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日本研究所所长大概九年，正式开展工作是1980年。
我去日本研究所，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日本问题我没搞过，日本话我也不懂。一开始，宦乡准备让我去搞苏联东欧所。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社科院搞一个国际片，包括好多国别所、地区所，最后有八个所。苏联和美国是必须研究的。美国研究所所长，一开始他自己兼，叫李慎之当副手。苏联东欧所他让我去搞。在筹办这两个所的过程中，发生了新的问题。
中联部原来有三个研究所，一个是苏联东欧所，一个是拉丁美洲所，一个是西亚北非所，后来叫西亚非洲所。它们在文革前就建立了，人马相当多。当时中联部部长是姬鹏飞，这三个所他不想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愿意要。宦乡提议我作为社科院代表去接收。中联部领导姬鹏飞、李一氓、刘新权，都是从外交部去的，我都熟悉。
让我谈判，也很简单，中联部把人马、资料一切转给我们，由我们这儿发工资就行了。李一氓当时是中联部常务副部长，跟我很熟，把底子也亮了出来。他说，那几个所就在东四十条段祺瑞执政府，准备将来拆掉盖干部宿舍，我们要这里的地皮。因此，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时候把这个地方给我们退出来？为此，宦乡很发愁，我则慨然允诺。我说，这好办，就和他们签了协定：三个所的人马、资料、图书等我们都带过去，等到社科院大楼盖好以后，就把地方给他们腾出来。社科院这边也在发愁，我说没问题，咱们完全可以先把一切担当下来。我有个什么底呢？段祺瑞执政府是文物保护单位，是清朝的陆军部和海军部，是“三一八”惨案所在地，是岗村宁次的华北驻军司令部。这么个地方，会让李一氓拆掉吗？哪怕是一砖一瓦，根本不能动。签了字后，我就到了苏联东欧所。但我不能做所长。人家全班人马齐备，我才来怎么能当所长，把人家的所长换了呢？有人听说我要去搞苏联东欧所，到处说我的坏话。说何方怎么能搞苏联东欧所？他如何如何不行。不行就不行吧。
宦乡还要搞一个欧洲所、一个日本所。欧洲所原来有一个现成的摊子——叫政治研究所，原来是施谷当所长。他病逝后，我推荐徐达深去。徐达深原来是外交部西欧司的，当过半年司长，跟张闻天一起下了台。因为他给张闻天当过秘书，他是我之后的第二名“反党宗派成员”。他来了以后，宦乡就让我去日本所。
我当时非常不愿意。宦乡说，那怎么办呢？日本所总得有人筹备啊？日本所就日本所吧，筹备嘛，把这个摊子先建立起来再说。所以，我去日本所是颇为偶然的。
走马上任以后，我还是个光杆司令。后来三搞两搞，我和李慎之每人有了一部车。他是美国所，我是日本所。虽然都是光杆司令，但代表的是一个所呀！公家给每个所配了一辆车，还有司机。可我们两个人都不爱用车，步行上下班。司机也非常满意。
我们两个人多数时间还是在毛家湾住。我们早上出来到北海转一圈，自由自在。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招了一个秘书。她就坐在毛家湾我那个套间的外间。在毛家湾开始筹备日本研究所。
找不到房子，办公地点一年之内搬了有四、五次。社科院比较支持我们，让我们住到西苑宾馆，在那里办公。一个所占用四、五个客房，连住带吃，四菜一汤。钱是社科院掏，因为没办法解决房子。后来，社科院觉得不合算，我们也觉得过意不去，又找到炮兵招待所，倒是便宜，但地点太远。研究机构平常不上班，大家集合就是开个会，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后来，那里不行了，我们又搬到了工会招待所。
我们和美国所在一起，总是共进退。李慎之搞过新闻工作，没搞过行政领导工作，他说，一切都归你管。所以，连美国所我都管着。开会，我就把两个所的人一起召集来。后来董乐山等人开玩笑说，我们当年都听你训话。
筹备日本研究所，招兵买马最困难。想要来的人不一定合适，有一些相当不错的人，本单位不放。我很费劲，就招了几个当时的硕士研究生。骨干也招了一些，但是不太理想。这些骨干懂日文，或者在日本留过学，或者是伪满洲国的建国大学毕业。建大实际上是培养满洲国官僚的地方，学生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国人，用日本话讲课。建大毕业生，我们调来三个。三个人都想当副所长。我就不好安排了。不管怎么样，到了我们所最兴盛的时期，招到了七十多个人。其实编制比这还稍微多一点。
我们把科目一分，最后发现需要的人很多。我们只有研究日本哲学、日本文学、日本历史的人，我提出研究日本文化的问题。为了搞日本文化研究，成立了日本文化研究室。有些人不愿意搞日本文化，因为这是个新的科目，他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没有基础。比如叶渭渠，他搞日本文学很出名，翻译了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他送了我一大摞子书。让他搞日本文化，他不大愿意。他说，我搞了一辈子日本文学，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再搞日本文化？我说，你再把文学稍微扩大一点，不就成了文化吗？目前咱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只得由你干。最后总结工作中的缺点，应该说在招人上有问题。
