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四清”的时候，外交部和河北省商量好，决定把我留在河北工作，并把我的关系转到河北省。河北省和我谈了话，把我分配到唐山地委。唐山地委书记马力正式和我谈话说，现在外交部把你调到河北省来了，让我们给你分配工作。根据你的情况，我们找了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工作。省里有一个果树研究所，研究苹果、葡萄等。果树研究所有时要进行国际交流，你干这个比较合适，就当果树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吧。你的爱人到县委当个秘书什么的，到时候再安排。
这是“四清”期间发生的事。已经定下来，“四清”结束后，我就去那儿上班。那时候调工作，不是朝令夕至，组织与组织有较长的商调过程。我在果树研究所没有走马上任，去看了看，了解了解情况。回来还给家里人扛了两筐印度苹果。我已经开始熟悉工作了。有一种核桃树当年栽，当年就结出核桃。昌黎的葡萄更是漫山遍野。河北省果树研究所设在昌黎县，归省里管，县委管不了它。那时候对我的安排，大概费了点心思。
我还在“四清”，基本上是在团林。团林就是黄金海岸。有三个村子：东团林、西团林、北团林。那里有个沙丘，像山一样，可以从沙丘顶上滑着出溜下来。现在这种游戏，成了黄金海岸的一个旅游项目。
在我“四清”的时候，外交部所有的科都变成处。宋以敏之前是副科长。那儿有十来个科长、副科长，顺理成章，都变成了处长、副处长。就宋以敏一个人还是副科长。每次看电报，传阅夹分别写上司长阅，处长阅，只有她一个人专看副科长阅的夹子。她不能转成副处长，原因就是要随何方调动。这样的情形延续了将近十个月。后来决定我去《世界知识》工作，宋以敏立刻就转成副处长了。
这时，许文益建议宋以敏给我写封信，让我回来，为自己活动活动。那时候把这种活动叫“烧香”。她就给我写信，转达许文益的意见。我回信把她训了一顿。我说，本人概不“烧香”，人各有志，我才不干那一套呢。我的信写得让她很不愉快。许文益是我在延安的同学。他后来是驻蒙古大使，温都尔汗林彪的事就是他经手的。
最后，我并没有到河北省果树研究所上任。外交部又让我回来了。因为《世界知识》主编吴景崧得了癌症。新主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姬鹏飞提出：把何方调回来吧。关键时刻还是姬鹏飞帮助我。章汉夫、韩念龙也觉得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河北省没有挽留。因为我与河北省没关系，文化大革命快开始的时候，我回到北京。
我回来后，上不成班。我的关系没有马上转到《世界知识》。政治部主任符浩跟我谈：你先不用上班，现在搞文化大革命了，干部先冻结。于是，《世界知识》没去成，回到办公厅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原来是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关系还在综合组，领工资、交党费还在那儿。回到综合组，“山河依旧，面目全非”了，组长已经是田进了。田进开始对我比较尊重。但不久，就宣布我是批斗的重点，我就开始在院子里拔草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部领导就指定了三十五个批判重点。几乎都是过去政治运动中挨过整的人。从延安整风以来，我是传统做法的运动员。每次运动一来，各单位领导就赶快找几个重点，先抛出去，表示积极推动运动，保护自己。他们早已练就了这套本领，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先搞几个重点，人们的视线就从他们这儿转移开了。外交部党委先抛出一批重点，群众就有事干了，就斗争去了。谁还找部党委的茬儿？
外交部的三十五个重点，是经过研究的，有部、司、处三级干部。部一级的有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司、处干部中除了我，还有礼宾司的韩叙、赵凌中，新闻司的毕季龙，机要局的杨广仁，翻译室的黎光，亚洲司的杜攻，领事司的陈理、叶强等。从1959年以后，不管什么运动，我都是重点，都准备挨批。我是老运动员了。有了经验，也不感到特别害怕，不像那些没有经历过运动的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把他们揪出来，就吓懵了。
当了重点，不分配工作，参加劳动。当时是什么劳动呢：在院子里拔草、打扫卫生、打扫男女厕所，诸如此类。我开始劳动了，叫拔草就拔草。后来人家又让我去打扫女厕所，打扫女厕所特别扭，每次去还得敲门。陈理是女的，反而让她打扫男厕所。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拔草，突然发现幼儿园的小孩来造反了。好家伙，满院子的小孩跟猴子一样，爬树的爬树、爬楼梯的爬楼梯。幼儿园的孩子平常不到部里来。部里的楼梯很高，他们爬上去，“忽”地从楼梯两边的栏杆上滑下来了。小孩儿知道造什么反啊？都是那些保育员告诉他们的。文革一开始，就宣布我被群众专政。县团级以上的传达我还可以听，会议一般让我参加，一直到下干校以前，还把我当作党员看待，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糊涂的。
