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外交部开始把人往五七干校送。被下放的有上千人哪！周恩来说，外交部可以大大减人。留五百人，其余一两千人都可以下去。外交部知识分子多，下放的人也多。所以，在湖南、黑龙江、湖北、江西、北京郊区都设有干校。
我的人生有几段重要经历，一个是青少年时代，一个是延安岁月，再一个就是干校了。我在干校呆了整整九年,从四十六岁呆到五十七岁，他们把我当作强劳力使用，我简直是拼命地挣扎。
一开始下干校，还搞宣誓呢！让我们下去落户，带上户口关系，从此，人就从北京消失了。到天安门宣誓，我没有资格，因为我是被群众专政的对象。
这时候，有一个友人来看我。他说，我没有礼物送给你，随便买了一个收音机。我说，很好啊！还可以听广播，比起那些没有用的摆设，我更需要。
外交部摆出押送我下去的架势，大家坐在外交部包的火车里，浩浩荡荡地往江西开。在我的左右，一边坐着一个人，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但我没说什么，也没有权利说。
我是外交部最早下去的一批。那时，我们家的人还没有下去。他们是当年11月份下放到外交部的湖南干校。夫妻在一个单位，却不让去一个干校。我要是跟宋以敏和孩子在一起，情况会好一些。
外交部江西干校在上高县。上高这个地方没什么名气，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毛主席曾经从那里经过。陈昌奉后来路过上高时，一定要他指认当年毛泽东住过哪栋房子。陈昌奉认了一处，说毛主席行军时在里面住过。这栋房子就挂上红绸子，保留起来。
在宋以敏还没下放的时候，小儿子上小学三年级，能写信了。他前面写“爸爸”：然后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光辉的学习榜样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只写一句：“我们都挺好的”。最后呼几个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前面是“敬祝”，后面是“万岁”，中间只有一句话。大概学校教写信就这样教吧！孩子也确实想不起有什么事情和爸爸说，但他们写的那些套话，却熟练得不行。
干校时期第一个阶段，从1969年3月到1971年4、5月。我们连队一百多人，有四个专政对象，我是其中之一。
被专政的四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原钓鱼台的负责人李巨业。他是“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的罪名是怎么安上去的呢？钓鱼台归外交部和中央办公厅双重领导，中办有权安排领导人住。有一次，中办通知他腾出一栋楼房，说有位领导要住。他问，什么人住？中办说，不能告诉你。他不干。结果是毛主席要去住。这下子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但他说，不能说我是“死不改悔”，我一定要改正！他在改正过程中，成了专政对象。
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是外交部机要局的一个小青年。他曾在梦中不知怎么地说到：“刘主席”，好几个人都听到了，这罪证还跑得了？这位小老兄在下放以前，拿刀子把自己的手指头剁掉了一个。下放后，成了专政对象。
专政对象得到什么样的待遇？除了押送到干校，还要无休止地批判斗争。否则不就成了只抓生产、不抓革命了吗？中办在江西奉贤有一个干校，这边的人到那边取经。到奉贤取什么经呢？田头批判。就是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批判专政对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劳动，一休息就批我们。一个大队一百多人，下面分三、四个排，排下面还有班。四个专政对象不在一个小队。一般的批判是以班为单位，十多个人。在我们这一堆人里面，就我一人是专政对象。他们批判，我听。这也好，听就听吧。
