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是张闻天夫人，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生于1905年，1925年参加中共，曾任中纪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是中共党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2002年逝世，享年97岁。
1999年，何方为研究党史，先后采访九旬高龄的刘英数十次。采访录音由宋以敏整理成文，形成《刘英谈党史》一书。此书部分内容曾在《炎黄春秋》选登四次，受到读者好评。有读者建议本公号连载《刘英谈党史》。在目前情况下，全文连载的条件不具备。只能采取有删节的选登方式，让读者感受一下刘英谈话的味道。以下是刘英谈话的开头部分——
我是1929年去的苏联，“中大”的最后一批学生。白区的白色恐怖那么厉害，我们搞暴动，没有办法站住脚，周恩来才把我们送出去。我们都是坚定分子，但许多人根本没有学过理论。
我们新学生分成四个班，我是四班。新班学生不用学俄文，讲课有翻译。进学校以后都兴改用俄文名字。我叫尤克娜，夏之栩叫什帕托娃，钱瑛叫达拉索娃。夏之栩、钱瑛、孔原、帅（孟奇）大姐比我高一班。我们同住在由一个大跳舞厅改成的宿舍里。
学了一年，在我们学生当中就分成了支部局和反支部局两派，发生了斗争。开始时争论的是学习问题。支部局主张按部就班地学，时间要长。反支部局的反对学院式地这个样子学，急着回去革命。后来又发展成政治争论。支部局坚持中国的革命处于高潮，我们新班的学生大都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们才从白区来，斗争那么残酷，哪里有什么革命高潮！支部局书记陈昌浩是墙报委员会主任。我是墙报委员，也参加争论，写墙报，反对博古、陈昌浩他们。我们争吵得很厉害，陈昌浩常常把我写的文章刷掉。老班里也有许多人反对讲革命处于高潮。帅大姐就是一个，钱瑛也是。帅大姐劝我不要卷入支持和反对支部局的斗争，还是安心学习。我们新学生人多，反支部局这边的人就占了多数。我们讽刺支部局，把他们称作“二十八个半”。从投票结果看，其实他们还不止二十八人。那时托洛茨基的影响很大，拉狄克还请托洛茨基到学校来演讲。托洛茨基就利用了我们学生之间的争论。后来斯大林说，有一部分人钻到托派里去了。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是想早点回国去革命，不是托派。当然，学生里也有许多人是无所谓的，谈恋爱，不参加争论。
接着就搞清党。清党的时候，首先是把这些人的经历搞出来，要每个人填表写自传，还要翻译成俄文。他们看完了就开会，要大家评论。在苏联，一重成分，二看表现，学习也算一条。工农分子盲从，都拥护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当打手。工人阶级嘛！
搞了半年, 到1930年9月才清完， 七百人中只二百人通过。不少人被开除。一些人消极了。有些人的下场很悲惨。萧劲光的爱人朱仲芷，被开除后回了湖南老家。她的家在湖南是很有名的，是朱家花园的主人嘛！但是她倾向进步。后来给弄到杭州去教书。抗战后同萧劲光取得联系后，才又到延安。
拥护支部局的都没有问题。反支部局的被开除了一批。清党时对老生从严，大部分被开除了党籍；对新生就宽些，没有开除的。我们这些新生，喊了两句口号，不算。所以，对我们无所谓。有一个法国人揭发，说我的男朋友里有托派。在清党委员会负责的苏联人说，有男朋友不等于就是她本人的问题。我受到了劝告处分，钱瑛的处分是警告。孔原是雇员出身，是布尔什维克。他拥护支部局，经常往支部局跑。他就问：两个人情况一样，为什么处分不同？那个苏联负责人说，尤克娜在白色恐怖下经过考验，两个人就是不一样。我对处分没有意见。
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认识闻天，可是他不认识我。闻天那时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没有参加清党，但有时过来帮助翻译一下。我对他不十分了解，只听他讲过课，知道他学问大，俄文特别好，论文都是用俄文写的。我在那里也认识了王稼祥，一下子就搞熟了。他当时也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同时在我们新班教党建。他回国后对我特别好，很亲热的，老叫我到他那里去。
老同学1930年都回国了。当时周恩来、瞿秋白和张国焘三个人是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六大”后，就是向忠发时期，在中央实际负责的是周恩来、李立三和罗迈。周恩来要留一批人学无线电。周恩来批的，叫我学密码。我就进了国际无线电学校。这个学校由共产国际的交通部管，那里有美国、德国等各个国家的人，是绝对秘密的。我在那里学了两年。为了回国后能在工厂立足，有一份公开职业来掩护革命工作，在这当中，我们还在灯泡厂实习过一阵。钱瑛动作比较慢，老是做第一道工序。我手脚快，做第二道第三道工序。
1932年冬天，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因为我是在国际秘密学习无线电的，就叫我去中央苏区，不准到别的苏区去。共产国际的命令，是谁也不能违抗的。一路上花了半年，才走到瑞金。到中央局后见到了邓大姐。她那时管交通，在总书记博古的办公室外面办公，担任中央的秘书长。