挨批斗换了名堂，原来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文革开始时，对我还算比较宽大，因为我已经不是当权派了。重点抓的是当权派，或者叛徒、特务。这些罪名安不到我身上。我顶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吧。说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也承认。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有一两年，根本就没人管我，我的日子还过得去。每当最新最高指示下来，全家都去游行，我就在家里睡大觉，因为我没资格参加。我上小学的儿子都上街游行了，宋以敏更是上街了。
当时，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十一、二岁，一个不到十岁。都在上小学。有一次，院子里给我贴满了大字报。我很生气，问孩子，小孩说不是他们干的。但有一次，大儿子要和我划清界线，在我们家的柜子上，偷偷摸摸地用粉笔写了“打倒何方！”
我们家的那个阿姨非常好，她知道我已经倒霉了，就偷偷地跟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怎么是坏人？他不是个坏人。所以到我家调查我的生活，根本捞不到什么名堂。他们说我是坏人，保姆说我是好人。
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两个儿子上了中学，慢慢懂事了，一直很同情我，到我在干校被开除党籍的时候，都哭了。
文革初，王海容是外交部红卫兵，带着红箍，领着一帮红卫兵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我家。那天，宋以敏值完新闻司的夜班，正在睡觉。我先进屋把她叫醒：赶快起，赶快起。她迷迷瞪瞪地在床上坐了起来，没等换睡衣，王海容他们就进来了。他们还比较文明，糊了几个大标语，喊了几个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方！”“何方不交待，就叫他灭亡！”诸如此类。然后把我所有的书，往几个大木箱里装，加上封条。木箱是我们从苏联运回书的时候留下来的。我所有的唱片也一律都扔进箱子封了。我是《红楼梦》爱好者，《红楼梦》的各种版本，我都有。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著作也有一大堆。《红楼梦研究》我当然也有了。诸如此类的都封了。把我的笔记本都收走了。大概是从里面找我和其他人的罪证吧。文革当中，我最大的损失，就是笔记被查抄了，到现在也没归还。后来一问，人家说找不到了。
外交部知识分子多，有点文化。知识分子有厉害的一面，诸如文字上挖苦、上纲之类。外交部特殊一些，也许有点洋经验吧，多少文明一点。外交部打死人的事没有，也没人被打断腿，或打伤。自杀的倒是有好几个。
章文晋是驻巴基斯坦大使，叫他回来参加文革，他以为是为公事叫他回来。回来后，看见一大堆人在那儿，以为是来迎接他呢，还很高兴，想和大家一一握手。没有料到，人家当场就叫他跪下，给他戴上帽子，叫他背语录。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让他跪下的这帮子人都是亚洲司的，就是管他们使馆的这个司。
这个期间，我的倾向性很明显：第一，我支持文化大革命；第二，我支持打倒“刘、邓、陶，陈、姬、乔”。打倒谁我都同意。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我对革命队伍里的一些现象，本来就不满意，我真的以为毛主席要扫荡官僚主义，要和官僚主义作风决裂。因为文革一开始，就说要反对骑在人民脖子上的老爷。
1962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正是全国困难时期，陈毅讲，就是要多让一些人到外面去。他让二百多人出去，用公款给大家一人买一块手表。在国内困难时期，领导尽量多带人出去，改善生活，当然谁都愿意，起码能吃饱饭了，何况还发这个，发个那。这就是我要反对的官僚主义。我认为，中国那时已经有了特权阶层。虽然暴露得不明显，但是从他们的生活和工资的含金量看，他们和普通百姓不知已经有了多大差距。
那个时候，对于打倒谁，老百姓无所谓。所以人家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我也表态支持。虽然我是被专政的人物，但也得表态呀？
