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老同学曹培赠我们自印本著作《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读后颇有感慨。她还曾撰文记述陈司寇老师的“最后一课”，影响很大。现将她讲述和采访陈老师的相关内容展示如下：
陈司寇老师往事
曹培
2014年，我和一零一中学的一些老同学开始编写纪念文集《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采访了当时93岁的陈司寇老师。
我原是初一学生，本不认识陈老师。 只因文革伊始她是全校最有名的“牛鬼蛇神”，在众目睽睽下中受尽折磨凌辱，才在我的记忆中留下难忘一幕：当时的她40多岁，穿着一身破旧的蓝布制服，拿着掏大粪的肮脏工具在厕所的粪池边掏粪，周围围观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人，学生们哄笑着、辱骂着、呼喊着打倒她的口号，甚至有人用树枝蘸着大粪涂在她的脸上。她默默地忍受着，竭力地克制着，只偶尔可见那一双圆圆的大眼中一闪而过的愤怒。转眼48年过去了，93岁的陈老师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按照约定的时间，2014年6月26日，我和叶增华去访问陈司寇老师。 按了门铃，门一开，眼前出现的是一位满头银发，满脸笑容的祥和老人。叶增华忙叫老师好。她就是陈老师？原来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变成了细长型的，那里面没有了当年的锋芒，却充满了慈爱和温柔。我盯住她看了又看，一时竟难以与心中的旧印象合为一体。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担心对九旬老人的刺激过大。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她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乐观豁达，是位十分可亲可爱又不失幽默的老妈妈。于是我们打消了顾虑，说话也坦诚起来。问她文革中究竟是谁率先剪掉了她的头发，“嗨，学生嘛！”她倚在桌旁一手托着头，微笑着陷入回忆，却不肯说出那学生的名字，眼角的皱纹里写满了宽容。
左起曹培、陈司寇、叶增华
陈老师却始终很轻松，笑着与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她的记忆力超好，许多事实记得很清楚，说话冷静幽默，不带一点激动。 在她口中，所有的悲剧都已经化成了荒诞剧，付之一笑。 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已到，我们起身告辞准备出门，陈老师突然郑重其事地叮嘱着我们：“记住了啊，千万别得脑血管堵塞和脑萎缩，那样就会痴呆！”
根据陈老师的谈话，我们整理出一篇访谈录， 打印出来送给陈老师过目，并约好了第二次访问，请她谈修改意见。2015年5月10日，我们第二次登门陈老师对我讲述了“最后一课”——如何面对老年、疾病与死亡 。
陈司寇老师拉住我的手问：“你今年多大了？想过今后应如何安度晚年吗？”她接着说：
“时间真快啊，我教过的老高三学生都快要七十岁了。 一般来说，人在七十岁以后是很难过的。第一是因为病痛，一身患有多种疾病，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第二是因为孤独，人老了活动空间小了，与社会渐渐隔绝了，越来越多地待在家这个狭小空间里。 因此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忧郁症。老人是弱势群体。身体弱，精神也弱。 在我们蓝旗营院里，有很多老人都是如此，成天可怜兮兮地期待着他人来关怀照顾，变成了弱势婴孩。看到这种情形，我就想，难道人的晚年一定要这样过吗？
我今年94岁了，老公（北大赵宝煦教授）两年前去世了。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得很好。身体健康，头脑清楚，除了一个每周来两次的清洁工，生活基本自理。我不习惯与保姆同居，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尽量自己做。每周子女们都来看望我。我还要儿子不用每周都来，两周来一次就行了。他们也忙啊，而且他的家与我这儿离得太远了。我自己平时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读书看报看电视散步做家务，保持着自己不紧不慢的节奏, 最近正在研读易经。 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走’。我没有任何遗憾。现在只求活一天就要生活得有质量，即便明天就走，今天也要活得有质量。
我认为人生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有目标。例如童年时期的目标就是玩，青年时期是学习，中年时期是工作养家，老年时期也要有目标啊，没有目标的人生特难受！那老年人的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要尽量使自己减少病痛，过得健康愉快。我从55岁退休到今年94岁，已快40年了。我这些年一直身体很好。我是怎样做到的呢？
一、知识就是健康，最好的保健医是自己
人的健康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形成，第一是遗传，第二是锻炼和养生，第三是生活习惯，抽烟喝酒熬夜都会损害健康。人到70岁以后是老年。老人都一定要注意学习吸收医学保健知识。要看许多书，对于人的人体构造与功能、体育运动、食疗、生活习惯、保健按摩、心理健康等都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此外，要全面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综合分析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摸索其中的规律。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应该做的，就要身体力行，一旦认识到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就要令行禁止。并且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有些老年人没有自己健康上的主心骨，动不动就看医生，乱吃药。其实医生不过是听你的陈述。再说各科医生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掌握你的全面情况。所以一定要靠自己，而不要盲目依靠医生。有些老人一心想依靠什么名医，或者什么灵丹妙药来保健康，经常跑医院，频繁换医生，换药物，结果总是失望，因为他不懂得靠医生不能获得健康，关键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例如我曾经患过皮肤瘙痒症，痒起来钻心，夜不能寐。去看医生，只能给些药膏涂抹，没有效果。后来我自己看书，明白瘙痒症是有很多种类的。我分析了自己的类型，注意改变生活方式，采取适当食疗，保持心里的平静，并学会了按摩相应的穴位，后来就慢慢地好了。
有一天早上我要起床时，突然发现腰痛得动不了，当时家里只有我自己。我就告诉自己要镇定，躺在床上自我按摩一些穴位，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起来了。若是别人早去医院看了，我就坚持自己按摩相关穴位，配合适当的腰部活动，结果腰痛一直没有再犯。
俗话说久病成郎中。我的体会是，身体是自己的，最好的保健医其实只能是自己。泠暖痛痒只有自己最清楚，运动健身只有靠自己坚持，心理健康也只有靠自己调整。任何企图依靠在其他人身上养老的梦想都要落空，无论是再好的医生、再负责任的保姆，或是再孝敬的子女，都不能去靠。
二、 要有毅力，要做自己应该做的，而不是只做自己喜欢做的。我坚持生活自理，至今自己买菜、做饭、洗碗、散步、自己洗小件内衣。 我当然也累，也不方便，完全可以让保姆为我做。但是只要一开始不做，以后就再也做不了了。 我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开这个头。这样我一直坚持到今天94岁了还是如此。
