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从1969年底开始抓“五·一六”。起初对我的影响不大。原来我的日子是：劳动，接受批判，写检查，不能午睡，不能休息。这样搞了两年多。抓“五·一六”越来越紧张，对我就抓得松了一些了。他们都去忙着抓“五·一六”了，哪儿还有时间批判我？这下子对我的批判就轻了。我也没资格参加抓“五·一六”。看抓“五·一六”，我就想起了抢救运动。两个运动几乎一模一样，丝毫不差：“你的名单是在我们的口袋里的！你的一切我们都是知道的，都掌握了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干的。最后，一个特务也没有。这种想法，当时对别人我不敢说，但是对宋以敏说了。她大吃一惊，叫我千万别乱说。抓“五·一六”毁了一批人。有很多非常能干的人，被抓成“五·一六”，后来又被弄成了三种人。可是这些人中，有的人特别有才气。
有一次，江西省委书记江渭清到上高来视察，给我们训话。我有资格听就不错了，听完了，在排队走回来的路上，就跟宋以敏发牢骚说：“他讲的是什么玩艺儿？讲来讲去，什么道理都讲不出来，老一套，老八股。”当时宋以敏在队伍中间就说了我。
我在江西上高干校呆了将近四年，宋以敏才跟我调到了一起。过了两多年，她又设法借调回了北京，和孩子们在一起了。我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生活。
宋以敏1973年初转来江西的时候，对我的批斗已经放松了。放松之前我的情况，她根本不知道。我们两个的通信是一直受到检查的。干校设有专人检查来往信件，对我批斗放松的时候也检查。有时我也主动把信交上去让他们检查。你若不主动让人家检查，被人家发觉了，以为你秘密串联。况且我在家信里也没有什么闲话可说，更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无非是要给孩子买什么东西，你们需要我寄多少钱。
我刚下干校，工资保留，193元钱。我交100元党费，还有93元钱。这钱还可以接济相当多的人。1959年留党察看后，我不是降级了吗？到了1962年甄别，别人都一风吹了，因为我的检讨态度不好，还留了尾巴，留党察看变成了严重警告。留党察看也得交党费。原来降到十三级，62年又给我恢复到十一级。以后，我就开始每月交一百块钱的党费了。
我对钱的兴趣不大，除了交党费，就是帮助别人。食堂大师傅，有的只挣三、四十块钱，他要养活一家人哪！我不能公开帮助，有时就把钱偷偷摸摸地往他的口袋里一塞，互相之间心照不宣。不然的话，我就变成拉拢人了。后来决定开除我的党籍时，有人还说：你多交党费，是想买党票啊？这是妄想！
我还帮助了门荣升。他是我在东北工作时的老部下，很小时，我就让他参加工作队，因此他算解放战争初期参加革命。他根正苗红，我一直到现在还叫他小门。那时他的日子相当艰苦，我常常帮他一点。门荣升孩子多，老大是知青，下放到了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生活很困难的人，她丈夫是我的熟人，病死了。她困难到什么程度？带着小孩在北京郊区挖野菜吃！我也是挨过饿的人，理解他们的难处，也帮过她。“文革”开始了，我心想，钱老存着也没多大意思，自己的前途也不妙，就把存款取出大部分，给小门等人分了。这一分，不晓得怎么回事，外交部马上就得到报告，说何方从银行里取了钱。第二天，宋以敏上班刚到新闻司，就被叫去问话：你昨天去干什么了？我也是，一上班就受到查问。大概他们是怕我们两人串口供。我们分别说明以后，他们又派人到小门那儿调查。小门那时是工人阶级，还参加了工宣队。他不仅说明了情况，还把他们训了一顿。他说，何方帮助我不只这一次，以前就经常帮我，我有困难就找他。那时银行太成问题，不替存户保密，把取款的事通知给本单位。你稍微取钱多一点，他就以为你要逃跑，要筹路费。本单位就很着急，以为何方这家伙要逃跑。
就在抓“五·一六”阶段，我的党籍被开除了。外交部当权者借形势放松之际，处理他们想处理的人。1971年9月林彪跑了，外交部大规模地处理人是在1972年。我就是1972年被开除党籍的。开除我有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你有错误。因为我本来就是张闻天反党集团的，后来又支持过造反派，我这个态度就属于反攻倒算。
