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张闻天回国了。宋以敏要生孩子，跟张闻天坐同一列火车回去了。刘晓接替张闻天当大使。刘晓无论如何不放我，说你不能走。他给外交部打电话要把我留下。我无所谓，留下就留下，回去就回去。
张闻天几次打电报给刘晓，让我立即乘飞机回来，一刻也不许耽搁，行李等以后用火车运。我是1955年3月中旬回外交部的，回来后第二天就上班了。
宋以敏就要生孩子了，所以我们请了个保姆。当时，我们只有一间很小的小平房，家具也很简单。我就跟外交部管行政后勤的人说，得给我找一个地方，我爱人要生孩子了。张闻天知道了这件事，对我说，自己的要求不能过分，个人的事情不要太强调。好吧！那我就不强调吧。其实，分配房子又不用张闻天管，我并没有和他直接联系。只是张闻天太自律，对他周围人的物质要求的限制简直过了头。但是外交部还是给了我两间大一点的房子。我的大儿子是三月十八号生的。
我回来后，主要工作仍然是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先在政策研究室、后在办公厅，都是如此。外交部原来有个政策研究委员会，由周恩来兼主任，乔冠华是副主任，杨刚做秘书。我随张闻天回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不兼主任了，乔冠华也不兼副主任了，杨刚也调到《人民日报》去当国际部主任了。杨刚这个人很有名，1957年自杀了，很可惜的。我到外交部时，这个研究室就让我来管。
外交部内部的业务建设，基本上是由张闻天来搞。周恩来是外交部党组书记，张闻天是党组副书记。但实际上张闻天在外交部什么都管。他这人工作确实认真。外交部立下的一套规矩，条文都是他自己写的。周恩来工作特别忙，不可能对外交部各部门的具体业务管得那么多，他的工作方法有点儿事务主义，来什么事抓什么事。有时他和人谈话，一谈就谈到半夜去了。不像张闻天，工作起来有一整套计划：外交部建设应该搞什么，先搞什么，应该建立研究所等一些什么机构，等等。我的主要工作是根据需要，起草外交部的文件和中央抓的有关国际问题的重要文稿。
外交部的文件，部一级的由我起草；各司管辖的问题由各司起草，但是得通过我修改。我认为不行的文稿，就可以打回去，或者把它改得面目全非。为此，大家的意见很大。所以到1959年批判我的时候，有人在大会上批起来：“何方在外交部很霸道，他那一关比部长都难过！”起草文件的工作也不一定每天都有。有时指定让我起草，我就起草。像发表外交部声明、照会等这类文件，它们经过的手续很多。比如有时候由亚洲司起草文件，他们写好以后就交给周恩来，又被周恩来打回来另外起草。这样的事也常有。一般的文件周恩来改一下，然后写上：请主席批示，送到毛主席那里去。
起草那些涉及重大国际事件的文稿，还有为周恩来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国际部分，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班子。我也在里面。有时候加上浦寿昌，因为他是总理办公室秘书。因为总理总是有事找他，所以一般他参加比较少。有时候熊复来参加写作，还有一、两次邓力群也参加了。邓力群一般搞国内问题，但是像涉及波匈这类国际问题如何表态的研究或写作，他也参加。只是他们两个参加得很少。一则因为他们没在搞国际问题；二则因为他们那时候官已经比较大了。熊复的级别比王力还高一些，他已经是中联部的副部长了，后来又到了中宣部，然后又是《红旗》副主编。乔冠华比我进外交部要早。在日内瓦会议时参加起草文稿的陈家康，后来去埃及当了大使。乔冠华已经是部长助理了。他自己也参与写作。他写东西就和写评论差不多，有时候拿着一杯茅台酒，一边喝着，一边走来走去，突然想起一句什么，大家觉得他这句不行，就不用；觉得行，大家就说好。最后乔冠华拍板说：“好！这一句就是这样了。”
有了重大问题，就把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召集在一起，作为关于国际问题的起草班子。比如总理要做报告，或者他要跟民主人士谈话，那就需要有人起草讲话稿。来得比较多的是王力和姚溱。王力原来是中联部的司局长，然后就变成副部长了。姚溱是中宣部的国际宣传处处长，后来是中宣部副部长。这都是些著名的人物。我回外交部后，也被总理找去参与这个写作班子。工作一般是乔冠华抓，但真正抓的还是张闻天。王力和姚溱当时的地位和我差别不大。我可以打一个电话把他们请来。那时候我发现王力确实写得快。比如今天的声明要写三个问题，或者是形势报告要写三大部分，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那么一般的分工是：我写民族独立国家，就是现在说的发展中国家，写上一大段；王力写美国、英国等国际形势；姚溱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中苏友好等。然后把这三个部分统一统，交上去。
