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8年秋到达延安，进了抗大，还不到16岁。抗大总校在延安，校长是林彪，那时候已经负伤，到苏联治病去了，实际上是副校长罗瑞卿管事。我先住进招待所，等待编队，只想赶快找个地方吃饭，就等于有了家。
等待编队的时候，我听过毛泽东、王明等人的报告。毛泽东湖南的乡音重，他的报告我基本上听不懂。王明是安徽人，讲普通话，做报告时口齿是清楚的。有一些传言，把王明吹得神乎其神，说他口若悬河，讲演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马恩列斯倒背如流，不用查书就能大段大段地引用，等等。根据我的经历，这有很大的夸张成分。王明当时的影响和声望，没有后来说的那么大。王明1937年11月29日回到延安，也就活跃了半年多，没有多少发表讲话的机会，也没有发表过多少文章。在延安的人，当时没有听说过王明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头子，党内早就存在着一条王明路线。我们都是在解放后才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在1938和1939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都被称为领袖。请领导人讲话，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总是宣布：现在请我们的领袖之一，毛泽东或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明同志讲话！
在招待所住了两三个月之后，把我编进抗大四大队五中队。
延安容纳不了太多人，吃住都有困难。因此，抗大有好几个大队分散到了外地。胡耀邦当政治委员的一大队在瓦窑堡。我们四大队在蟠龙，离延安有90里地。蟠龙是只有一两个饭铺的小镇子，后来出名，是因为解放战争时彭德怀打了蟠龙战役，消灭了胡宗南的一个旅。蟠龙本来就穷。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地主都赶跑了，剩下的全是穷人。我们中队住进了一个地主的大院，有一圈用石头砌成的窑洞，一间窑洞住进一个班，非常拥挤。
我们的编制是大队、支队、中队、区队和班。大队长相当于团长，支队长相当于营长，中队长是连长，区队长是排长。我们四大队的大队长是刘忠，支队长是洪学智。我们支队,从营长到连长、排长，基本上都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甚至司务长、炊事班长都是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到了山东，就把他叫回来了，当抗大校长。贺龙在冀中跃武扬威了一阵子，打下几架日本飞机，也被叫了回来，当了晋绥联防司令。
一个中队有三个头：队长、指导员、助教。一个管行政，一个管思想政治工作，一个管教育。在蟠龙时，我们的中队长叫曾世保，四方面军的，河南潢川人；副指导员是刘毅民，山东德州人，后来他在山西当了组织部副部长。
进抗大大约半年后，领导要介绍我入党。他们对我很赏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的经历，和国民党进行过面对面斗争，最后从监狱里面逃了出来。当时和我一齐被国民党抓起来的那几个新四军，是被放出来的，因为新四军是合法的。正好，他们也编在我们大队，大家互相证明，都没有一点问题，斗争都很英勇。第二是我学习比较好，劳动也是模范。那个时候，叫劳动英雄。我很快就当了劳动英雄。
我是1939年4月入党。到这年10月份我才满17岁。我入党很顺利。组织上对我说：入党必须有两个介绍人，谁是你的介绍人，要死记一辈子。我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我们的一位区队长，叫张雅权；另一个是大队文书，叫胡传孝。我原来不认识胡传孝，只是入党时谈过一次话，后来再也没有过接触。他们两个的名字，我倒是一直记着的。我当了干部，被找去当别人的入党介绍人，除了个别人后来有接触，实在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指导员刘毅民就介绍过几十个人入党，我当介绍人的也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司局级干部被怀疑是假党员。问到刘毅民，刘毅民就说：“我的记忆力差，何方记忆力好，你们去找他吧。” 他都推到我这里来了。我记不得，也不敢说人家是党员。