三、 精神要有境界，文化生活要丰富。现在老年人太寂寞，盼望儿女回家看望。可是我不需要。我关心时事政治，对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戏剧体育都有兴趣。我建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生活规律，每天忙忙碌碌，心里很平静充实。
北大政治系的一位教授去世了，她的老伴特别寂寞，老打电话给我，一说起来就没完。问我能不能一礼拜给她打两次电话。我答应了，转念一想，我一次电话十分钟二十分钟，那其他时间她怎么办呢？我就去找她。我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真正解决问题不能靠外力，只能靠内力。她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自己有奔头。她问那怎么有奔头呢。我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尽量把你的时间安排紧一点，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都有完不成的工作。你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我每天6:00 – 6:30起床后，就忙着按摩，做操，看电视新闻、做早饭。一定要在九点之前吃完早饭。9点以后我就开始看书看报。我一个人订了好几份报纸杂志，每天不抓紧时间都看不完。看到我欣赏的地方就摘录下来，或者剪下来，我现在已经积累了好几大本了，经常翻看，乐在其中。我还爱看电视剧，看到难过处就跟着放声哭，高兴处就放声笑。有时还想不通编剧为什么这么处理。自己就琢磨，要是我做编剧，我就怎么处理。我现在还在研读《易经》，心得也记下了一本。你看，我平时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这么多新知识要学，哪里有时间去寂寞呢？此外我还有个办法，就是家里不要太寂静。要经常开着电视，就好像总有人与你说话，向你唱歌，你就不会感到孤独。
我有三个孩子每周都回来看我。我儿子住的离我挺远的，我不希望他每周都来。我说你不用每周都来，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他后来就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我平时过得很充实、愉快，不希望别人来干扰我。老年人要热爱生活，关心时事，心胸开阔，心情舒畅。这样遇到疾病就能顶得住。
第二个目标，争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走得快一点”，既减少自己的痛苦，也尽量避免给他人造成的负担。 人人都希望晚年走得快一些，但死生有命，这也可以事在人为吗？我认为，要想“走的快一点”，首先要做好“走”的思想准备，该走的时候干干脆脆、无牵无挂、了无遗憾。
其实无论多大年龄都会怕死，死亡总是令人恐惧的，怕临死前的病痛，怕与亲人诀别时的撕心裂肺。谁不怕啊？可是怕又有什么用，这是自然规律，只能坦然面对呀。从70岁时我就想，人活七十古来稀，何况还有许多偶然因素。 黄泉路上无长幼。所以活一天就赚一天。人的生命分为数量和质量。我不在乎数量，而看重质量。只要每天的生活都有质量，什么时候“走”就顺其自然。
不怕死，就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可以超越死亡，享受生期。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活得自在，活得痛快。解决不好，就终日惶惶不安。我现在就活得很痛快。 好多知识学不完的。我从来也不寂寞。我不喜欢跟街坊邻里的老太太们聊家长理短的事。我觉得不如看电视，能得到很多新鲜知识。我爱看足球、网球、台球。我是丁俊晖的粉丝。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新闻我也很关注。我心情舒畅，对疾病就能顶住。
我前年尿血，在三院检查发现我左肾上有个肿瘤，可能是癌症，医生和家属都主张要做手术切除。我不同意。我说我已经92岁了。我将来走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肿瘤。即便是这个原因，动了手术后又会出现其他病。 那何必呢？我就思量，癌症喜欢什么？它喜欢酸性的东西，不喜欢碱性的东西。我就不吃酸性的大鱼大肉，饿死它！而多吃蔬菜水果。还吃抗癌食品，例如蘑菇、西兰花等。两年来没有任何感觉。现在我干脆就不去检查了，也不管它变大了还是小了，爱怎样怎样。已经两年了我一直与癌症“和平共处”。现在既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精神负担，每天都生活得很充实，很有质量。任何事情只要想得开，就会战胜它。当然如果将来真是癌症发作的话，后期会很疼，我就留一笔钱打止痛针。我对女儿说，将来我昏迷了就不用打了，没有知觉了还打它干嘛，”走人”就完了嘛！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精神上只有达到一定境界，就能超越生死。超越了生死，才能放下生死，轻松享受有限的生期。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儿女说还是找个保姆陪住吧。否则万一哪天犯了病都没有人知道。我说犯了病又怎样，无非是拉到医院抢救呗。 抢救过来又怎样，还不是不死不活地拖着？ 人的寿数到了，就要顺其自然，犯了病还抢救他干嘛？ 身体功能衰竭了，无疾而终，顺其自然，这是福气呀，你说是不是？我希望我将来是靠自己走着进入天堂的，我要走得有尊严，而不是浑身被人插满了管子，被人拖着拽着送入天堂的。
许多老人越是到了晚年，越是锱铢必较，把钱抠的紧紧的。他们真是没想明白呀。我现在每个月几千元退休金，根本花不完。所以孩子们来看我，我都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儿女过六十岁生日，我每人送上一万元。我想，自己也就这几十万元的存款，等我死了儿女们继承，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感激我。不如现在就拿出来给大家共享，弄个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很多老人想问题只从自己出发，想来想去总觉得别人对不住自己。 或是领导对不起自己，或是同事对不住自己，或是儿女对自己照顾不周，特别是儿媳妇又如何亏欠了自己。内心总是不愉快。这又何必呢。要想得开，就一定要放下自我，换位思维。
你认为自己把儿女抚养大，儿女就应该回报你。儿女都有儿女的事情，哪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父母在世时，你又曾去陪伴了多少？照顾了多少？我从不要求儿女来陪我。 我一个人生活的很有规律，说真的，他们来了我还有点嫌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所以一个人生活是常态，儿女来看你，是惊喜。这样就不会心怀不满，常感落寂了。
不要回报，只要奉献， 我养大了儿孙，是我的奉献。但我不图儿孙的回报。我一直以助人为乐，若能帮助他人，我就感到快乐。能给周围人带来快乐，我就感到快乐。一位老师经济上有困难，我给了她点钱，她向我表示感谢。我说，你甭谢，我这样做自己高兴。
与人的感情要真挚，但不要太缠绵。 我们院里有位老太太的丈夫去世了，她长期一直放不下，总是悲悲切切的。 爱情深厚可以理解，但总不能整日泪水洗面，多愁善感，去当林黛玉呀。 儿女也一样，我爱他们，当然舍不得分离。但是既然分离是不可避免的，我就不愿意他们将来被悲伤所累，所以现在就不去和他们太缠绵，不要他们一天到晚总往我这里跑。
至于孙子辈儿，哈哈，不用我说，人家早就想也不想了！ 这是人类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嘛。总之只有放下自我，才能战胜死亡，充分享受生期。 至于身后之事，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是我应该费心去想的!
