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一个节约专家。他一九五三年回国述职，参加了财经会议，那时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该根据朴素大方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重新做出规定。他说，每年五一、十一大游行太浪费，顶多搞一次。体育队和文工团才把这次游行准备完，又得接着准备下一次游行，他们还干活吗？空军表演也是，一年五一和十一两次检阅飞行。有些东西搞了一次，下次就全用不上了。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表示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等。从西郊机场到北京饭店，沿路的人群不能稀稀拉拉，要排满，得多少人啊！苏加诺来了，百万人上街；尼赫鲁来了，百万人上街。这个来了，倾巢出动，那个来了，没有倾巢出动，待遇不同，也惹麻烦。应予精简。为了这类活动，有时工厂要停工，学生要停课。这既违反国际惯例，又造成大量浪费。毛泽东重视这条意见，认为值得考虑。说：你和贺龙组成一个班子，抓一下这件事情。张闻天不想具体管这件事，意见提完了，赶快回苏联使馆去了。以后，每年的庆典活动确实从两次减成了一次，另一次改成游园活动。但是外宾游园，也干扰百姓。苏加诺来的时候，在颐和园组织了一次游园活动。他们游园，咱们得净园。那一天就把老百姓全都赶跑了。园子里十步一个桌子，放上茶点、花生等小吃，让在里面游园的人随便拿随便吃；二十步又是一个什么表演台，等等。乔冠华、陈家康、我们这些人在这儿吃几颗花生，在那儿吃几块糖。这么搞，完全是浪费。
张闻天回外交部工作后，把他提过的意见精神拿到了外交部：反对铺张，反对夹道欢迎等等。
周恩来喜欢铺张。毛泽东也对铺张有点兴趣，还是喜欢把规模和声势搞得大些。比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过分盛大，搞夹道欢迎等。
周恩来办事，喜欢充大方。有一次范长江对我发牢骚说，他叫总理给训了一顿。原来，乌兰诺娃到中国来，气候不适应，感冒了。总理训范长江说：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路旁草！现在立即以大姐的名义给她送一件貂皮大衣！后来缅甸文工团来，一人送一件皮坎肩。缅甸属于热带，一年到头热得要死，还送皮衣服。
1955年张闻天把诸如此类的事情反映上去了。他按照国际通例，说明哪些东西该有，哪些东西不该有，应该去掉，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礼宾要改革，接待规格要降低，哪些东西要取消，送礼、宴会应该怎么样。在宴会中，咱们请他们吃人参、燕窝、熊掌这些十分名贵的东西，外国人吃了还不高兴。苏加诺吃的时候挺高兴，吃完以后，一听是熊掌，大发脾气：怎么拿那个脏东西给我吃？因为他是穆斯林。 张闻天说，这类做法，效果既不好，同时也浪费。
那时候总理正在出访，不在国内。张闻天就把报告交给了邓小平和陈云。陈云是代总理。他们说，这是总理管的事，得等总理回来。张闻天想趁总理不在的时候让中央批一下。结果，他们不批。张闻天叫我去催一催。我就给邓小平办公室和陈云办公室打了电话。他们说，这得等总理，我们不能做主。总理一回来，见到报告，第二天就发了脾气。这天国际俱乐部不晓得有什么活动，他在这次活动中就大批了一通：啊，现在有人说浪费，说接待外国人都不应该，宴会也不合适。你先用我的工资请！他把乔冠华骂了一通。但周恩来不提张闻天的名字。后来张闻天知道了周恩来发脾气的事，也就只好算了。姬鹏飞到国内各地去调查了，各地的外事处也都反映浪费，不该送礼的送了礼，送得人家最后都拿不动了。他回来以后写了一个报告，让董越千修改了一遍。姬鹏飞还觉得不合适，最后由我做文字加工定稿。新华社当时有个《内部参考》，稿子就送到《内部参考》上去登了。张闻天事先并不知道姬鹏飞写报告和我给稿子文字加工的事。后来他知道了，说这不合适，可是报告已经发表了。张闻天利用看戏的机会跟邓小平建议，请邓小平下个决定，把这一期《内部参考》收回。邓小平说，那有什么关系？《内部参考》是自己内部看的，有什么了不得？报告没有收回，总理回来就看到了。他觉得有人找他的岔子。到了1959年，这些事就都砸到了张闻天和我的头上了，说张闻天反总理，那个稿子是我写的。我原来一直还保存着姬鹏飞让我改稿子的几个批件，后来在1959年运动中让我上交了这些批件。这下子，我按姬鹏飞而不是按张闻天的指示改稿子的证据就没了。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不是给张闻天戴上了“高、空、狭、怯、私”这五个字的帽子吗？高，就是说他高傲；空，是说他空洞，什么东西也没有；狭，是说他狭隘；怯，是说他胆小；私，是说他自私。陈毅在党委会上把这个翻了出来，告诉人们毛主席对张闻天的评价是这样的。这样一来，张闻天就没有威信了。他把这个拿出来，我那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五个字的评语。后来我和有些人就说，张闻天起码没有私这个问题呀？
张闻天认为对外关系中的礼宾工作必须改革和简化。他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讲排场、摆阔气。为此周恩来发了火，礼宾改革遭到反对，没能行得通。
建国以后在外交上有两种思想，毛泽东倾向于推进世界革命，而张闻天反对革命输出。毛泽东要当世界反帝斗争的头目，说过“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坚持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向社会主义过渡，把一些在那儿当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列为“帝、修、反”中的“反”，和帝、修一样成为反对和推翻的对象。进而提出在世界范围内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成了一些国家中游击队的理论基础。