在蟠龙，我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宣誓。4月份的一天，我们到了一间房子里，里面黑咕隆咚的，只点了一盏煤油灯。用的是咱们自己炼的煤油，点着了，满屋子是烟，墙上熏得一塌胡涂，什么也看不见。墙上挂着不知道是在哪本书上剪下来的马克思、列宁像，我也看不清楚。大家宣誓前，领导先讲话，说入党以后要保守秘密；宣誓完，回去一概不能跟别人说入了党！
当时，抗大的党组织是秘密的。要开小组会了，就偷偷地通知我们，然后到山沟里，或其他的秘密地方开会。那会儿预备期很短，只半年。因为我表现好，连三个月都不到，就提前转正了。转正时也是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开会。那也是一个晚上，互相看不清。
一个同学叫谭可夫，一般人以为他不是党员，平常吊儿郎当的，从来不开会。但他和我的关系好，私下告诉我，他也是党员，只不过他是安全系统的，组织关系是和上面单线联系，任务就是监视部队里面有没有坏人，党员里有没有坏人。后来他觉得党员当得窝囊，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党员，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就总想显露一下，想办法叫人们猜到他也是党员。
1939年7月，抗大总校要上前线了。各个中队的气氛热烈而紧张。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想上前线，谁也不愿意留在后方。我也坚决地要上前线。我们中队正好有四个人害疟疾，我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李洁，后来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兰，后来是农业银行副行长。徐宗华，后来干什么不知道。上前线的人从蟠龙出发走了。我们四个人到延安三分校报到，三分校校长是许光达。
我们打摆子的四个人，互相不怎么熟悉。从蟠龙出发，大概走了两天，才走到延安。从蟠龙到延安的一路上，我们没有吃到粮食，因为吃粮食，要条子，要粮票，我们没有，鸡蛋可以用钱买。我身上没钱。我们四个人当中，只有李洁身上有一块钱。他是北师大的学生，他的同学，有的在西北联大当教员，有的在国统区工作。他能争取到一点外援。我们就拿这一块钱买鸡蛋。一块大洋相当于十个铜板，一个铜板能买十个鸡蛋。
到了延安以后重新编队，我们四个人都编到抗大三分校政治队，继续上学。三分校有军事队，政治队。军事队主要学军事课；政治队的政治课比较多。初期有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问题，包括中国革命史和统一战线问题。后期加上了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概论，1939年后改学《联共党史》。政治队也得学军事，学游击战术，学怎么打仗。军事课大概有十多门。因为时间短，一种课可能只上那么几次。比如要学地形学。学习如何利用地形，还有壕沟：蛇形壕沟、电光形壕沟。挖战壕，你不能直挖，这样会压死人的。还有隐蔽部类型：机枪隐蔽部、指挥隐蔽部。木柄手榴弹、马尾手榴弹，也得学习，不然连手榴弹都不会扔。还得学弹道学，来复线。教我们的基本上是老红军和懂军事学科的人。老红军里面也有一些人才，像郭化若。
这时候和抗大初创时不一样了，教员很多。主任教员有徐懋庸、任白戈、何思敬、艾思奇等。徐懋庸的《打杂集》，是由鲁迅作序的。那时才二十多岁。何思敬有学问，是个全才，什么都能讲。他哲学、经济学都懂，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很熟。他给我们讲哲学比较认真，讲义先写好，讲完还印出来。但是他傲慢得不行，惹不得，不能随便提问题。提问题提得不对头了，他就训你一顿。有这么一个例子，我们问他：我们在课余的时间能不能看一看《大众哲学》，做个参考？他说：《大众哲学》嘛，我倒是知道，有一天，我上厕所的时候翻了一下，看不懂；我都看不懂，你们能看懂吗？我建议你们不要看那些，还是看原著，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们参加革命前就靠它启蒙，却让何思敬说得一钱不值！吴亮平讲课比较随便，根本不用准备。他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员。
