有毛病。他说，我才不在乎呢，没打算活过五十岁。他这个人，讲话时很随便，但做事情很谨慎。他讲完话以后就给大家分配工作了：张策到什么地方当省委书记；王鹤寿到什么地方当省委书记；方强当合江军区司令员。那时候合江是个小省，张闻天是北满分局委员兼合江省委书记。把我分配到了哈尔滨。那时候哈尔滨的市委书记是张维。
相关阅读：
李强生于1999年，是一位为人真诚、有品味、爱读书的青年。近日，他创业卖茶。对茶有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面二维码关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