听陈老师一席谈，真如醍醐灌顶。她那冷静与深邃的理性令我深深折服。她那彻悟后的诙谐幽默又令我忍俊不住，时不时地与陈老师一起开怀大笑。陈老师凭着她的大彻大悟的智慧、乐观豁达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的战胜了生老病死的所有困难，成为了晚年生活的大赢家，也为天下老人树立了一个楷模。
2017年4月底陈老师已经满了96岁。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先是肾癌发作，伴随而来的尿毒症、贫血性腔梗。加上中间一次跌伤和小中风，身体脏器衰竭得很快。起初生活还能坚持半自理，终于在9月份两腿发僵，浑身难受，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子女们都竭力动员她去住院，可是陈老师一直坚持不去医院就诊。她没有吃药，也没有注射和打点滴，只是坚持每日自己做些按摩和腿部练习，希望还能下地步行。女儿也为她问遍了家庭的医生朋友，他们都很坦诚地说：“这么大年纪了，恐怕病情是不可逆的了。”
子女为她请了保姆，24小时轮流守护她。这正是陈老师最不想要的”没有质量的生活”。她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来到了，只希望自己能够“走”得更快些，尽量不要拖累别人。她请女儿帮助她，女儿难以答应，何况我国的法律也不允许安乐死。于是，她果断地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2017年10月17日，陈老师开始断食。当女儿把精心烹饪的饭食端到她面前时，她推说吃不下，并掩住口不准别人强行喂食。 看着她坚定的眼光，女儿只好含着眼泪把食物端开。由于肾癌开始引起腰部疼痛，她睡觉时总是用双手抵住腰部，但没有打止疼针，她说不需要。
18日，陈老师继续断食，只饮水。
19日，女儿冲了芝麻糊端到已经饿了三天的妈妈面前。陈老师居然一口气吃完了。但是当女儿再次把食物端到她面前时，她又坚决拒绝了。
20日，陈老师已经既不能吃饭，又不能饮水了。她的头脑还很清楚，口不能言，就写下自己的要求，如请人帮她翻身、解手等。
21日，陈老师继续水米不进。 清早尚能在保姆的帮助下起床解手。下午5时13分，陈老师终于安详地合上了眼睛，时年96岁。
陈老师圆满地实现了自己晚年的两个目标，终于下课了。她的最后一课不仅向我们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她的经验总结，还以自己的生命做出了见证。听到陈老师的女儿讲述她最后的日子，我不禁感到震惊。以断食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坚强的意志啊！我立即联想起她的话“要不怕死”，“要争取走得快一点”。她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既不拖累别人，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这是她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最后结局。
据陈老师的女儿说，老人的最后安排是：病中不要让人来探望，去世后不要通知亲友，不搞遗体告别等任何仪式，一切从简。 此外还特别叮嘱说，保姆这些日子照顾她很辛苦，她去世后要女儿把保姆的老公也接到北京来住在家里，并陪着他们夫妻参观一下北京的主要景点。 等到我得了消息打电话去询问后事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都办完啦，你们不用来了！”他们已迅速地办妥了火化和与父亲的合葬，只有少数家人参加了送行。 而此时的她已经在陪着保姆夫妇参观故宫了。这就是陈老师的处世风格！ 活着时自立自强，充满爱心，只要奉献，不图回报。 在辞世时坦然无惧，自主自尊，从容安详。真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虽然有很多人对陈老师用断食的方法结束生命的做法表示赞同，争议依然存在。 有人认为，留恋生命是人本性， 这样做不够人性化。更有信教者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受造物，所以人无权处置自己的生命。 当然这属于个人选择的范围，本不应该要求一律。
近年来有个概念正在引起关注，就是“死亡质量指数”。简单说就要令临终者的生命自然地走向终点， 周围人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他的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即不做过度治疗，仅仅采用缓和医疗，即止痛措施来减少病人在临终过程的痛苦。同时在心理上做好临终关怀，让他能够有从容安详、有尊严地辞世。这就是高死亡质量指数的标准。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死亡权”， 即临终者在头脑清醒时，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和过程。即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这个权利目前在世界某些地区的法律已经予以承认。
我国的死亡质量指数目前在国际上排名比较靠后，因为我国的临终者大部分死得很痛苦，没有尊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主要是由于我们传统观念中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忌讳。 大多数人还是不敢直面死亡，说出来怕“晦气”，“不吉利”， 也不敢告诉病人，怕他因恐惧而崩溃，因此宁愿用假话来安慰他，宁愿把无效治疗的煎熬过程尽量延长，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 而对于死亡来临的恐惧，使我们忽略了病人在临终的痛苦。 所以大多数临终者在死亡过程中只有痛苦和煎熬，而毫无尊严、安详和慰藉可言。
陈老师在“最后一课”中曾说：“我希望我将来是靠自己走着进入天堂的，我要走得有尊严，而不是浑身被人插满了管子，被人拖着拽着送入天堂的。”其实，她是高死亡质量在的早期觉悟者，是死亡权的早期践行者。她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了个人特有方式，有尊严的辞世。 陈老师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既然垂暮之年死亡是自然规律，那么死亡就不是那么狰狞可怕和不能面对。 当人们直面死亡时，死亡就可以是安详的，圣洁的和美丽的，如同秋天的彩叶那样自然而然地随风飘落。陈老师已经为提高“死亡质量”做出了表率。
附：
我的从教经历
陈司寇口述，叶增华、曹培整理
一 我的个人经历
1.家庭与早期教育