有时候，他们也向我了解情况。我毫不客气地了讲一点。姬鹏飞、乔冠华凭什么一年到头抽“三五”烟？秘书们往往第二天早上打扫房间的时候，把那些很长一截子“三五”烟头拿来继续抽。那会儿是很高级的烟了。“三五”烟国内根本就没卖的，毛主席也抽“三五”烟。都是从国外搞来的。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造反派要搞什么名堂。所以造反派来问我能否揭发一些当权派的材料，关于信使袋里装高跟鞋啊，公款给领导送外国烟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就揭发了。
那时候我的思想很单纯。上边说机关住房有困难，我们就觉得自己房子住得太多了，主动要求减。大家都要减，心甘情愿，一下子从比较大的房子缩成原来一半的样子，觉得完全应该。我并不是光反人家，而是觉得自己也有特权，也要反。
所以，文革一开始，我就响应号召。我没有资格参加什么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心里同情。所以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什么就干。让我写乔冠华的材料，我就写；让我写姬鹏飞材料，我也写，我说，乔冠华历来地位观念太重，和上面关系搞不好，因为他太重名利。比如在联合国代表团，伍修权是团长。他写稿子，伍修权念，下面写的是伍修权的名字，出名的是伍修权，实际工作是他做的，他气得不行。朝鲜停战谈判时，团长是李克农。乔冠华是顾问，好多稿子是乔冠华写了李克农念，向上报是以李克农名义，公开发表也是署名李克农。他很不满，就发泄出来了。他写给龚澎的信讲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知道老乔发的是什么牢骚？这是在朝鲜战争时的事。
应该说，我揭发的那些材料，没有给他们造成什么后果，包括我揭发张闻天犯了多么大的错误，事实都是事实，就是有一个上纲的问题。那个时候，很随便地就把一个人打倒了。打倒刘、邓、陶，后面一串很快就跟下来。最后陈、姬、乔被打倒，是小而言之了。老早就“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方！”连我的儿子都喊。我心说，我老早就被你们打倒了，现在打倒你们，是相当客气了。
我揭发的就是这类事情。后来，慢慢发现，文革不是什么好事。把参加文化大革命算作一桩罪，有些矫枉过正。我觉得胡耀邦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客观。两派不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毛主席号召造反，大家跟毛主席已经跟惯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看问题会客观包容一些。大家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其实保守派有保守派的道理，造反派有造反派的道理。我之所以支持造反派，与我1959年以后挨整有关系。造反派里也有相当高明的人。他们是看不惯革命多年，搞成这么个烂摊子，才造反。后来，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找垫背的，把“文革”的罪过推到这些人的身上,处理得不好。
我过了三、四年逍遥自在的生活。打扫卫生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对工作历来认真。打扫完了以后，就没事了，可以到指定我呆着的那个小房间里去了。他们规定我和王凝两个人在一间房子里面反省自己的错误。王凝是在远征军里面参加的党，被怀疑有特务问题。1943年，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一军、新六军，是打日本的嘛。他们在印度、缅甸打得相当出色。不让我们回家，除了吃饭睡觉，都得在这间房子里，就跟上班一样。王凝是接我党组秘书、办公厅副主任的人，后来也倒了霉。因为他的儿子和杨尚昆的女儿结婚了。我和王凝在一间房子里，他向我透露，后来党组搞的名堂，谁把我往外踢出去，哪一次开会，研究的情况怎样。除此之外，我就是抄毛主席的书。外面传单上写了毛主席的什么讲话，我都抄到本本上。有时候我还陪斗。斗争张闻天的时候，我就陪斗了一次。
文化大革命是一本糊涂账。糊里糊涂我就过了两三年。我没资格参加造反派，抓“五·一六”时，也就没有我的份了。但我支持造反派揭发陈、姬、乔，就被定为“坏人”。后来外交部在好长时期的批斗对象主要是“五·一六”，我反倒不是主要斗争对象。宋以敏什么派都没参加。红卫兵说她出身不好。造反派更不可能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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