大家写了文章后的稿费由我掌管。我拿着这些稿费，可以组织大家到国际俱乐部去吃饭。这些稿费为什么不发给个人，而由我掌管呢？这是因为没有办法发。文章是大家一起写的，你改过来，我改过去的，有时候还由毛主席亲自重新改写呢！王力在回忆录里说，于兆力的文章主要是他写的，这是胡吹。我知道的底细更多。于，是指乔冠华，因为乔冠华常用于淮这个笔名；兆，是姚溱的半个姚字；力，就是王力。那时候于兆力的名气大着哪。于兆力的文章为什么出名呢？因为是有来头的。一看，文章就不像是一般人写的。《红旗》的文章有很多是用假名字发表的，不知道哪篇文章是哪个人写的。其实《红旗》上登的文章，有时候干脆就是毛泽东写的。《红旗》当然知道哪篇是毛主席写的了。因为我是掌握稿费的，我也知道。
为周恩来起草东西有个好处：他态度比较明确，把会议上要讲的几个国际问题给你说一下，然后你们晚上奋战。他也同时奋战。他晚上是不睡觉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邓颖超在旁边站着。我们这些人可以坐在那儿和总理一起吃饭。我们起草文件就在周恩来的西花厅。吃夜宵很简单，面条之类的，也没什么高级的东西。早饭就是烤馒头片，还有点黄油、牛奶什么的。
周恩来对我们的要求不高。他曾经说过：你们这个起草班子、这些秀才一年能想出一、两句新话就不错了。什么算是新话呢？有一次他说，就像这样的话：“是人类要消灭原子弹，不是原子弹会消灭人类。”好，就把这句话用上去了。
任务有时候很紧急。比如发生了要暗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这件事出来后很紧张，要马上处理。刘少奇就召集会议了。我跟着张闻天去参加会。张闻天为什么要我去参加会呢？就是临时让我立即写出一篇稿子来。张闻天说，明天要召开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李德全在大会上要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克什米尔号”的事情表态；这样，我一晚上就得奋斗出五、六千字出来啊。
我还参加了党的“八大”报告的起草工作。这是1956年的事情。本来我跟着张闻天到北戴河去，是要在那儿为他写一篇在“八大”的发言稿，题目叫作《论和平共处》。为了起草“八大”报告，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班子。由中国当时一帮最高级的理论人才组成。他们准备了好几个月，拿出了一个报告稿，恐怕有两万字左右。报告说，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了，毛主席是怎么领导的，有几条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里面就列出了多少条：革命应该注意什么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怎么做，等等。我们到了那儿以后，人家已经把报告起草得差不多了，正在征求意见，就要定稿了。本来，我是无权看这个稿子的，但是张闻天先叫我看一看，看了以后提意见。我看了以后就觉得有些问题。它等于是一篇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我看了以后，同张闻天和李克农谈起这篇稿子，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的革命胜利了，就准备让兄弟国家把我们的一套拿去学习啊？咱们这不是培训班，是自己开代表大会。那时有六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总书记要来参加我们的“八大”。我说，这等于是咱们把人家各国党的领导人叫来训话，把咱们的经验教训介绍给他们，叫他们回去照着我们的这一套干。你弄个教科书式的稿子叫洋人听，这不像是代表大会。李克农说，我看也是。他感觉到也确实如此。李克农把意见提上去了。大概张闻天也提了，也可能还有别人提。刘少奇也可能感觉出来了。“八大”报告后来的稿子把这些内容去掉了。