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下半年，问题越来越暴露，困难越来越多了，包括吃的、穿的、发各种各样的票证，全国情况很明显地不好。那么，就压缩空气，毛泽东本人也在压缩。一个郑州会议，一个武汉会议，都是压缩空气的。
为什么叫“压缩空气”呢？因为大家头脑发胀，空气太膨胀，要把它收一下。但是空气一下子压缩不下来，因为一些人才吹完牛，怎么能又说不行了呢？原来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冶金部长说，用不着，我们两年就能赶上英国，五年就赶上美国了。
我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原因是发给张闻天的所有文件我能看到。张闻天给我的任务是，我先看，看完以后，哪些给他看，哪些不给他看，由我来决定。加上我又住在他家里，尽忙乎这些事了。
我比搞国内问题的人还能多知道一些情况。我搞国际问题，外国的评论我能看到。国外有人说，中国的大跃进是瞎胡闹。中国人发疯了：到处挖地，到处抓麻雀、抓苍蝇。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写的访华杂记，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到了中国以后，一下飞机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有五、六个人追一只苍蝇。艾德礼当过首相，后来是工党领袖。
中国爱搞人海战术。抓麻雀也是，全民总上阵，连小孩都上去了。有人给毛主席提建议，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无蝇国，首先城市要变成无蝇城，谁先变成无蝇城呢？当然是首都。除了打药以外，打活苍蝇，苍蝇的蛆也得捞。有同事的儿子，因为捞蛆，掉到粪坑里淹死了。捞多少蛆是学校规定的，有任务。打苍蝇、抓老鼠都有任务。老鼠不好计算，就割下尾巴上交。
驻坦桑尼亚大使的儿子因为打麻雀出了事。有一只麻雀藏到楼顶上去了，小孩怎么打，它都不下来。于是就搭了个梯子爬上去抓。结果，“咣当”一声，他从楼上摔下来了。脑子被摔坏了，再怎么治也治不好了。
我一方面因为工作太忙，另一方面对这玩艺儿也不大以为然，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不仅自己抓麻雀不积极，而且还干涉别人抓麻雀。我说，我晚上得睡觉，你们白天晚上都在院子里嚷嚷，我明天还干不干活了？我和宋以敏两个人都是近视眼，抓麻雀时看不见。在五九年，应该说张闻天也好，我也好，对这些群众运动比较消极。
那时，好的、坏的、假的、真的，各种各样的反映很多，看多了以后，对事物真假的看法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本来我说话是相当守纪律的，有好多事情是不对宋以敏谈的。顶多提示她：现在你应该注意研究什么问题，回去注意点。宋以敏对我也有意见。有的时候外面来的熟人也对我有意见。他们想从我这儿打听一件事情，也不容易打听出来，就说我架子大。这是国家大事，我不敢随便乱说。你不高兴就不高兴，拉倒。
我看到一些材料，不敢说。过去共产党员都比较自律，我奉公守法，这是张闻天的规矩，也是我自己生来的性格。我上班、开会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都是提前到。出于这样一些原因，我当然不会乱讲。
七月份，张闻天上了庐山以后，我的任务就更重了。跟他去的是秘书萧扬。我不能去，我要管外交部里的事。因为我在好多事情上是代表他的。所以，他就把我留下来。
张闻天去了，一开始不是开神仙会吗？我的任务是每天给他送材料。中央有机要交通，每天把送给开会的人的东西弄到一起，然后送到庐山。外交部有什么大事，张闻天得知道。我就挑他应该看到的材料，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我变成了后勤部长，给他提供材料。其他工作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大摊子事还得做。
后来批判我，第一件事是说我送炮弹。其实就是送材料，因为发到他名下的机要材料都要送到我这里来，经我挑选。如果那些材料全部都看，一天也看不完。我有时候还翻一翻，他连翻都懒得翻。因此，我给他拿的，是经过挑选的很少一部分。
第二件事，是说我打电话鼓励张闻天发言。张闻天上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动静。有一次，我给萧扬打电话说，你们这两天干什么呢？他说，闻天同志想在小组发言，但是现在还在犹豫。我说，小组会发个言，还有什么犹豫的？张闻天想在小组发言。他给陈毅打了个电话，汇报庐山会议的情况，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发言。陈毅说，讲，没问题，你什么话都可以讲。陈毅是个炮筒子，积极鼓励他发言。陈毅当时是在北京坐镇的，那时候副总理就他一个在家坐镇，其余的人都去了庐山。我根本不知道发什么言，讨论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就来了这么几句。我说小组发言，还不是小菜一样？连提纲都用不着写，随便讲。谁晓得那么复杂？张闻天亲自写了提纲，最后倒了霉！