罗迈（李维汉）原来是我的老上级，见到我很高兴。我向罗迈和博古提出不干无线电，他们两个同意了。凯丰当时是少共中央局书记，要我到他那里去工作。胡耀邦是秘书长。后来凯丰又派我到福建，当省少共书记，参加发展团员的工作。那时陈潭秋是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洛甫（张闻天）带着阿金（金维映）来参加。洛甫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鼓励我发言。我那时也同李坚贞熟了。她是劳动妇女，当省委妇女部长。洛甫以前就叫她当妇女部长，她那时还哭了，说当不了。“文革”中我和闻天在广东肇庆，李坚贞正在广东工作。她想来看我们，但是当时省委不告诉她我们住在哪里。
瑞金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又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罗迈说，老区又没有人来，就让我们少共中央列席。这时，凯丰就叫我留在瑞金，当少共中央宣传部长，做动员工作。胡耀邦是组织部长。我说，胡耀邦做宣传工作更合适，就同他对调了。陈潭秋也留下来当粮食部长。
少共中央在下霄村，临时中央在沙洲坝，离得很近。那里在一起的都是我在莫斯科时的老同学或者老师。我们有共同语言，自然结成一团，也不分是早还是晚去莫斯科的，是支部局的还是反支部局的。教条主义者不反对我们。我们年轻，又没有什么地位。那时，和邓小平、张爱萍这些人，常常一起散步，聊天，天南地北地乱吹一通。消遣嘛！别人看见我们就说，牛皮公司来了！
那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博古、洛甫、周恩来和项英四个人。毛主席没有参加五中全会。他是托病抵制。博古讽刺挖苦说，“又请假了！”在中央苏区，听说洛甫和博古的关系不好，在很多问题上都发生摩擦，有分歧。博古有点跋扈。有一次我去中央局，就听见罗迈和博古议论，对洛甫有意见。
洛甫因为不满意博古领导，被调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几个部的工作都向他汇报、请示。洛甫担任这个职务后，就搬到政府所在的村子，同林（伯渠）老等人在一起，只有开会时才来中央。有的说，这是博古为了把他排挤出中央采取的办法。也有人说，这是为了在那里监督毛主席。我也搞不清。
我和毛主席是老乡，常常去看看他，和他聊聊天。我和他气质相近，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能谈得来。另外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毛主席的同学周以栗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入党时影响过我。他原来在井冈山当内务部长，后来吐血，和瞿秋白一様。他对毛主席是很崇敬的，经常跟我讲毛主席的事。所以，我还没有见到，就已经对毛主席有了很好的印象。毛主席对我也很好。毛主席那时生着病，还正受到排挤，蛮孤立的，别人很少去看他。少共中央组织部长王盛荣同我说：刘英，你要注意呢！我不管这些。去看他，总可以揩点油，搞点面条什么吃的。肚子饿嘛！一次在我要走的时候，他还送我一片广柑吃。还有一次，是叫我到他那里去吃炒鸡块。那时候，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同情。
王稼祥在围剿中挂了花。他当总政主任，实际上只是挂个名，这时也住在沙洲坝养病。他当时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反对他们的那些人不太理他们，他们孤独得很。毛主席和王稼祥住在一间独立房子里，就在我住的少共中央附近，我不用骑马就能走到他们那里。他们晚间散步常在一起，有时也散步到少共中央来，在我这里说说笑笑，写写诗，谈谈《红楼梦》。不是我去，就是他们来。打球我又不打，在一起就是聊天。毛主席没有架子，什么都爱讲。王稼祥也把别人送给他的缴获的东西拿给我吃。
王稼祥在长征时抬着走，经常发冷，身子疼得好厉害，瘦得皮包骨。后来还是去苏联治疗，看到骨头都黑了，刮去了一层，过了一年才治好的。他不能吃苏联人的饭，要给他单独弄点东西吃。后来他就给毛主席写信，调了回来。我和王稼祥的关系一直是蛮好的。有一年春节见到王稼祥，他同廖承志在一起，大家都很高兴，一起喝了酒。他那时已经有心脏病。晚上睡不着，但不能随便吃厉害的安眠药。吃了，晚上心脏病发作就醒不了，不能把人叫到跟前来。他就是头天吃了药，第二天喊他喊不起来，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死的。这是朱仲丽告诉我的。
那时候，我同毛主席的关系比同洛甫深。洛甫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也是很佩服的。我在地方工作队工作，洛甫也喜欢来我们住处看看。一次蔡（畅）大姐看到洛甫来了，叫我弄点酒什么地给洛甫吃。只是他很忙，来得少。不像毛主席和王稼祥在养病，就有闲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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