我1921年出生在江苏泗阳县一个地主资本家家庭。我家在农村是个大家族。我5岁时母亲去世。我爸窝囊着呢，不管我。当时我大姐已经结婚，二姐三姐都到了淮阴上学，家里就剩我一个人，多可怜呐。我从小就跟着一个老保姆长大，每天到外面找小朋友玩，饿了就回家找口饭吃。我二姐比我大12岁，正在淮阴城里上师范学校。她回家来对我爸说，应该让我去上学。当时农村没有中小学，只有私塾，上学就要到城里。二姐就将我带到淮阴，让我住在她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家里。那老两口雇了个佣人，管着五六个孙子孙女一起上学，我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由我爸爸出钱，当时钱在我们家不成问题。所以我从7岁离开老家, 寄人篱下了。当时一年级没有插班生位子，我就被放到二年级。我几乎一个字也不会写，在班里被人瞧不起，说我是农村来的“乡巴佬”，受人歧视。第二年我又上了二年级，才算跟上了。早年的遭遇，对我性格的影响很大，从小就特别自尊、自立和自强。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表哥带他的两个妹妹到城里上学，找了个保姆照顾她们。我就与她们一起住在我外婆家，我们三个女孩子差不多大。我在外婆家一直住到上中学。在农村，家里有钱就必须有人继承家业，我没有哥哥弟弟，而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父亲的遗产将来就只能给叔叔家儿子继承。我的堂嫂子特别厉害，当我在老家时她常指着我骂：“小狗扒墙头咬，将来哪块砖瓦是你的？”我二姐一气之下，就在淮阴城里给我爸爸找了个老婆。父亲再婚后就搬到淮阴住了。我就又从外婆家搬到了我后妈家。 我后妈也很厉害，把我爸在农村的地都卖得差不多了，把资金挪到城里开轮船公司，这样农村的亲戚们就不好来争了。所以我的家庭出身就是“地主资本家”。
在后妈家没住多久，七七事变了。江苏的所有中学合并成两个中学：省立第一联中和省立第二联中。我和我的表姐妹就转到江苏省第一联中（在临水）上学去了。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第一联中要从临水迁移到四川重庆，每人需交50元钱，今后的学费食宿就由学校包了。我当时上初二，在临水交的学费已存有45元，只差5元钱了，我就向我爸去要。我爸特窝囊，说要去和我后妈商量。当时我站在窗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后妈说：“不能让她走，别人会说我这后妈不心疼孩子。我担当不起。”听到这话，我就再也没有找过我父亲了。
临出发前一天，我去我表姐妹家，她们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还不赶快准备，我说我没有钱，她们就让我去找比我大20多岁的大表哥商量。我就硬着头皮去找大表哥，他慷慨地给了我10元钱，还承诺今后担负我上学的零花钱。就这样，我瞒着父亲和后妈，和表姐妹们一起去重庆求学了。我至今记得那是1938年的4月16日，我们与许多第一联中的学生一起，乘船离开淮阴到重庆。岸上好多送行的家长都在哭,唯独17岁的我没有人送。从此，我与父亲断绝了关系，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
2.从中学到大学
我们随学校到武汉，又乘船到沙市，最后到达重庆。我在重庆上了四年中学，学校供给吃穿，零花钱大表哥给。1942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因我从小喜欢养蚕，就先报考了蚕桑学校，一下就考取了。该校位于杭州，校园很漂亮。后来西南联大到重庆招生，我又考上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地点在成都歌乐山。上师范学院可以不收学费，每月还发6元钱生活费，我就决定到西南联大上学。离开中学那年暑假，我没有地方住，幸好江苏省政府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专门收留参加高考等待发榜的流亡高中生，我就搬到那里去住。省政府还帮助流亡学生找便车，从江苏到成都去上学。
大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西南联大当时有很多流亡学生，学生一般都搞半工半读。我也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如给学生会磨豆浆，卖早点，每周几个晚上在图书馆卖书等。还要做家教，一个月才5元钱。如果雇主不肯涨工资，我们就辞了旧家另外再找新家。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家境略好, 家里每月寄钱来她就请客, 约我们四五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吃一顿, 或者吃饵块，或者吃米线，这就算是打牙祭了。
大学期间，我与同学赵宝煦恋爱了，毕业前一年结的婚。当时结婚就在《大公报》上发个启示，不需要登记。1945年，西南联大迁到北京改名北京大学，我到北京继续上了一年学，就毕业了。
3.早期教书生涯
1946年我从北大教育系毕业，我主修的是教育，副科是语文和历史。毕业后，我一时找不到工作。这时北京铁路小学招小学教师。我爱人的一个亲戚在铁路局里当个小局长。我们当时很穷, 就送了他两瓶虾油，他帮我报上了名。考试通过后，有后台的人都分到了北京、天津等交通枢纽城市，我没有很硬的后台，就被分配到塘沽新港教小学三年级的语文、数学，工作负担不重。
1948年国共交战，平津吃紧，我爱人匆匆忙忙赶到塘沽把我接回北京。没有多久天津失守，北京被围城了。我当时已经怀了老大，就没有再工作了。老公在北大是地下党员，认识北大很多地下支部的人，我也跟着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学习活动。1949年2月，北京解放，我老大3月份出生。后来我老公找了当时在教育局任局长的同学谭某，请求给我分配个工作，我被安排到南长街第五区中心小学教书。当时的区团委书记老找我们开会，要发展我入团。我说我已经28岁超龄了。他说没关系，小学教师与孩子打交道，思想比较年轻，可以放宽到30岁。于是我们几个二十八九岁的教师，就在1949年加入了共青团。
解放后很多中学缺少大学毕业生，有朋友介绍我去了私立的崇实女中（即后来的女11中）。刚去时，我教初一语文；第二年教高一政治，讲社会发展史。崇实女中是教会学校，讲社会发展史很不容易，例如我讲从猿到人，学生非常抵触。当时组织我们听党课，但我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愿意老老实实做人，不愿意受约束。例如我在西南联大时，就一直没有参加三青团。当时大学生参加三青团很时髦，就像今天入党似的。二来我出身不好，我是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党支部书记找谈话，我讲了我的想法，支部书记就给我做工作，动员我入党。我于1953年入党。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被抽调去负责整理材料。反右运动后，我离开了崇实女中。本来是调我去93中教初一语文的，我很高兴，因为我是学教育的，副业是语文。这时101中的政治老师路开被打成右派后不能上课了, 副校长文方就在教育局查档案找老师。 他看到我是北大毕业的，又在女11中教过高一的社会发展史，就非要我去101中教高三政治。他扣住我的档案不放，最后93中也没办法了。当时我家住在中关园，离101中比较近，但是我并不想去，因为任务太重了。101中的干部子弟多，有的来自农村，都结婚了, 不好教。加上我从没学过政治，来101中之前，我只教过高一的社会发展史。一下子就教高三，压力太大了。我曾要求从高一教起，让原教高二政治的老师教高三。但文方不同意，说教高二的教不了高三，非要把这个重担给我压上。
4.执教101中