这时，我心里很矛盾。参加革命时，我是那么真诚，那么热烈地追求自由民主！现在既没有自由，又没有民主，连富强也没有。再看看自己的遭遇：困难时期几乎饿死了，“四清”时又饿得半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哪儿了？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参加共产党。挨整以后，性子还没改，直来直去；不搞歪门邪道，不去巴结谁。尽管我有了一些看法，但我终究还是不愿意被开除，想留在党内。我就想最后做些努力，给姬鹏飞、乔冠华、王海容他们写了信。我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原来给我做的结论如“严重右倾”、“反三面红旗”，我也不翻案；希望能留在党内。他们几位坚决主张开除我，只有军代表李耀文反对。李耀文那时是外交部副部长，后来当过驻坦桑尼亚大使，再后来是海军政委。李耀文说，老同志了嘛，从小就参加了革命。但几个主要领导都主张开除，我过一段时间就给他们写一次信，前前后后也不知写过多少次，全白搭了。
自己对共产党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思想上痛苦了好一阵子，包括我的家人也都很难受，我的大儿子听说了这事，哭了，那时他在上中学。
开除党籍以后，群众对我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变化。百分之九十多都同情我。有人事先对我说：“老何啊，请你谅解啊，这个事已经决定了，我要举手了。”我说你举吧。所以我老早就知道我没有希望了。
就在开支部大会要开除我党籍的前一天，部党委紧急通知，原来决定把我从十一级降到十三级，改为降到十四级，不让我留在高干这个坎儿上。
开除了，一百块钱党费省下了，别人开什么会，我可以不参加了。否则，人家抓“五·一六”，我就是没资格批判，也得参加会。
这个时候的劳动，已经转成农业生产了，因为房子都盖起来了。我就种菜、种地、插秧、割水稻。大家公认，我种菜、割水稻的速度，确实是个高手、快手。
林彪事件，使整个“文化大革命”松了下来，外交方面也开展起来了，比如和美国的乒乓外交。干校越来越处于瘫痪状态。养着一批人，一切供应都照旧，后来有四、五年时间，我基本上处于休息状况。
阶级斗争抓得紧的时候，容不得人们想别的，放松了以后，大家的牢骚反而多了，都想回北京，怕受到意想不到的处理。晚上人们百无聊赖，骂人，发牢骚。有人说，哪怕回去扫大街，也比在这儿没什么事干强。我们几个熟人也在一起说，这个运动长期搞下去算是怎么回事呢？我对回去安排工作不抱希望。因为没有希望，我反而比他们安心，没有什么牢骚可发。
但是，我抓紧学习。我也没什么目的性，第一就是想多知道点东西，提高点文化。已经养成习惯了。没事干，与其发牢骚，不如学习。曾经是我手下的一个秘书后来对说，当年没听你的话，一下子在那儿浪费了七、八年时间。我连回北京扫大街的资格都没有，但将来总得有碗饭吃，当个小学教员可以吧？或者当个报社编辑总可以吧？所以，他们在外面发牢骚、打扑克、骂人，我就把书往蚊帐里这么一放，弄一个带罩的煤油灯，在那儿看书，蚊子一会儿就掉进去一个。文章念到最后，蚊子也没了，我也该睡了。
我集中看两种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这些以前已经念得很熟了，现在是从头再念。其次，看有知识含量的东西，例如《土壤学》、《物候学》。《物候学》，以前我没有听说过。物候，是指动植物和气候、环境的关系。我还喜欢看传记。这类书不好正规地看。我多半是一边烧火一边看。我们那儿有个图书馆。把好的图书慢慢地集中了起来，图书馆里面的名堂多着呢。
我一边学习，一边还做些木工。后来回北京，拉回来了好多东西呢。现在我的木工工具还有一大箱子呢，光刨子就有好几个，全是我手刻的：长刨、短刨、花样刨、边刨、锯子、凿子，全套的工具。做一个刨头，得花我一个月的时间。当然，我不是整天干，而是在休息的时间干。我把它磨得又光又亮，在形状、性能等方面，我都特讲究。人在一个时期钻研一个东西，一下子就钻进去了。后来到上海，别的地方我不看，就看第四百货公司地下室，那里卖木工家具。那些工具，没有一个我能看上眼的，根本比不上我做的，差远了，还卖得死贵。一些过去一起干木工的人说，你千万别处理这些工具。原来想，这些东西将来总是还要用的，后来人越来越老，不行了，根本不能动了。我那个刨子是流线型的，真是高级，是我自己亲自动手刻的，木料也选得好，比那个给我们家里来打书柜的木工的刨子强多了。那个人想要我的那几个刨子，我才不干呢。现在就是发愁没处放，都在我的床底下。将来有个文革博物馆、干校博物馆，可以拿出来展览的。我原是准备把它们挂在墙上，老伴、儿子都反对，没弄成。一般的马扎没有靠背，我做的马扎弄了个靠背，晚上看电影的时候，能这么一靠。我还上了漆。我还做了四个躺椅，锃亮的，可以变换四、五个角度，半坐半躺。上高县的木工厂还借去当样子呢！
