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外交部，我又吃香了。于光远让我去马列所，黎澍让我编《历史研究》。邓力群说，你搞了一辈子国际问题，还是继续搞国际问题研究吧。他叫宦乡把于光远和其他人都挡了回去。我就进了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组长是胡乔木，副组长是宦乡。胡乔木只是挂了个名。第一次同我见了个面，就走了。他们需要一个经常真正管事的，能把大家都招呼起来的人，就让我去了那里，地点在钓鱼台，江青住过的十一号楼。
任务是邓小平给的。他当时出了一个题目：“苏联是怎么变修的？如何防止修正主义”。要我们写的题目叫《社会帝国主义论》，或者《论社会帝国主义》。当时，把北京能写的人召集了一批，包括李慎之、谭文瑞、钱俊瑞等,有二三十个人。有搞哲学的，有搞政治学的，有搞外交的。还有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我们主要研究苏联。宦乡每个礼拜来一、两次。胡乔木根本不管。大家住得很阔气。一开始把我分在江青住的那个房间，里面黑乎乎的。后来我不干了，住到胡乔木住过的地方去了。
在这个小组一年多，我们研究的结果，苏联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但是，中国的特殊阶层比他们还厉害，而且特殊阶层的权力比他们大。苏联不像中国，党管一切，他们党的地位反而低一些。比如一个著名哲学家叫亚历山德罗夫，曾经被日丹诺夫批判了一通。但是苏联不是把他就此打倒，而让他当了政府的文化部长。他当了一阵子文化部长后，又被调到党中央当宣传部副部长。于是，他的工资降了一半。2400卢布降为1200卢布。那时我在驻苏使馆也是1200卢布。他老兄和我一样。所以说，他们的党政分开是比较严格的。比来比去，觉得各方面都比他们有过之。如果说“修”的话，我们比他们“修”得更厉害。如果说他们有特权阶层，我们的特权阶层更厉害。要批苏联，就等于批自己。而苏联在这些方面实际上比中国强；党政还有区分，报纸上也可以有些批评。而我们这儿的材料从来不公开，批评在报纸上是找不着的。我们比他们更严重。最后，我们就向上写报告，说要是批判的话，就批到自己的头上了。
弄来弄去，此路不通。每个人都要写，实际上我们写的这些材料没人看，也没人可送。这样一来，我们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钓鱼台也要收费了。当时一座楼一天收三千元。我们哪儿有三千元？我们说，是李先念批的，叫他们问李先念去要。人家说，李先念根本不管这事。我们在那儿白吃白喝，日子过得太阔气了，生活水平提到了与江青差不多的程度！搞了一年多，什么东西也没搞出来，思想反而还搞坏了，觉得苏联比我们还强。邓小平布置的任务，他大概也忘了。可是胡乔木忘不了啊，因为这事直接归他管，他是组长啊。于是不晓得是怎么和邓小平说的，胡乔木劝大家暂时回去，各回各单位。
宦乡把我和李慎之留下了。李慎之不愿意回新华社。我与外交部没有关系了，也没处去。于是，宦乡就领着我们哼哈二将离开了钓鱼台。钓鱼台主任原来是外交部的，与我很熟。他说，拉倒，以前的账就不算了。
谭文瑞回《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林莉回到哲学所去搞她的近代哲学史。大家都散伙了，就剩下了我和李慎之。钓鱼台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得有地方办公啊？我们的组织还存在着，还有这么一个机构。宦乡去找胡乔木。胡乔木兼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就是后来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他告诉毛家湾，告诉李琦：给他们拨一点房子，叫他们去那儿办公。李琦也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结果给我们拨的房子不错，是当年林彪和高岗住的房子。一个小院，一明两暗；明是一间大房间，明亮，当会客室；暗是一边一处套房，套房里有办公室，卧室，卧室里面是洗澡间。各人有各人的洗澡间。当年林彪在这边住，高岗在那边住。现在我一间，李慎之一间。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多。
其实，我和李慎之每天除了看书、看文件，就是在那儿穷聊，没有什么具体事做。我和李慎之有个共同的特点，名义上是搞国际问题的，而实际上对国内问题兴趣大。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有个好处，中央所有的材料，历史的、现实的都有。李琦看我们来头不小，是胡乔木批的，又都是老资格，就对我们待遇优厚，什么东西都可以看。李琦当年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们都挺熟的。我们就在那儿看文件啊、看历史啊，看一般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包括康生的字画和藏书，陈伯达的字画、藏书，都可以看。
后来李慎之参加了十二大报告起草组。胡乔木向宦乡要人，宦乡推荐了我。胡乔木要李慎之。他喜欢与熟悉的人在一起合作，他说要熟人。宦乡也不会坚持，说，李慎之就李慎之。就叫李慎之去干了。李慎之在那边呆了几天，又回来了，因为那边不如我们这儿舒服。他回来以后，就和我讲他们那边的事：胡乔木谈了些什么、他们讨论了些什么，等等。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研究国际问题。我参加了两件事。一是参加李一氓给中央写报告。1980年，他先后搞了六篇研究国际问题的报告，让我参加讨论，修改，供中央研究、决策。其中有三个问题特别重要。
一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报告提出，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和技术的空前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使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有可能争取到比较长期的、持久的和平，战争不可避免这个观点应该收起来了。战争仍然会有，但主要是和平。战争不是推迟不推迟的问题，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