为了推行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对外援助不断加码。除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友好国家外，对一些当时人均收入已经大大高出我国的国家如叙利亚等，也要提供援助。这就使外援达到顶峰的1973年，外援竟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以上。二十年后的1993年，这个比例降到了0.36%。1972年，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5000元人民币的水平。而当时我国农民的年人均收还不到100元。
在这种情况下，洋人就会提出各种要求。在苏联使馆时是五十年代初，有一次宴会，民主德国的格罗提渥总理对李富春说：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橱窗，把德国搞好大家都有责任。现在人家西德如何如何好，我们吃得如何如何差，我们需要黄油，你们中国人每人少吃一把黄豆，就够我们做出足够的人造黄油来了。李富春说：我们现在困难啊！格罗提渥说：你们一人少吃一点就够我们的了。当然李富春只能说自己的困难。后来还是给了几万吨黄豆。张闻天认为，外援要量力而行，应当适当减少，不要动不动就搞外援，不能“打肿脸充胖子”。
张闻天的外交指导思想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外面的事少管。不管是苏联和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事，少管。张闻天说，现在中国主要是应该把自己搞好，让自己强大起来。他一再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张闻天视察各使馆时就提出：反对大民族主义，要和兄弟国家搞好关系，不要干涉人家内政。他认为使馆工作，是代表政府的，只是和政府打交道，不能搞什么群众工作，更不能和反政府的党派打交道。一些革命没有成功的国家，咱们总想输出革命，还培训人家搞武装斗争，没有几天人家就投降了。把人家和平发展的局面破坏了，咱们也赔了大钱。
咱们五六十年代运动不断，还总想把运动推出去。咱们搞什么，总希望人家也搞什么。比如，咱们让人家学土改；我们大跃进，希望人家也大跃进。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就跟着我们上了当！他们搞大跃进，搞密植，也搞翻一番，步子太大了，搞垮了。这种搞法一直延续到“文革”，拿着小红书到处送。
国际共运，本来苏联是老大，他们还主张来点议会道路，中国一定要搞武装斗争。有些国家搞武装斗争，从穿衣、吃饭到枪炮子弹，都是中国供给。对此张闻天是坚决反对的。
毛泽东在1949年2月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到：“走俄国人路，这就是结论。” 这就是“一边倒”，就是一切学苏联。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在延安时就提出，苏联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后来经过演变，成了我们建国后外交政策的基石。后来写党史，说得好像是毛泽东早就反对斯大林、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国际教条主义。其实这不符合事实。这都是1958年和苏联关系坏了以后的论调，在这以前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这是真的。后来这样说，只是为了突出毛泽东和苏联的区别。
毛泽东说：“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打扫谁呢？我的理解是，一个含义是不要外资，把所有的外资都打扫干净；另一个含义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少来往，以至不来往。毛泽东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在经济上执行的是“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张闻天在1948年九月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提出，东北经济基本上是由六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第六种就是“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当时苏联在哈尔滨办了个秋林公司，苏联在东北的国家企业都用“秋林公司”这个名称。张闻天讲秋林式经济，说的就是利用外资问题。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删去了这一种，剩下了五种经济成分。五种经济成分的提法，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采纳。张闻天主张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我1957年和张闻天到印度时，第一次吃到了芒果。以前在中国只有几个苹果。他吃了芒果以后，非常感慨，因为他的便秘问题解决了。回国以后，他逢人便说芒果如何地了不得。一个芒果，一个木瓜在那儿便宜得很。在中国，那时候闭关自守，硬是不让这些东西进来。