那时干校剩下的人有好几百。我们自己烧火做饭吃。做饭的在屋里，烧火的在外面。做饭的时候，得有专门的人看火。我就负责看火，里面一会儿让火大一些，一会让火小一些，饭熟了以后要把火压起来。我一边烧火，一边看书。谁也看不见我在那儿干什么，比较潇洒。吃完饭了我就回家念书去了。下午说几点做晚饭，我就来烧火了。到了礼拜天，我把马扎子拿上，在马路上一坐，过一会儿，就会来一个老太太卖鸡蛋。我就买上几十个鸡蛋回来。那地方做菜是用茶油，茶油非常好。有一次还买了些鱼，在家自己做着吃。
宋以敏通过外交部的熟人，借调回北京教英文，做英译中的审校去了。干校这边，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我的日子过得还挺得意。晚饭以后没事了，大家都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什么的。都不劳动了，也不下地了，田让老百姓种去了。
我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动摇，对共产党也没动摇。我看这么多马克思的书，就是这个原因。当时，我的认识还在反对官僚主义这个层次。我觉得中国搞的这一套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封建主义。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主张搞我们这一套怪东西。马恩全集第一篇就是批判普鲁士的报刊检查令，主张言论自由。为什么我们的言论不能自由？马克思说要怀疑一切。我们是什么都不准怀疑，什么都得服从，不是愚民政策吗？
一边看着书，我就又想搞点研究了。我先研究日本。我想搞清楚，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反而最落后？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发展很快。一开始我没想发表，也没地方可发表，就拿给干校校长徐净武看看。他看了大吃一惊，很佩服我。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心搞研究工作？他对我比较客气，一直不把我当作镇压对象。他资格没我老，当时也回不了北京，我们惺惺惜惺惺。我研究为什么日本比我们地方小，在五十年代比我们差，后来一下子就超过了我们，发展那么快？对日本的研究，资料当然很少。但是国内是有的，基本上在我的视野中。外交部的《参考资料》还是让我看的。再加上那个时候出了好些内部书，在内部发行，我可以看到，有一本讲日本是怎么发展怎么起来的书，我弄来看。在书中，我能看到一些具体数字。
我1969年3月离开北京去干校，直到1976年夏天，才允许我回北京探亲。开始，给我的期限是两个礼拜，稍微晚点回来也没关系。干校松得一塌糊涂，我就到处溜达去了。因为地震，北京不让进。我从杭州逛到上海，上海逛到南京。在南京同正在那儿出差的宋以敏相聚，小儿子从北京赶来同我会合。宋以敏在南京办事，我就带着小儿子逛黄山，再回西安。
我们从芜湖到黄山，要在长途汽车上一整天。车上遇到一帮上海人，有大学教师，也有学生。他们在车上谈起《红楼梦》来了。《红楼梦》第九十一回是“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宝玉谈禅”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然后乌鸦叫了一声，散伙了。因为书上没有专门的解释，他们说不清楚。于是，我毫不客气地插进来了，给他们讲了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对我刮目相看，友好起来。我还说苞米是什么时候从拉丁美洲传出来的；烟草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棉花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如此一来，那些人就越来越友好了。一路上对我颇为关心，大学教师说我儿子：对你爸也不好好照顾照顾？儿子不好意思，把我的行李给背上了。就这样，由他们介绍，一站接一站地给我安排了住处。到南京，我们住空军学院。我又想回西安。南京朋友说，没问题，到咸阳就到我们家住。在咸阳，人家把绸被子铺在街道上，让我们睡，当时地震呢，大家都在外面睡；人家还把供应的肉拿来给我们两个人吃。到了西安，儿子再找他的同学。我们一路被介绍过来，到哪儿，人家都热情招待，一路回到了北京。
我的儿子说，这一路全靠爸爸在那儿吹牛。那时候的火车很挤，很多人乘火车，是从窗户爬进去。简直没办法，很艰苦，多亏我的身体还凑合，不然的话，怎能坚持那么长的旅程？我有两大优点，一个是身体还凑合，一个是乐观主义。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