二是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因为是毛主席讲的，别人也不能否定。其实这个理论，本来是说不通的。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三个世界？是根据经济标准，根据政治标准，还是根据意识形态标准，还是根据对我们的态度？罗马尼亚算第二世界，阿尔巴尼亚算第三世界了，我们是随便封。驻法国大使馆回来报告说，法国人对把他们划为第二世界非常高兴，其实外国人根本没注意这些事。所谓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在五十年代初讲过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帝国主义阵营基础上提出的。第一世界是苏联和美国；第二世界是德国、日本等国；可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又算是第二世界，在经济上讲不通，政治上也讲不通，理论上站不住脚，更多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实际上是自己孤立自己。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确定“一条线战略”的依据。“一条线战略”的核心是联美反苏，以苏划线。李一氓主持的报告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缺乏根据，理论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开提。
三是关于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他认为，现在和今后相当时期都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我们认为已经变修的许多共产党，还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我们同他们打笔仗，断绝关系，是以苏划线的结果，反而在国际上孤立了自己。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搞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呢？
政治局讨论前两个问题时，李一氓列席了会议。第一个问题“战争可以避免”，邓小平说：你这个李一氓啊！战争能避免吗？帝国主义存在，能不打仗吗？第二个问题，邓小平接受了。他说，这个问题谈到这里为止，以后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再不要提三个世界了。至于学术界，他们作为学术问题研究，愿意怎么讲就讲，愿意反对也可以，随他去。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在研究界中里面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现在还有人在坚持。但1980年以后，所有的正式报告，包括十二大报告、十三大报告，再没有三个世界理论的提法了。《邓小平文选》也不选他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关于三个世界的讲话了。
1977年，胡乔木主持写过一篇《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文章。为了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要组织一批纪念文章，其中关于外交路线方面就请了外交部的一些笔杆子。他们写完后，中央不满意，就把胡乔木找来。胡乔木不是批了邓吗，已经靠边站了一段时间。他就把郑惠等人叫去，说，我说几点，你们写。写完后，拿去过一遍就发了。华国锋特别赏识。胡乔木赶快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很感激，以后还要为国家、为党多做工作。不久，他当了社会科学院院长。这是关系到他命运转折的文章。李慎之后来问过胡乔木，你的文章竟然把苏联的剥削率都给算出来了？胡乔木说，三个世界的理论是胡说八道。看来他是：你让我写，我就吹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但私下里，又说另一种话。当然，他说这话是十二大的时候。李慎之后来写“五十年外交”时，曾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还记不记得他给我们讲胡乔木谈三个世界理论这件事？我说，记得有此事。他在文章里说：我回来和谭文瑞、李汇川、何方说了。现在李汇川去世了，谭文瑞和何方还活着。可以证明胡乔木当时确实讲过这番话。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参与给宦乡起草文章，要改变“一条线战略”。这个战略是指把从美国、欧洲到日本连成一条线，一齐对准苏联。我们的题目叫《关于对外战略的建议》，意思是要调整对苏关系，和美国不要搞得那么粘乎，不要搞一条线。本来我们要提出和苏联改善关系，没敢提，当时胆子还小。
我们实际上是主张改善和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就可以真正独立自主了。以前我们是绑在苏联的战车上，以后是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这两个报告对十二大报告都起了作用。十二大报告提出了“战争可以避免”。邓小平过了两年，也提出：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
宦乡有这个意思，就叫美国研究所张静宜搞。张静宜写了，宦乡不太满意，就叫我搞。搞完了以后，我不能居功，说是张静宜起草的。徐达深在评职称的时候提出，这是何方搞的，与张静宜无关。张静宜想靠这东西升研究员，叫我证明。我说，是张静宜起草的，不管我参与没参与，张静宜起了重大作用。
八十年代，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外交政策有两个重大转变。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的军委扩大会上，讲到我们有两大变动，第一是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第二就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正好，我参加了这两件大事。应该说，李一氓对国际问题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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