1957年下半年，我离开女11中来到101中，开始教高三政治。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没正式学过，旧大学也不开马列主义课程啊。中学的政治课，自解放后开始上政治常识课，后来改为政治课：初中讲政治常识，高一讲社会发展史，高二讲政治经济学，高三讲哲学，主要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由于高考要考政治，各个学校都不敢忽视。
在101中教书的第一年，也就是1958年，那年101中的高考，政治排名在全北京市是第58名，语文排在第60名。作为高三的把关老师，我和汪瑞华都在全校大会上被文方不点名地批评了。随后我就不要命地追求高考成绩，一切为了高考。那时我很少高兴，很少与人说闲话。王一知还问：“是不是给陈思寇压力太大了，怎么她总是愁眉苦脸的?”当时高三都是农村来的干部子弟，期末都给老师写小字报提意见，有的同学就说，“陈老师上课讲得很好，很活跃很生动。一下课就一脸严肃，愁眉不展的，对同学的影响不好。”没办法，当时的压力太大了。
我开始教政治课主要靠自学。后来人民大学办了个夜大学，专修马列主义理论课，每周上两个晚上的课，前后共两年。学员都是在职的干部和教师，一开始有四百多人听课，但大多数人都没能坚持下来。我也是有家有孩子的，硬是坚持了下来。最后参加毕业考试通过的只剩下我们二十多人。我上了夜大学之后，才感到有点本钱了。我备课非常下功夫，教案都要写三遍，最后背下来，讲课不看稿子。我基本没有业余时间，节假日也从不休息，力争做一个好的政治教员。我上课非常认真，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丝不苟，当然首先是我自己必须以身作则。比如我要求学生打预备铃时，一定要在教室里坐好，那我自己打预备铃时，就一定要站在教室门口等着，预备铃一打，我就推门进教室，从来不迟到。当时团支部经常在课间操时召集团干部开会，这一开会就会影响到第三节课，而这恰恰就是政治课。我要求迟到的同学不要喊“报告”，打扰上课，而是要在教室门口等我讲了一段课后，同学们看书时, 我再开门让他们进来。这样对老师学生都没有影响。我记得1959年高考时，政治成绩的排名就上来了，成了全北京市的第二十几名。后来排在第几名就不清楚了，反正再也没有被领导批评过。
1958–1960年时，我一直只教高三，压力确实太大，而要求高二学生马上适应我的要求，也不容易，所以我就要求从高一教起，逐年带到高三。我说再让我光教高三我就垮了，我就只好请求调走了。1961年，领导同意我教高一，可是学生不干了，他们要参加高考，要挑老师啊。就又让我教了两年高三，直到1963年我才退下来，开始教高一，也就是1966届的高三1班。当时学生对政治课不重视，一般第一年（高一）我要求不多；第二年就要求学生认真听课，不许在上政治课时学外语做数学；到高三时，就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准备高考。
我做班主任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一生对我感情最深的三个学生，一个是1962年毕业的，现在加拿大，回国还经常来看我，给我带来很多他们自制的鱼松。 他说：“老师，你都不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他初中在101中时调皮捣蛋，后来就干脆破罐破摔，搞恶作剧。高中考上101中时，谁也不要他，就分到我的班里了。我只当不知道他过去的事，开学时对他说：“我不看过去，只看以后。你过去怎样，我不去打听，我对大家一视同仁。”我让那个学生做化学科代表，信任他。他后来进步很大，入了团，考到哈军工了。
还有一个女同学曾找我谈话，说感到路人都对她吐口水，班里女生也在老师面前说她的坏话，因为她觉得她们说话时眼睛都看着她，使她思想负担很重。我立即感到她精神上出了点问题，就联系她的家长带她去医院检查, 果然她患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于是休学一年治病。后来她的病治好了，考上北大化学系，毕业留校当了教师，现在也退休了。她认为是我当年挽救了她，所以每年教师节，她都要给我寄一张贺卡，50年了从未间断。
当时学生，包括我们班的和高三其他班的学生，都爱找我谈心，排队都排不上，需要事先“挂号”。他们连家庭问题、个人生活的问题、同学之间的关系等，都愿意和我谈。我理解学生，能抓住他们的心理, 给予他们适当的鼓励或批评。学生曾说：“找陈老师谈话，哭着进去的笑着出来，笑着进去的哭着出来。” 其实这里面也有辩证法，我让哭的同学看到积极的一面，我让自满的同学看到自己的缺点。通过做班主任工作，我体会到：老师对一个年轻人灵魂的塑造，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高中阶段。
1963年，我接高一1班班主任, 当时学生三分之一来自农村，比其他班级成绩差很多。刚入学的时候，许多同学跟不上，考试净得2分。同事一见面就问：“你们班这次又有多少只鸭子啊？”弄得学生自己也没信心了，对我说：“老师，怎么办啊，我们大概好不了了吧？”甚至有人要打退堂鼓，回农村去。我设法鼓励他们的信心, 激励他们刻苦学习。第二年，这个班达到了同年级的中等水平；到高三时，他们就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了。
二 我的文革遭遇
我不是学校领导，只是个教研组长, 本人也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但我是文革中全校第一个被“打倒”的人。1966年6月初，具体日子不记得了，我突然遭到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被群众定为“三反分子”、反革命分子。我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批斗、毒打、剃阴阳头、强制劳动。我从一个平素有威望的优秀教师，瞬间变成了猪狗不如的人民罪人。
群众的批判与怒吼，皮鞭和拳打脚踢劈头而来， 如同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弄得我蒙头转向，不知所以。回想起来，当时揭发批斗的所有理由，现在看来都非常荒诞。
1.我被揭发批判的主要“罪行”
运动刚开始时，有位同事在全校大会上揭发我，说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陆定一是当时的中宣部长，文革中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我成了这条黑线上的人，那可不得了了，原来101中还有这么个大黑线上的人物啊！当时一下子在学校里就轰动了，学生对我的揭发批判，就此一哄而起。第二天，高三5班几个同学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解释给他们听的事实是：陆定一的老婆严蔚冰，是我丈夫赵宝煦（时任北大政治教育系主任）系里的老师。文革前，有一天晚上九点，陆定一去党校不知干什么，他老婆顺便搭他的车到中关村我家找老赵谈工作。到晚上约好的时间，她又搭车离开了。这事本来跟我没有关系，只因当时我是政治教研组的党小组长，有天临时安排党小组晚上开会。有同事抱怨，说晚上家里有事不愿意开会。我随口就说：“咱们知足吧，看人家中央领导陆定一，晚上九点了还出来工作呢。我们也就难得在晚上开这么一次会，一两个小时就完事了。”没想到，这句话就成了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的证据。这不是捕风捉影吗？