张闻天是支持“一边倒”的。他毕竟在苏联留过学，对苏联是亲近的。但他主张扩大外交活动。他的基本立场是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家来往，对外开放一些。对美国，在放不放美国俘虏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倾向于把和美国的关系搞得缓和一点的，张闻天的这个倾向更明显些。
在与日本订立和约的问题上，张闻天也与众不同。1949年以后，面临着与日本的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苏联与日本和好，我们也想解决中日关系。日本侵华战争结束，蒋介石也已被我们打败，不能再代表中国了，那么，就应该由我们来和日本谈判。当时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很高涨。我们开讨论会，一些人说，冲绳原来就是我们的；琉球很早也是向我们朝贡的等等。张闻天比较沉着，他主张对日本不能要求太高。他说：得实事求是，太老的账不能算。
张闻天对英国有自己的看法。英国想和我们建交。当时卡在什么问题上了？中国要求英国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席位问题上投票支持我们，英国老是弃权。张闻天觉得这个要求过分了，因为英国是美国的盟国，他不可能背叛美国支持我们。张闻天主张先建交再说。毛泽东提出，要和我们建交，必须先和国民党脱离关系，然后谈判。英国人就派人来谈判了。两国的谈判代表谈了一阵子。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宴会上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艾登说：你们是不是往伦敦派一个中国代办？周恩来说，可以嘛。这样，两国才从由谈判代表进行接触，变成互派代办了。宦乡就被派往了英国。从那时开始，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的代办级关系。只建立代办关系，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张闻天是主张与英国建立大使级关系的。在日内瓦会议时，他曾就这个问题正式写过建议。张闻天不是看着毛泽东的脸色行事，而是有意见就提。所以他后来倒了霉了，我也跟着他倒霉，因为每个文件都是我起草的，报告都是我写的。
要不要按国际惯例办事？毛泽东在外交上不愿意受约束，藐视国际惯例，甚至以个人划线。例如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苏联关系好、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就一律归到“帝修反”一边。结果只是孤立了自己。张闻天主张必须照顾国际法，遵守国际惯例，不能为所欲为。
毛泽东原来说过，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中也有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论》说，土耳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个例外。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造了帝国主义的反，以后就再也不可能了。毛泽东说，“以后所有的民族革命，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那一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太绝对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看呢？大部分国家不是这样的。所以，张闻天就提出了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理论。有一次他对我讲：说十月革命以后所有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民族主义革命就都变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世界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这么讲是不妥当的。民族主义国家是有生命力的，而且是代表社会进步的，但他们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最后的政权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把这些议论编到《外交通报》里面去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政策问题，同时是一个理论问题。
外交工作究竟是搞外交关系呢？还是搞世界革命？你到人家那里是去搞世界革命呢？还是搞什么？利用外交关系在人家那里偷偷摸摸地支持共产党组织，在那儿和那些人秘密联系，要推翻人家的政府。
要是去搞世界革命，人家政府知道了当然烦。而且有些国家觉得我们的人可能都是特务。张闻天的道理很简单：驻外使馆只能和政府打交道，只能做外交工作，别的不要不管，也不能管。
张闻天认为外交工作不应该做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是另一个系统的事，不应该搀和到外交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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