突然，有一天，陈毅召集部领导开会了。我是党组秘书，参加了会议。陈毅在会上说，庐山会议出事了。正在批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人。陈毅最后说：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谁要是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开除谁的党籍。所以，这事宋以敏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随便乱说。对任何人也不敢说。庐山会议开完了，这事就正式传达了。说他们反党到了相当猖狂的地步。这我就蒙了头。我也不知道他们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但我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咱们历来是有问题一牵连一大堆人。我说，这下子可完了。我同张闻天的关系不同一般。他的秘书一般都是跟他几年，而我是跟了他十多年。
张闻天他们回北京后，开了两个大会，一个是军委扩大会议，整彭德怀。一个是外事会议。我们参加的是外事会议，主要是批张闻天。每次批张闻天，他从不迟到。这一辈子，他任何时候都不迟到早退。
这时候，我犯了个错误。我们去怀仁堂开会，将要进门，秦力真问我：开什么会呀？我说，批彭、黄、张、周。我一想，只差三、五分钟的时间，马上要开会了，还有什么机密可言？我对一个老朋友早说个三、五分钟，有什么了不得？可是后来他说，还没开会，何方就告诉我批彭、黄、张、周。他揭发了我。他还说，陈老总讲过的，谁泄密要开除谁的党籍。光这一条，就够开除他党籍了。
然后就开会。陈毅主持会议。所谓外事会议，就是外交部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加上驻外大使和各省市的外办主任参加。会议在中南海的一个地方召开。内容是批判张闻天和刘英。他们两个人也在里面坐着，先是听别人发言，有时候人们向他提问题，有时候他要检讨。陈毅说，洛甫同志：你掉到坑里去了，现在应该改邪归正了。又对大家说，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就揭发。于是各种各样的揭发就开始了。这个会起码开了两个月。
大家都揭发，要我也揭发，因为我跟张闻天的时间最长，而且在外交部人们的印象中，我是代表张闻天的，张闻天有的点子是我出的。于是我的心理压力一天一天在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我就下决心揭发了。
我揭发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我确实有个人崇拜。姚仲明等和我关系很好的人来劝我：张闻天的历史你不懂，他反了一辈子毛主席。我觉得，张闻天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呀？可这些人越说越像，说到后来，自己也觉得大概他反对过毛主席吧？反对毛主席还了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是咱们养成的习惯。第二条，我有私心，怕被开除党籍。我是十五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的呀。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揭发张闻天的问题，大多是我们散步时谈的话。我说他讲过：炼烧结铁不是炼钢；小脚女人在那儿跑步；一九六二年进入共产主义不可能；两磅牛奶连一磅都吃不上。我还揭发他曾说到：广东那边已开始饿死人了。说他对总理有两大意见。一是，总理大事情不管，小事情整天抓住不放；二是，总理讲究排场。张闻天对礼宾工作讲究排场很有意见。他曾说，一百万人去迎接尼赫鲁干嘛？这是国际上没有的事。你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办啊。他对总理的确有意见，也确实给总理提过。还有对政治运动的问题。他历来反对政治运动。每到一个地方，他对政治运动都不大以为然。三反、五反他不以为然；肃反运动中，他基本上消极怠工，反右派运动他也是消极怠工。所有的运动都不积极，都反对。那会儿，政治运动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神圣啊！都是些基本国策，基本路线问题。
我的揭发成了大炮弹。我发完言，陈毅说：“洛甫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众叛亲离了。”听陈毅这么一讲，我才发现，坏了，我的发言份量太重了。可是已经没办法了。
我发言以后，张闻天再也不见我了。经常是我在下面坐着，他在上面坐着。
从庐山回来，他就再没去外交部。我到他家去看他。我看他的原因，是我在那儿住。在他家，我们就谈起来。庐山会议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光知道会上传达的那些，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把经过告诉了我。因为《决议》都传达过了。我对他说，你做外交工作，何必要对国内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呢？刘英也这样说。她说，你是多管闲事。你管人家那些事干嘛呀？他说：“有意见总得提呀。”在心里不说出来不行，如哽在喉啊。他这个人有意见总想说。他好像也没有太在乎。他这时候还笑咪咪的。他不像彭德怀精神压力那么大。他无所谓。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石头落水吗？就是你的脚踩在石头上面，这石头滑了，结果你“扑腾”一下，掉下水了。他说，这次就是这样，那个石头滑了，落下水了。我们那一天晚上的谈话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第二天，人家就不让我再去了。这一次他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从那以后，他就不跳舞了，也不再出去参加什么活动了，外交部的工作也不干了。他说，准备搞点研究工作算了。