就此引发了全校师生对我的揭发批判，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有同学对我课上课下所讲每一句话都做详细记录，不幸，这些记录后来就成了文革中揭发批判我的“罪证”。一次，我在讲课中说：“你们不能光死记硬背语录,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像吃‘索密痛’（这是当时一种很常用的止疼片）一样。将来你们毕业了上山下乡工作，遇到有些情况，毛主席没说过，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是还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工作吗？所以你们主要应该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方法。这样无论将来遇到什么问题，即便主席没有说过，你们都可以处理得很好。”文革中，有学生大字报里揭发我这段话时，就截去了后半段，只揭发我说过“背语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像吃索密痛一样”，可是我后面还有哇，他们就不提了。这样的断章取义后，就说我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
林彪曾说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也说过：“如果那天是大阴天没有太阳，立杆不见影了怎么办呀？我们要掌握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不论晴天阴天，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就都可以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了。”结果在批判会上，原话的后半截被删去了，我被批判为“反对活学活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这在当时确实是个天大的罪名。
我当时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要求学生刻苦学习。高三学生都要面临高考“备战”，争分夺秒。而当时条件又不是很好，冬天教室炉子生得不暖和，有学生要求早点回宿舍睡觉； 夏天没有空调，有同学说：“老师多热呀，早点结束晚自习，让我们到室外凉快凉快吧。”我说：“不行！你们一定要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才能真正把学习搞上去。冬天嫌冷，夏天嫌热，那你们每年就只剩下春秋两季了。那春天又困，秋天又乏，你哪一季就都别学了，你还考什么大学呀？回家待着去吧，这连高中毕业都困难了！” 我的这段话，在文革中被学生们揭发出来，批判为“大搞智育第一，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实那时候哪个学校不搞智育第一呀，每年高考的成绩，全北京市要排名的呀，我又有什么办法？
“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这是我的另一大罪状。曾有学生揭发我说：“当时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比党支部还要高，你的威信高于党的威信。”那可不得了啊！所揭发的事情是：一次，高三4班在黑板上写毛主席语录的栏目里，有学生写成“陈老师语录”，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次，我去上课时发现了，对学生说：“这地方只能写毛主席语录，不能写任何其他人的语录，快把它擦了！”
第二件事是：1965年，我带高三毕业班备战高考，我凭经验押了几道题，让学生准备，不想竟基本全押对了。有个学生从考场出来后，因考得比较好，就把手一举，说：“陈老师万岁！”当时我不在场，高三老师是不能参加监考的。后来听监考老师告诉我了，我说：“是吗？这可不合适。”当时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也成了我“搞个人崇拜”的罪状。
工宣队进校后，还曾专门开了一次批斗会，一定要逼我交代是怎么“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的”。我解释说：一个老师要上好课，必须要有一定的威望。但威望的形成，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学生感觉这个老师可信，愿意听他的。我自己要求学生做到的，必须自己先做到；不让学生做的事，也一定要讲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无论酷暑严冬，我总让学生坚持学习不松懈，我自己也以身作则，每天早出晚归。这不是什么“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得学生信服我。
但当时人们都疯狂了，头脑简单没有理性，只知道乱扣“帽子”，根本听不进我的解释。
工宣队进校后, 有一次批斗我“恶毒攻击”。事实是: 文革前我曾对一个矮胖的学生半开玩笑地说：“某某呀, 你不能再胖了，你要加强锻炼。胖子有三种: 第一种是可爱型的，第二种是可笑型的, 第三种是可怕型的。你现在还是可爱型的，你要不注意锻炼，将来就成为可笑型的了，你快加强体育锻炼吧。”这话，当时我只对这一个同学说了，没有别人听到。另一件事是1966年春天，我参加全国政治工作教育会议，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回来后，大家问我毛主席的健康如何。我说：“还可以吧，就是人比较胖一些。”这两段前后互不相关的话，文革中被揭发，并被拿来推理成，我说毛主席 “比较胖一点”，就是暗指毛主席的胖是“可笑型的”，甚至是“可怕型的”。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的滔天大罪。
为此，我曾多次遭受批斗，也没人肯听我的辩解。一次批斗会，我被“坐飞机”。一名粗壮的女工宣队成员上来，一把将我的胳膊整个向后扭转过去，筋骨被严重扭伤，整个膀子都青了，会后疼痛不止。 后来经过多方诊治敷药，许多年之后才慢慢好起来。
2．同事之间
政治教研组有个同事，本来我俩关系很好。三年困难时期，大家粮票都紧张, 她总说她家粮食如何不够吃，我和另一位邹老师每月就从自己口粮中省下一二斤给她。万没想到文革中，她率先揭发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一下把我推入深渊，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青年同事，文革前那年夏天，我看他脚上凉鞋已经穿烂了，就说：“你该买双新鞋子了。”他说：“陈老师，我实在没有经济实力买鞋。我家在农村，工资大部分都寄给我妈妈了。”我想那怎么办呢？正好我有两个儿子，脚都长得挺快的，家里有几双他们穿不下的鞋子，我就找了一双比较新的，拿来给他一试，正合适，就送给他了。结果文革中，他在大会上揭发我“买了凉鞋，腐蚀贿赂拉拢”他。他还揭发说，我把他“当孙子使唤”。文革前，我是教研组长，他是组员，又年轻，我就让他去首都钢铁厂联系参观的事，他就说我拿他“当孙子使唤”。那个批判会我没参加，这事我也不知道。后来有学生问我：“陈老师，你有孙子吗？”我说：“没有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不，你有！”“谁啊？”“某某就是你孙子啊！”我问:”他怎么成我孙子了呢?”这学生才把某某的揭发批判告诉了我。这件事后来成为笑谈。