劳动紧张得不行，中间不让我休息，要接受批判。中午，大家都午睡去了，专政对象也不能休息。他们让修理工具，为劳动做准备工作。有时候工具修整得不错，比如镰刀磨得快了，大家一用很顺手。他们就在集合的时候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也一抓就灵。”有时候说我们没有把工具修好，开会时又说：“阶级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自然是田头再批判了。一天到晚折腾人。
天天挨斗。批我什么呢？什么都批。五九年的事批；“文化大革命”的事批；而且说我是从小就坏，包括我在延安时就坏。因为我的档案他们都掌握。将近两年，除了劳动，学《毛选》，挨批斗，别的我不能干。
我们是最先下去的，干的活主要是烧砖。我们一百多人都在烧砖。
上高正好有一个轮转型的砖窑。据说是外国人设计的。大跃进的时候，用它生产过砖。后来不用这个砖窑了，里面存放些白灰什么的。我们去了那里，收拾收拾又启用了。烧砖是这边进砖坯，那边出成砖，中间火一直在烧着；这一圈烧完了，新的一圈又来了，根本就没个完。为什么要烧砖呢？是为了给以后来的大批人马盖房子。烧了砖，盖好了房子，后面大批的人才能来。外交部在江西上高干校盖了大批房子。
烧砖任务相当艰巨。我得挑很重的砖坯，走上长长的木板，把它们送到进窑口；再从出窑口把烧成的砖头运下来装车。我一次拿起四块砖往车上装，手很快就磨破了，在流血。我干烧砖的活，相当累。江西夏天很热，在砖窑干活热上加热。
我快四十七岁了，他们还把我编到最强的劳动力里面。我也是真干活，根本不惜力气。因为我们是创业的队伍。要盖房子，修马路，在丛林、荒地里修出一条马路来，那真叫披荆斩棘。后来在修马路的时候，我的手受伤了，非常严重，现在还有痕迹。
烧砖不到一年。我就养猪去了。为什么让我去喂猪呢？因为原来的养猪人不认真，十头猪喂得只剩下了三头。于是叫我去喂猪。我喂猪出了名，使我们大队的猪场成了全干校的模范。
干活嘛，总要想想办法，干着干着，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就会涌现出来。我这人喜欢动脑子，小猪一生下来，就训练它们听我的号令，叫它们回来它们就回来，叫它们出去它们就出去。一直到现在，宋以敏提到我的训猪术就想笑。我的孩子跟着妈妈从湖南干校到江西干校来探亲。他们想让小猪听他们的话，但他们怎么喊，猪都不理他们。他们说，看来还得用陕西话喊。但他们的陕西话不灵。我用陕西话一喊，小猪就往回跑。其实我有些办法。我种了一大片空心菜，它们按时回来就给它们吃。也许是条件反射吧？我这么一喊，就有一把空心菜吃。孩子们一喊，猪以为是喊着玩呢，连看都不看他们。可它们一听我的声音，那些跑远了的小猪马上停下步子，先支棱起耳朵、抬起头来看一下；等我再一叫，它们翻过身子，两个耳朵呼扇呼扇地跑过来了，真是有意思极了。
我那时仍是十一级干部，工资一直照发。猪病了，我就自费给猪治病。有的猪得了哮喘病，我就给它吃土霉素。那药相当贵。当然，猪也养得好。加上我喜欢琢磨，研究怎么搞猪饲料，使它们长得快一点儿。我还训练猪不在圈里大小便，它们有专门大小便的地方。大小便不是为了起粪吗？就让它们到远一点的地方，给它们铺上草，在草里边大小便。
我把猪训练得空前好。十多头猪又下猪仔，又很上膘。后来我喂的猪，说不清楚有多少头了。
猪养得好，开养猪现场会，但我不能出面，因为我是专政对象。介绍经验的时候，由队长出面讲。队长根本不知道猪是怎么养的，却在那里胡说一顿。吹了一两个钟头散会，我在后边看热闹。
让我养猪，我就独立了，谁也管不了我。在猪场，一切都由我做主。饲料搞好以后，猪放出去，我就可以看书了。
头两年我看的书，主要是上面允许看的《鲁迅全集》。《鲁迅全集》中的许多文章，如《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甚至《呐喊》、《彷徨》，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因为没别的书可看呀？诗词、古文当时不禁止。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提倡的。