在三分校，我们学了一年。1939年以后，抗大发生了很大变化。总校的人走了，国共关系紧张，外面新生来不了啦。我们如果走了，没有了新学生，怎么办？国统区也没有那么多学生。周恩来讲，国民党也不过四、五万学生。除了这些人，剩下的也没有多少了。真正愿意参加革命的学生，也来得差不多了。这时，抗大学生的来源，一大部分就成了调干，是从前线调回来接受训练的。而我们原来就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就延长了。这段时期，学习环境稳定，学得比较系统，学的内容也比较多。
抗战年代，从救亡运动过来的人，大家都有股激情，要学习，要革命，要抗日，愿意吃苦，愿意牺牲。我这个人，不管干什么，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开荒也好，种菜也好，养猪也好，都非常认真。
除了规定的功课以外，我还大量阅读文艺作品。我发现不知道的东西很多。各种各样的书，只要能拿到手，就看。比如：人家谈哈姆雷特、但丁，我不知道，很着急。就去图书馆，李昭介绍我看郑振铎的文学大系，一本一本的。它的好处是一段段地连载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的故事。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海伦长得多么漂亮，让人家为她打仗！知道了这个，又发现了那个，于是越看越多。看的时候还很认真，有些段落能背下来。通过读书，还知道马克思的生活是多么地丰富多彩！他们一家人到郊外去玩，他和女儿们用意大利文背但丁的《神曲》，用英文背莎士比亚剧作；用西班牙文背《唐·吉诃德》。有的文史知识，我不知道就觉得丢人，就赶快去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后来。
那时候，大家都抢着看书。一本书只能放两个礼拜，必须抓紧看，连走路的时候都不能放下。好多书我都是在那个时候看的，比如《死魂灵》、《屠格涅夫全集》，我一本一本地弄来看。慢慢地就有了兴趣。读不太懂的地方，我就把它先背下来再说。有些句子好，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开始的那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一直牢记不忘。有时没条件看书，就干脆一边劳动，一边背书。两个人抬大粪的时候，就背诗。背到什么地方背不下去了，回去一查，第二次再背，就记住了。人们传说我可以背《红楼梦》，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乔冠华就告诉周恩来：何方可以背《红楼梦》。我说，《红楼梦》的诗词、回目可以背，整本书那么长，谁能背下来？朱仲丽不信，说，好，那你给我背《桃花行》。我连想都不用想，马上就背了下来。
我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小组。《资本论》学习小组，组长就是张闻天，组员有王思华、王学文等。我就是在那里读的《资本论》。延安一共才三万人，有两万是干部，那一万是战士什么的。我的资格是助教，算是小人物。我在学习小组旁听。后来发现听不懂，王思华动不动来几句洋文。我已经念完《资本论》第一卷，开始学习第二卷的时候，他有一次在学习会上说：这个序是恩格斯用德文写的，是这个说法；翻译成法文，是那个说法，意思就有点不同了。我听了几次，就想，拉倒吧。
我喜欢抬杠，喜欢争论问题。学习头一个学期，就和助教沙英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我提出，是人民对物质文化的无限要求与供给不上的矛盾。现在看来好像和“八大”的提法差不多。那个时候学哲学，要讨论什么是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什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沙英后来当过《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
抗大的学员津贴，一个月一块大洋。在陕甘宁边区，银元还用，铜板就不用了，变成了边区的边币。边币的数量有限，实在周转不开的时候，司务长可以拿张纸条子，上面写上二毛或一毛，把章子一盖，到合作社也能买东西。那时候人都比较老实，胡作非为的人不多。商店叫合作社，也是公家办的。一块钱，只够买点牙粉什么的。有时候连牙粉也买不起，就用盐刷牙。我们的牙刷都是自己制造的。大概有六、七年，我用的牙刷就是自己用猪鬃做的。我们那时的牙刷背面都有一行窟窿眼。只要用丝线把猪鬃绑起来，从窟窿眼儿里穿过去，把鬃毛剪得整整齐齐，牙刷就做成了。