文革前，王一知校长一直独自住在荷花池边的一所小房子里。一个60多岁的独身老太太当然害怕，就让学校里的单身女教师轮流去陪她睡觉。当时大家还争着去呢。文革中批判王一知时，某女教师揭发说：“你那时候还摆谱，还让别人去陪你睡觉。”王一知说：“真对不起，你也陪过我。”
总之，文化大革命使原来很好的朋友同事关系被破坏了。这两位“揭发”我的同事，真让我伤心透了，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文革后，我恢复教课，曾做过一段教导主任，负责全校班主任的工作。我没有因为私人恩怨，而打击报复过任何人。工作上我秉公办事，该干嘛干嘛。但工作之外，我与同事不再有私人往来，因为我把人际关系、世态炎凉看透了，再也不相信同事中能有什么朋友了。许多年后，我也不愿意再面对某些同事，不是我记仇，而是只要一看见那张脸，就下意识地想起那个可怕的年代，内心就难以平复，我只能选择逃避。文革中所有揭发批判我的人，我都可以原谅。包括一些工友，他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就谩骂你。我也无所谓，因为他要跟你划清界限嘛。有一位教化学的于老师，文革后向我道歉，说他曾在会上发言批判过我。我说你不用道歉，这没有什么。因为如果我当时不在劳改队，是个革命群众，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也会去参加批判斗争呀。我不记恨人们批判我，但我很反感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革命”，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而不惜歪曲事实。
我后来终于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阴影，在那个同事生病时去她家探望过她。我的那两位同事，后来自己也被学生整得很惨，留下浑身病痛。其中年轻的那位，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现在想一想，觉得当时大家就像是被罩在一个大网里的鱼儿，身不由己，其实大家都挺不幸的。
3.被关押、毒打和劳改
6月初，全校就只我一人是“牛鬼蛇神”，失去人身自由，被关押监视，但还没被劳改。我被剪了“阴阳头”，名字写成“陈死狗”，还倒过来打上红叉子。我被押到各班去轮番批斗，红卫兵们用皮带抽打我，打得我皮肉发麻，都不觉得疼了。后来看守带我到海淀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屁股被打得一大片青紫，说：“怎么打成这样啊？”给我打了消炎针。当时一个看守我的高一女生给我打饭，我那时候烦死了，哪里吃得下饭？那学生说：“你还是要吃饭，不然人家说你绝食对抗，罪加一等，他们还要打你。”我一想对啊，就说：“那我就喝点稀饭吧，可别对别人说我没吃饭啊。”那个学生还是很好的，能凭着良心做事。
后来，让我一人到工厂劳动，开车床打眼。师傅挺好，基本上不管我。机器一响，声音很大，我就乘机唱歌，谁也听不见，唱完一首又一首，直到师傅说：该下班了，回家吧。第二天早上，一开机器，我就又开始唱歌，用这种方法排解心中的郁闷。
8月份，老师和学校领导陆续受到冲击，劳改队才成立起来。高三（5）班学生王Y搞恶作剧，用皮带乱打我们，命令劳改队的人，包括我、文方、赵兰坤、刘占武等人，全部跪在地上爬着走，从喷水池一直爬到后面的大操场。我穿的一条新裤子都爬破了。很多老师的膝盖、手掌都磨破了，鲜血直流。他们一边用皮带驱赶我们，一边为这种恶作剧而兴高采烈。当时我们还经常在校园里被游街。我曾被挂着牌子，敲着破脸盆，唱着“牛鬼蛇神歌”，被一大群学生前后簇拥着，一路被鞭打责骂、被吐口水和往身上扔脏东西。除了王Y，还有一个外号叫“黄毛”的初中学生，打人也很厉害。
在劳改队里, 一些学生任意夺取我的个人财产。一个初中生强行夺走了我唯一的一块手表。手表在当时可是最大的个人财产了，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后来高中的一位学生帮我要了回来，对我说：“你以后就放在家里，不要戴了。”没想到我走回家的路上，又被这个学生拦住，再次抢走了我的手表，从此就再也没有找回来。这个学生还向我要钱、要饭票。在我打扫厕所的时候，他竟然把自己的内裤扔给我，让我给他洗。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登记自己损失的财产，规定是哪个学生拿走的就由家长赔。但是我一直弄不清这个学生的名字，就无法把手表找回来了。
文革中我的家也被抄了，因为我爱人在北大也受到了批斗。但是家里除了书，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因为我家是牛鬼蛇神，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查抄一番。记得曾有两个五六岁的“红小兵”，大概是当时北大幼儿园解散了没处去的孩子，也跑到我家来抄家。找来找去，找到一个“电匣子”（收音机）。一个孩子说：“咱们把这个拿走吧。”另一个说：“你拿吧。”结果两个孩子谁也拿不动，只好空着手走了。
1966年8月，社会上很多人自杀了。例如北大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在西山上吊自杀了。我们区教育局的书记马力（原来101中的党总支副书记），也自杀了。受不了啊，一辈子革命，现在挨你们这些人的整，实在想不通，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 一位看守我的高一女生曾对我说：“现在很多人都死了，你怎么没去死啊？” 我问：“怎么死啊？”她说：“想死还不容易？”我说：“我不想死。”她问：“你为什么不想死?” 我没有对她解释。当时我就是不理解，我平时勤勤恳恳，一心一意地工作，忙得常常连家都顾不上，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了？究竟是怎么变的？ 我得等着组织的正式结论，让组织上告诉我，为什么我成了反革命？我还有三个孩子呢，我既然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要对他们负责任。如果最后组织的结论说我是反革命，我就得告诉我的孩子：这条勤勤恳恳当教师的路不能走，这是死路一条！ 所以我不能死，就是再苦再难再受辱，我也得活下去，我要一直等着看到最后的结果！
有一次斗争会上，一位青年教师批判我，说：“你就是反革命，三反分子，你承认不承认。”我说：“我现在还不能承认。”“你为什么不承认？”“组织上还没有做结论呢。”他说：“什么组织上啊，现在搞革命运动，群众专政，群众说了算。群众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 我心想：“你知道什么呀？”我始终相信群众运动难免偏激，而且终归会过去，而最终的组织结论才是最重要的。
劳改队的劳动非常繁重。有一次，是让我们用一个老大的箩筐抬砖，我和赵兰坤一起抬，由学生给我们装筐。他们都是初中小孩，拼命给我们装，根本不管我们是否抬得动，我们在旁边只好不说话。结果筐子装满了，我们一抬，很粗的一根棍子都给压断了。
