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八日，我和先生抵达北京，完成一个夙愿。
耳闻宋以敏阿姨的名字已经很久。十几年前，我先生写了一本书《伯恩施坦》，努力还原伯恩施坦的历史定位，得到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专家何方先生的赏识。因书结缘，我先生与何方和夫人宋以敏有了交往。他两次去拜访，都受到何方、宋以敏夫妇的款待。
2016年，我先生去京开会，我随同前行，想一起去拜访何方老和宋阿姨。不巧的是，何方老身体不适，在医院就诊，错过了这次见面机会。转年，何方以95岁高龄驾鹤西去。再也见不到这位学界高人，成为永远的遗憾，
何方老走后，我先生与宋阿姨一直保持联系，几次想去京看望她。大疫三年，未能成行。直到今年，终于可以到北京拜访宋阿姨了。丁东、邢小群老师是我们近几年结识的朋友，也是何方老和宋阿姨的忘年交，他们曾经与何方老共同完成了一部厚重的口述史。
七月十日下午三时，我们四人一起来到宋宅。只有我与宋阿姨第一次见面。她见我第一句就说，“你们专程来看我，我非常感激，天这么热，辛苦啦。”我被她的话深深感动。本来很热的我，感到迎面吹来清爽的风。
宋阿姨给我的印象是，柔和、谦卑、良善、正直。“白发为老年的尊荣。”这句话形容宋阿姨最贴切。宋阿姨面容慈祥，说话轻声细语，但气质非凡。她处处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她的话语朴实无华，却能温暖人心。出口总是有理有据。与她交流，如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让我感受到美好与希望。她的眼神里闪烁着真诚与善意，笑容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激。
宋以敏阿姨生于1931年，今年已经93岁。她出生在一个有爱的家庭。父亲宋作楠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35年考取清华奖学金，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成为中国成本会计学领域的泰斗。父亲还是一位教育家，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北京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宋阿姨先后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北平笃志女中、贝满女中，1948年考取清华大学外文系，同年参加民主青年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从事外交工作，研究国际问题达70年，已是这个领域硕果仅存的资深学者之一。
宋阿姨至今耳聪目明，步履矫健。与她交谈，深感她知识渊博，思维敏捷，一点也不逊于中青年。我先生送给她一本关于考茨基的近著，她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及时了，我要弥补以前的缺失。宋阿姨一直没有停止阅读，她还在孜孜不倦地汲取新知。她关心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五洲四海，风云变幻，尽收眼底。当下的国际争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她都快刀破竹，一语中的。特别是对国际争端的历史背景，她如数家珍，条分缕析，让人豁然开朗。
如今，国人寿命普遍延长，九旬老人并不稀奇。有的儿孙绕膝，自得其乐；有的注重养生，颐养天年；有的失能失智，顽强地延长生命。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老人，鲐背之年还在创造，仍然在思考，在研究，在创作。周有光百岁高龄，向社会贡献新的思想和智慧，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敬重。我觉得，宋以敏阿姨也是这样的人。
在何方生前，她对何老无微不至，把医食住行安排得井井有条，特别是给何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信息，让他的学术生命保持到最后一息。宋阿姨90年代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就熟练地掌握了电脑，熟悉了互联网。互联网进入中国时，年近古稀的她，自然成为最早的一批网民。与何方同龄的一些“两头真”老人，因为不会上网，不能主动猎取外界的最新信息，感到极大的不便。而何方依靠宋阿姨在家上网，没有遭遇这种信息困惑，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何方老晚年，身体日渐衰弱，宋以敏阿姨以她的学术眼光和敬业精神，帮助何方草拟了多篇文稿。何方去世后，年逾八旬的宋阿姨，又促成何方先生最后一部著作的出版和修订再版。关于中国外交的专著，何方生前并未杀青，实际上是宋阿姨最后完成的。何方请刘英谈党史，留下珍贵的录音，也是宋阿姨整理成文的。知识界的同仁，写了不少追忆怀念何方的文章，宋阿姨将这些文字精心编辑，汇集成册，建立了一座精神的纪念碑。可以说，没有宋以敏阿姨，何方晚年的精彩，难以完整呈现。在一些人看来，宋以敏阿姨只是何方学术上的得力助手，我却想到了舒婷的一句诗：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九旬前后，宋阿姨又开始回首自己的一生。记忆从她笔下源源流淌，家事，国事，点点滴滴，无不浓缩着世纪风云，这又让我联想到齐邦媛撰写的《巨流河》。
可惜，我认识宋阿姨太晚了。否则，我会以早一点以她为楷模，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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