从1969年到1971年，我的日子过得相当紧张。劳动很累，除了烧砖和养猪，我还得种稻、割稻。侍弄庄稼，我也是干得最快的。我还要经常挨批斗。但是我有个长处，群众关系比较好。一直到现在，在外交部也好，在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也好，没人叫我官职的，都叫我“老何”。我喜欢开玩笑，热热闹闹的，他们觉得我没什么架子。所以在干校，有些人觉得这个老头人还可以。批判我时，他们表面上好像很凶，其实很同情我。有些人头一天就告诉我：老何，对不起啊，明天派我批判你了。我再怎么喊，你别在意啊。我说：“那请便吧。” 他们批我的时候故意表现出阶级斗争很坚决、很厉害的样子。其实95%以上的人是同情我的。
1971年，林彪跑了。党内进行了传达。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来告诉我。他来告诉我时，又不敢说，就在地上用树枝写“林”字。我说，这个“林”字是什么意思呀？谁能想到林彪会跑？后来他急了，看我这人太笨，怎么启发也启发不起来。就干脆告诉我：“林彪跑了”！我大吃一惊！他说，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我的党籍就没了。我说，那当然了。
林彪一跑，全国形势大变。运动一下子松了下来。救了很多人的命。老干部从秦城出来了一批，有的可以安排工作了。我也被允许探亲了。宋以敏在外交部的湖南茶陵干校，我从江西去他们那儿探亲。回来时，先得从湖南攸县坐汽车到醴陵，然后从那儿乘火车到新余，再从新余乘长途汽车，走大半天才能到上高。到了新余，下了火车，天晚了，我就住进了店里。我还给一些同事带了东西。因为外交部的干校不在一处，有的丈夫在湖南，妻子在江西；有的妻子在湖南，丈夫在江西。我们家是宋以敏带着两个小孩儿在湖南，她把家里所有让看的书全带到湖南去了。我的几本《鲁迅全集》看的遍数太多，已经烂熟。得换一些新书。我住的那个店，四个人一个房间。那三个人好像很阔气，又像是干部的样子。我们谈得还挺热闹。等我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坏了！人家走了，我的东西全给偸走了。他们就给我剩下了一条三角裤衩了。汽车票倒是还在，因为我把票搁在了枕头底下。钱也没了！给人家带的东西全没了。这怎么办呢？我就报警了。警察说，这没办法，一下子哪儿能查得到？你既然有票，就先回去吧。他们备了案。我跟警察说，我没有衣服，怎么上路呢？警察说，你这样就挺好，没问题的。我就上身光着，只穿着内裤，缩成一团地坐到公共汽车上了。后来，旁边有个人看我这个架势不大对头，就问我，你是哪儿的？我含含糊糊地说我是哪儿的。他说，我是教育部的，正要到你们干校搞外调。他说，你怎么这么狼狈？我说，我叫人偷了，没办法。一下公共汽车，我就赶快往住处跑，跑回去找衣服去。多亏街上没有人，人家都没有看见我。
小偷把钱和旅行包拿走了，我替人带的双人凉席他们不要，还有两瓶酒他们也没要。我就提溜着一领凉席、两瓶酒回去了。后来我给宋以敏写信，套用戏腔说：“只余得一卷凉席、两瓶水酒哇！”
被偷的，还有给丁谷带的三七、夏布等值钱的东西。丁谷后来是文化部外事局局长，是个老熟人。他的老伴金兰后来跟我开玩笑说：丁谷给我带的东西，你都给我丢了，你得赔！我说，我要是不带你那些东西，我的东西还丢不了呢！我给丁谷写信，确实有赔的意思。我说，你的东西丢了，现在我叫宋以敏在那儿买一点再带来。他也是老干部。他说，那还像话吗？提都不要提。
这之后不久，外交部把五、六个干校减成了两个，江西一个，北京郊区一个。干部分成几种情况处理。能调回部里的人都调回去了，分配到地方上一批，分配到北京其他单位的一批。没法分配的还留在干校。湖南干校撤销了，1973年初，宋以敏带着小儿子转到江西干校来了。大儿子本来也在湖南干校，1972年初中毕业，回到北京在一个街道小厂当了工人。宋以敏来江西后不久，把小儿子也送回北京。这下子，我们一家分成两处：两个儿子在北京，我和宋以敏在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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