夏天，劳改队负责绑葡萄上架，整天在太阳下暴晒，老师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胳膊一直举着，都酸了，弯不了了。负责看管我们的初中孩子，还捉了许多毛虫，强行塞到老师的脖领子里面。我们还负责掏全校的厕所。当我们抬着装满大粪的粪桶走过的时候，看守的初中生，就用柳条沾上恶臭不堪的大粪，依次抹到每个老师的脸上身上，甚至撒到了我们的口鼻里。王一知后来也进入劳改队了。她当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特别辛苦。我们雨后到菜园里拔草，她把鞋脱了，光着脚蹲在泥地里拔。我问她为什么不穿鞋，因为当时天气还很冷。她说因为怕滑倒。她特别不容易，多亏了汪瑞华老师一直照顾她。
受到这样的打击迫害和侮辱，我一度很悲观。有一次在劳动中与汪瑞华聊天说：将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处理品”了，不知道会把我们处理到哪儿去。我猜想：运动后期，我们会像右派分子那样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去。当时我脑子一刻也没停，心里一直在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怎么成了这样子的？实在想不明白呀！最后就横下一条心，就是再苦再累、再受辱，也一定要活下去，非要等着看到最后的答案不可！后来我们渐渐习惯了繁重的劳改和经常被批斗的生活，彼此还相互调侃。有一天，我的班（当时我是高三1班的班主任）的学生揪斗了汪瑞华老师，回来后我问她：“今天又到哪儿挨斗去了？”她说：“今天在贵班。”我们都笑了。劳改时，每天休息20分钟，在没人看管时，一群“牛鬼蛇神”还说说笑笑的，讲一些文革中发生的荒唐笑话。我们说自己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四 文革后期“吐故纳新”与重返课堂
1968年夏天，“清队”运动开始了。我因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处境相对好了一些，不被批斗了，但还在校办工厂劳动。当时社会上两派武斗很严重，学校中也分成两派。其中一派的学生来动员我“站出来闹革命”，说我不应该“不打自倒”，还说：“现在是你站出来闹革命的时候。”我考虑再三，认为我不能站出来。我的想法是：除了“言论”，我没有任何其他问题。第一，我的家庭出身，入党时交代了；我的社会关系，除了有个弟弟在台湾，没有其他反动的社会关系。第二，我自己历史清楚，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我就是有些“言论”，情况比较简单，将来组织上做结论很容易，不需要再到处调查找材料。如果我出来参加某一派，谁知道将来是对还是错？搞不好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所以我要保持自身的清白，这个“革命”我绝不能卷入。当时我丈夫还不理解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号召参加“革命”，他自己参加了北大的“井冈山”。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果然，1969年搞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我第一个通过审查，恢复了党籍。而我丈夫因参加了“井冈山”，被另一派“新北大公社”揪住整个没完。文革后期，他又因为文革中曾卷入一派，迟迟通不过“政审”。
支部大会宣布恢复我党籍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进教室上课了。从1966年6月我被打倒，到1969年我被“解放”重返课堂，前后一共有三年时间，我被迫害和劳改。这与学校大多数老师相比，还算时间短的。1969年时，大多数老教师或因被所谓的“历史问题”压着，或因文革中的派系而纠缠不清，没有通过审查，不能恢复工作。1972年，大批干部和老教师去干校劳动，只留下一批中青年教师继续上课，我也被留在学校继续教书，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可能是当时军宣队的人认为我问题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东西。学校大多数干部和老教师，直到1973 –1974年才逐步恢复工作。
1969年重返课堂时，101中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由于文革中“停课闹革命”，101中已经没有高中了，只有初中。学生也不是考进来的，而是就近入学招来的。上课的第一天，我见黑板上写着：“欢迎‘陈老师’”几个大字，其中“陈老师”三个字还打着引号。这说明学生不承认我是老师，因为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学生还认为我是“反革命”。当时我脑子转了一下，一想不行我得表个态，就说：“不管怎样，冲着欢迎这两个字，我就很高兴，不管你是真欢迎还是假欢迎。至于这个‘陈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我说了不算，你们现在说了也不算。过去的事情已经有了结论了，今后的事情，从今后的工作中去做出结论。”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文化大革命中长起来的这批初中孩子非常不好教，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思想上已受文革荼毒不浅，特别是那些出身工农家庭的孩子，尤不听话。这是因为文革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冲击，唯有工人农民，一直是革命最忠诚的“依靠力量”，所以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已经学会了在政治上有自我优越感，他们自以为最“革命”，最“纯洁”。我虽然已恢复党籍，但在他们眼里，仍是可疑的“二等公民”，所以我一开始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躲避我。只有知识分子子弟和干部子弟比较理解我、尊重我，因为他们的家庭也受到过冲击。我就依靠北大清华知识分子子弟和一些干部子弟来做班里工作，干脆先不理那些工农子弟，把他们“冷挂”一段，就当他们不存在。这一招比“热批”还厉害，过了半个学期，他们主动来找我，检讨了开始时对我态度的不对。
我后来做101中的教导主任，一直工作到1976 年，我55岁时退休。
我解放前参加过北大党的外围组织活动，本来可以办“离休”，但是需要找许多证明人。当时我们北大学习小组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市里的领导，但我不愿找他们。我想，离休不离休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名，听起来是老干部；二是利，退休待遇好一些。但我实际上不是老干部，何必要这个名呢？有多大本事吃多少饭，我对名利没有太多要求。我爱人说，要不然我给谭某打个电话，你去找一趟他。我说我才不去呢，为自己的名利奔走，我不愿意。多年后，当遇到当年和我一起学习的人时，有些人已经办了离休，并问我为什么不去找找人，不去白不去。我说我不想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