以后，又重新起草报告，由胡乔木抓总。我后来参加“八大”报告的起草班子，原来提过意见是个原因。重新起草的报告宗旨，就是老老实实地总结过去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工作，部署下一步还要做什么工作。当然骄傲还是值得骄傲一点的，但是已经不是那个开训练班的架势了。胡乔木把写报告的事情做了分工，有写国内问题的，有写经济问题的，一人一个摊子，然后汇总上来，由胡乔木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意见抓总修改。国际问题这一摊子分给了乔冠华。乔冠华就把我和浦山找了去。反正国际问题很简单，只有几千字。我在“文化大革命”时还和浦山谈起过这件事。他说，我怎么把这事都忘了？我们两个连夜赶写这一段：民族独立国家如何，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样，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是大团结了。
我的第三件工作就是协助张闻天抓整个外交系统的调研和关于国际问题的宣传工作。调研工作，外交部的地区司、有些业务司和各个驻外使馆都有。我要把各司的调研成品看一看，有时候提点意见，有时候讲一点需要注意的问题。
整个外交部的调研工作，是我协助张闻天在管，因为张闻天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亲自抓。宋以敏在新闻司搞调研，有时候我和他们新闻司也打打交道。她们那儿等于是两条线领导，一方面归周恩来直接领导，因为龚澎和周恩来的关系密切一点，常常从周恩来那里直接领下任务叫她们去完成。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外交部的一部分，也得听张闻天的。1958年的一天，张闻天把宋以敏和李瑞华叫到办公室，向她们了解外国舆论的情况，还和她们谈了他对民族独立国家的看法。宋以敏后来告诉我，张闻天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一头写着资本主义国家，另一头写着社会主义国家，他把民族独立国家放在线的当中靠社会主义国家近些、离资本主义国家远些的地方，意思是应该充分估计到这些国家的进步性。而对这个问题，当时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有些人认为，这些国家只是帝国主义的附庸。
有关国际问题的宣传事宜，我也在外交部参与管理。为什么我跟姚溱的关系密切呢？就是因为他是国际宣传处的处长。但是他在国际问题的宣传上得听外交部的。比如世界发生了什么问题：谁死了，谁上台下台了，我们应该怎么讲？哪个问题要表态？哪个问题不需要表态？这个新闻能不能发？他是不能随便讲的。要经过毛主席审查。毛主席在严格控制着。咱们国家为什么新闻发布得晚，就是因为必须经过好几道关口。
这些事情做起来没完没了。首先，每两个礼拜得开一次会，把各个报纸和通讯社的人找来，由张闻天给他们讲一讲上两个礼拜的国际形势和对下两个礼拜形势发展的估计，提出应该注意的宣传内容以及有些什么问题，等等。我呢？就要给他们写一个下两个礼拜的宣传大纲。这么多的工作都搞到我的头上，我实在紧张得不行。
最严重的倒还不是这些，张闻天晚上必须睡觉。他睡了，得由我替他抵挡晚上来的事情。中国的规矩是首长晚上都不能睡觉，原因是毛泽东晚上不睡觉。刘少奇也跟着晚上不睡觉。周恩来更是晚上办公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睡觉都靠吃安眠药。张闻天是唯一的例外。这是周恩来关照过的，是他对这位以往的总书记的一种照顾吧！周恩来说过，晚上不要叫醒闻天同志。因此每天晚上十点钟以后，张闻天雷打不动地要睡觉。对别人就没有这种照顾了。他们即使已经睡着了，有事也得被叫醒。
张闻天这个例外，我就倒霉了。因为有些事情很急，必须经过外交部，而且当晚就得处理。比如，有关国际关系的评论，这毫无疑问是归外交部管的。有些消息，能不能发？早发还是晚发，总之事情很多。经过外交部是经过谁呢？就得经过张闻天。可是他十点钟就睡了，那经过谁呢？于是就变成经过我了。因此他就叫我住到了他的家里。为的是东西来了，我该看的看，该替他处理的替他处理。