当时我想，既然干日本研究所，就好好干一下。我还曾积极准备学日文。弄了点书，找了个老师。李一氓的儿媳妇曲靖华是老熟人，在二外工作，她帮我找了个人，做我的老师。老师非常热心，从字母开始教我。学了一个月。我发现，学日文比学英文、俄文都难。我已经六十岁了，学日语肯定影响干别的，何必呢？还是研究问题算了。
这时候，开始了对外交流，我去了一趟美国，发现他们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根本不会说中国话，也看不懂中国书。当年美国和中国建交时，斯卡拉皮诺是卡特征求意见的四大名人之一。他说：我的中文程度和你的英文程度一样，就会说个“谢谢”。不一定要懂中文，现在的信息很多，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材料都看不过来。我想也是。于是，我就不学日文，而搞学术问题了。
当然，只搞日本问题研究，我不甘心。尽管一直到我退下来，日本学者对我的评价颇高。但是我还得说，我对日本问题是外行。我对李慎之说，我对日本经济的了解，不如对美国经济的了解。当时美国经济中的很多数字，一年生产多少汽车？多少钢铁？我是可以背下来的。对日本问题，我原来没有注意过，光注意苏联和美国了。因此我想，完全搞日本问题不合算，这弯子转得太急，我还是得搞整个国际问题。所以，我当的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的基本是国际问题。日本问题也得研究啊，它是国际问题的一部分。身在其位，我得领导。我在那儿摆脱不了啊。
对于这个研究机构，我当时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出成绩、出产品；一个是要出人才。培养人才要看你写了多少有独到见解、可以成为学派的东西，而不是抄抄写写。要想出东西，就得有人才；而有了人才，才能出来好东西。两方面相辅相成。所以我们的任务一个是培养人才，一个是组织写作。
从人才的培养结果看，倒是有了一些。但是，刚把人培养得好一点，他要求去日本学习，然后自己再拉一点关系，就不回来了。那时候中国人对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兴趣特别大。我培养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人，都跑了。一开始我还动员他们回来。后来，我想，算了吧，人各有志。有的人回来不敢见我，怕我骂他；有的人回到中国时说，我就怕见到老何，老何一定要骂我。我说，我骂你干嘛？你已经是洋人了，现在是中国人怕洋人嘛！尽管我招人很费劲，终归还是招了一些。
研究日本文学的，后来都编到日本文化室里去了。日本文化包括研究日本社会、哲学、文学、习惯等。还有日本政治研究室，日本自民党是怎么回事？社会党是怎么回事？还有日本经济研究室。我们当时重点研究的是日本经济。
社科院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是研究世界经济。比如说，全世界经济是进入高潮了还是向低潮发展？要有更宏观一些的研究。但是也得有国别经济研究，从一般到国别。
对于日本经济，我在干校时就开始考虑：中国经济为什么比日本落后那么多？我们的产值，从比日本高出几乎一倍，到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这太惨痛了。那么，就得研究日本的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编了一套日本问题丛书。其中《战后的日本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投入的力量最大。我们这套丛书有日本政治、日本经济、日本文化、日本对外关系等。对外关系包括中日关系、日美关系、日本的国际地位等。
我们把研究室分得多了一点，连室主任都找不到。所下面还有另外一些机构：办公室、图书馆、资料室等，五脏俱全。还得有会计；有开车的、采购的。办公室主任是借调吉林社科院的吴玉琪。他工作认真负责，也能干。我把一切管理工作都交给他了。吴玉琪原来是黄永胜秘书班子里的一个小秘书。他连黄永胜的事还弄不清楚呢，就和黄永胜一起倒台了。他本来是军委的，一下子发送到吉林。老婆、孩子都在北京，他情绪很低落，还住着军委的房子，无论如何也想回北京。我就把他借来了。吉林社科院院长佟冬是我在延安和东北工作时的熟人，我在辽东省委当宣传科长，他当组织科长。后来他当了吉林社科院的院长。他跟范文澜一起搞过《中国通史简编》，是个名人。他说，去吧。我就把吴玉琪弄来了。人是弄来了，但人事关系却不容易转，进北京不容易呀！那时在外地发现一批人才，可进京不容易。有好多规定，解决户口很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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