那时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我批完了他以后，就不可能见到他了。
很晚很晚，我才听到消息。据刘英说，闻天对何方的发言非常在意，心里凉了一半。他听了何方的发言非常难过。其实别人揭发他的材料也并不少，并不是我揭发的特别多。问题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我是他的亲信嘛！因此我的发言重量就显得不同了。所以陈毅说他是“众叛亲离”了。在后来发往全国的《通报》里边，也把我的一些意见通报进去了。毛主席有时候也利用我的谈话批彭、黄、张、周。有一次，他说，张闻天嘛，我们有什么事情办坏了，他就高兴了；办好了，他反而不会怎么高兴。他就是从我那个揭发材料里面套的。所以有一阵子，我在国内出名了，在省军级以上干部传达的文件里，把我说的那一套都给印出去了。为什么现在一些老同志都以为我是张闻天的秘书？就是从那儿来的。实际上我没有当过他的秘书。
萧扬也揭发了他。但萧扬是在另一个会议上揭发的。他揭发的就更具体了。因为他经常跟着张闻天出去。比如，一九五九年的时候，张闻天看到，一会儿头发卡子紧张了，一会儿又没有肥皂了。在杭州、上海一个人能买两条肥皂。张闻天就到杭州买两条，又到上海买两条。萧扬还揭发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如何如何。但萧扬是在外交部会议上揭发。所以他发言的影响小一些。我是在中南海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揭发，反响大一些。反正我已经是下了水了，就只好硬着头皮揭发下去了。当时我的思想斗争确实激烈。我觉得自己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不是跟着张闻天走的。再加上想和他划清界线。不然的话，我将来怎么办？我这党员还当不当了？党籍还要不要了？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过关。很矛盾，有时候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有时候又觉得自己这样做实在是缺德。为此我很苦恼，苦恼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也还在苦恼着。
我跟张闻天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其实我揭发的那些东西里面，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同看法。我绝对没造谣，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但有无限上纲的情况。
1978年，张闻天已经去世，“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张闻天还没有平反时，我回到北京，邓力群把刘英说的张闻天对我的看法转告了我，我就给刘英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做了检讨。在那封信中，我说：我实在是对不起闻天同志，对不起你。这是我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我在信中说，想当面向刘英检讨。刘英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让我去看她，不要我检讨。她说毛主席让揭发批判，谁能不揭发批判呢？于是，我很快就去刘英家了。二十年不见了，以前我们是整天在一起的。见了面，我就沉痛地检讨我的错误。我说，我当时太自私，为了自己过关，为了划清界线，响应号召，揭发张闻天很不应该。刘英反而说，是张闻天连累了你，使你吃了亏。你这一辈子倒了大霉，就是因为张闻天连累的。不然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我倒霉二十年，受的处分比刘英重得多，又是留党察看，又是行政撤职、降级。她说：“过去的事就别提它了。那个时候嘛，出了那样的事，谁也得那么做。毛主席叫做的，谁能不做？”她这样说，多少减轻了我的负担。她这个人确实宽怀。所以我说，刘英伟大啊！我在纪念刘英的文章里面，把这些都写了。但是，实际上我还是不能减轻心理负担，哭过好多次，我觉得对不起他。一直2000年7月到去无锡参加张闻天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的时候，我发言时还是哭。我这个人是很少哭的。我老伴可能还没怎么见过我哭呢。但是我一提起这事，就伤心。那也没办法了。后来，刘英根本不计较我，对我特别友好。她说，她给我讲的一些事情，张闻天在的时候她都没有谈过。
1959年批判彭、黄、张、周的会开了一两个月。外事会议和军委会议有时候合开，有时候分开。到尾声时又合开了。当时我觉得外交部已经不得了，批判搞得简直比反右派还严重。但是我发现军队更厉害，整了万毅、洪学智等好几十个将军。外交部连累的人当然也不少，起码是不再受重用了，真正受处分的也就是我、徐达深、李汇川，再加上刘英，共四个人。刘英因为跟毛主席的关系不错，她受处分很轻。处分最重的一是我，二是徐达深，他延安时期就给张闻天当过秘书，三是李汇川，他是在驻苏联使馆的时候给张闻天当秘书。他原来就有点名气，刘宁一让他到总工会当国际联络部长，后来张闻天把他要来了，他就跟着张闻天，一直跟到后来。他一直是外交部的人，最后当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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