那时候吴冷西是《人民日报》的总编兼新华社社长。他经常给打我电话，问：这个能不能发？你问一下张闻天。因为他不能直接去请示总理，他得经过外交部，可是张闻天又睡了。万一人家要得急，我又做不了主，那就只好叫醒张闻天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做不了主，就直接送到总理那儿去了。因为总理说过，张闻天睡觉是雷打不动的，不要惹他。一般的问题，我已经习惯了知道该怎么办，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按手续必须问外交部的意见，外交部定了以后，才送到总理那儿去。我让来人直接报总理，就等于他已经通过外交部了。我的处理方式，一个是我可以做主的，估计也出不了大问题的，我就对他们说，发吧，不用请示总理了。还有一种，我就说，这得报总理。当然，我晚上也不是老熬着，该睡就睡了。有事时，才有人来把我叫醒，因为他不能去叫张闻天。
我办理这些事情，就不能够回家呀。刚生下来的儿子，不能常回去看看，宋以敏有什么事也不能帮着管管。为此，有时我就故意不到张闻天的家里去住。张闻天也不批评，而是连挖苦带讽刺：怪不得老想回家，有了个儿子，你是想小宋了。弄得我也没办法。一个星期我有一多半时间在他家住，一般只有礼拜六才回家。连礼拜日有事时都能随时把我抓住。所以我只能在中午的时间不午睡，去看看小孩儿。那时候我的小孩儿才一、两岁，刚会说话，一看见我回去，高兴极了。
我住在他家里，可是我也不能在他家吃饭呀。我吃人家的饭算个什么？我不在那儿吃饭，又得在那儿工作，那怎么办呢？他住在景山后街。我一早起来就从他家步行去上班，走得飞快。他曾在外交部表扬过我的步行上班。本来搭他的车子去外交部上班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愿意。我不会骑车，一辈子没学过。我每天从他家经过东华门走到外交部街，路相当远。我总是在路上匆匆忙忙地喝一碗豆腐脑或者豆浆，吃一根油条或者一个烧饼，然后去上班。中午是在部里吃饭。中午吃完饭回一趟家看儿子。张闻天中午是不回去的，晚上才回家。中午、晚饭我都是在外交部食堂吃。我吃完晚饭后，又快步出发走到他们家去。
张闻天吃完晚饭后要散步。他要找一个能谈得来的人跟他一起散步。景山后街和景山东街那儿住着一批高干，有聂荣臻、康生、饶漱石等。在我印象中，和张闻天夫妇一块儿散步最多的是聂荣臻夫妇。饶漱石参加散步的次数比较少，但他有时到张闻天家里去坐坐。他是个比较严谨的人。在散步的过程中，张闻天和那些领导人谈话，我不能乱插话。他们说着，我就跟在他们后面听着。但是你不去也不好。他一叫，何方，走吧！我就得跟着走。我是雷打不动地陪着张闻天他们散步，这种习惯保持了多少年。我们总是在北海转一圈。我搭着他们的车子去。去北海也不用买票，他们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去。车子进去后，在北海步行一圈。他们交谈的特点是，别人随便一点，而张闻天则严谨一些。
张闻天约外交部的人谈工作，也是用边散步边谈话的方式。这成了他的一种工作方式。比如某某司长有事要找他谈，或者某某大使回国了要见他，他就说，咱们晚上散散步吧。于是他们吃过晚饭后就过来和张闻天一起散步去了。他不吃请，也不请人家吃饭。别人要来，就是约定好来谈工作。张闻天散步有时候叫章文晋，有时候叫陈家康，有时候叫乔冠华。在外交部工间操休息的时候，他也经常和几个人一起散步。
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要找他，他就说：孟用潜，咱们到公园散散步去吧。在伪满洲国时期，满洲省委书记是刘少奇，孟是组织部长。“文革”后不久，他就因刘少奇而被捕，被逼着作伪证，之后他翻供了二十多次。河北蠡县暴动的时候，他是河北省委书记。解放以后，他是供销合作总社社长。当时毛主席批判了两个人，一个是孟用潜，另一个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薛迅是个女同志。他们两个人都反对统购统销。毛主席的原话就是：“有个人叫孟用潜，上书言事。” 孟用潜上书说他不赞成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把农产品的价格压得很低，用低价把农产品收购上来。他们两个人能提出这种意见，是很勇敢的人。
1956年，我当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厅主任一开始是王炳南，副主任是阎宝航。后来的主任是董越千和韩念龙。当了办公厅副主任，做的事情还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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