住，在蟠龙时是一个班住在一个窑洞的大炕上，我们一个挨着一个，睡觉时根本没法翻身。我以前都是蜷着身子睡，进抗大后必须伸直腿、挺着睡了。吃，倒基本能吃饱，一年四季全都是小米，很少吃其他干粮，菜也谈不上。总吃小米稀饭。本来肚里从早到晚没油水，一吃稀饭，晚上就得起夜三、四次。穿，公家给发衣服，但是拆洗缝补得全靠自己。三年发一次棉衣。穿了一年，第二年还可以勉勉强强过一冬。到第三年，再不全拆大洗，可就没法子接着穿了。我就会把又脏又破的棉衣整个儿拆掉，把里子翻到面上，再把它复员，整理得挺像样子。
在队里遇到的最麻烦的事：一是要自己背柴，二是把炊事员给取消了，让大家轮流做饭。一个中队有十个班，今天由第一班做，明天由第二班做，不断地轮。 柴越背越远，后来得走二三十里去砍柴。砍完了，再把柴捆好，背回来。背回来要过秤，背得太少，不太好意思。延安的生态破坏，我们有一定的责任。那时，没有那么多的干柴，有时连灌木丛也齐刷刷地成片砍过去。做饭，我有个拿手的本事：我会擀面条。我们很少吃面条。要论擀面条，我一个人可以擀四、五十个人吃的面条。
吃饭，我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得多。我吃起馒头来，是根本不嚼的，一口当场就咽下去了。开饭了，拿一个大簸箩来。谁吃得快，谁沾光。这么大的馒头，我一顿能吃十四、五个。有一次我抬粪去了，回来问马勤：你吃了几个馒头了？他说，吃了四个了。我说：坏了，我得赶快追上去。我拿了一个馒头，还没走到吃饭的石头桌子旁，已经三口两口下了肚；我就再回去拿上一个，还是没走上几步就吃完了。结果等我吃了八个馒头，马勤才吃了六个。他吃得慢哪，一吃就满头大汗。我们一年到头能吃上几顿馒头啊？有了馒头，还不是拼命地吃？吃面条，我更是拿手。别人吃面条嫌烫、要嚼。我不怕烫。我说，那面条一到嘴里，就自动滑进肚子里去了，有什么要嚼的呀？有一次，我吃了四碗面条，王兰一碗还没有吃完呢。于是，他就在那儿苦苦哀告，求我赶快给他盛一碗在那儿存着，要不然他只能吃上一碗了。吃面时只有盐，连醋都没有，根本没有油水。春夏还有点菜，秋冬就是把晒干的白菜叶子放到锅里，用水一煮，熟了以后放盐，最后撒一点点油。你一盛，上面有那么一点儿油星。
我在延安学习了将近一年，毕业的时候，他们觉得我理论学得不错，把我留下来当了助教。这下子，我就变成连级干部了，津贴也增加到三块五。当时排长的津贴是两块五，战士是一块。
助教基本上就是安排学习、上课。有些课有教员，比如哲学、党史。我当助教的时候，讲哲学的教员是陈唯实，他写过《战斗唯物论讲话》。还有张庆孚，讲政治经济学。
助教还得给学员解答问题，不管是学习时间、平常时间，有问题大家都找你。我这个助教是半瓶子醋、万金油。可是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问题都讲，也什么都敢讲：讲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别看我是个小学生出身，在我的学生当中，大学生可不少呢！他们经常考我，弄得我紧张得不行。那时我读书可是抓得紧啊。我把《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资本论》等不知念了多少遍。
当了一年助教以后，就让我当教员了。当了教员，更得讲出点名堂来了，我就给学生讲时事。可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对时事很感兴趣。那时候，延安每天出一张报，叫《今日新闻》。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的消息在上面都有。因为都出自外电，下面写着仅供参考。我们政治队只有一份报纸，队长识字不多，懒得看，基本上是我看。看完以后，就给学员做形势报告。
那时讲形势，得查地图。哪个国家在哪儿，我搞不清楚不行。在苏德战争期间，我更关心时事。当时，延安已经有地图卖了。我买了张地图，挂在墙上，对照着报纸看，看战场在哪儿铺开了；看日本人在中国又占领了什么地方，咱们占领了什么地方。做时事报告时，大家的兴趣很大。时事报告，过一个时期必须讲一次。一般的，我也不怎么准备，都在脑子里呢，随便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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