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所所长位子上，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组织日本问题研究的全国性协调。这个工作以前没有做过。到底有多少人在研究日本问题？研究日本问题的有多少单位，都是谁？在哪儿研究？都不知道，研究人员互相之间也都不知道，都是各干各的。我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开会。我宣布了两条：
第一条，全国日本问题研究要协调，不要各干各的。重复研究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第二条，研究日本问题的人必须去日本。第一条没有引起什么震动，第二条引起的震动很大。有人说，何方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去日本？能随便去吗？中国有人研究了一辈子日本，胡子都白了，还没去过日本。我说，你不知道日本在哪儿，你怎么研究日本呢？你知道日本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讲这个问题，了不得。过去根本不能随便出国。我不仅提出，而且还立即着手组织，和日本联系：你们能否接待我们？我们能去多少人？是在你那儿学习，是做研究，还是去代表团？我搞日本问题应该说是外行，但是在中国的日本学界还稍微有点名气，就是因为我做了协调工作。
胡耀邦时代成立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一年开一次会。委员会下面有各种分科小组，其中一个是关于日本学科的协调小组，我是组长。我把各地的负责人请来开会，率领他们去日本访问。大家对我的协调非常满意。我把他们的梦想实现了。
第一次去日本，我率领各地日本研究所所长和其他日本问题研究机构负责人去日本访问，共有十多人。那时候全国的日本研究所有七个。吉林大学一个，吉林社科院一个，辽宁大学一个，天津两个，河北大学一个，黑龙江没有所，但有一个机构；上海没有所，有个小组；北京就是我们这个新成立的日本研究所。我们牌子大，是召集单位。到日本访问很容易。各单位愿意自己拿钱、拿路费，到那儿也有人接待。那时候日本正是中国热的时候，人家招待得好极了。我们一去就是个把月，从南到北，到处参观。
当时美国也是中国热。七九年和八O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是一个月。开完会，然后就参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各个大学、研究机构去看。第二次，宦乡懒得看了，就把团长让给我。我率领国研所副所长裴默农等十几个人到了美国，在美国转悠。今天这个大学接待，明天那个大学接待。
去日本也是这一套。到大学去，就是看图书馆。他们的大学最得意的就是图书馆，非要请你进去看一下不可，而且还要在那儿表演表演他的书架子怎么活动。
日本人送给咱们日本所的东西多了。光复印机就送了我们五、六个，包括社科院外事局都沾了我们的光。社会科学院最好的汽车是日本所的。这是日本人送给我们日本所的皇冠轿车。
还有好多宝贝。比如德文原版《资本论》。德国一共出了三卷，中国一本都没有。有泽广巳送了我一套，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都是第一版，我把它好好地保存着。有泽广巳是日本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喜欢收集马克思的东西。战后，他给日本政府出点子。吉田茂是日本战后的第一任首相。日本是靠吉田茂的路线发展起来的。不搞扩军，搞和平发展，这就是吉田路线。吉田茂开会，把各派学者召集到一起，让他们提意见。好的意见他就接受。有泽广巳提了两条意见，吉田茂采纳了，日本的经济上来了。所以有泽广巳在日本政府的地位高，在学术界的地位也高，名气很大。他对我们挺友好。临死以前，非让我领着老伴去日本不可。他说，你再不来，咱们就见不到了。后来我和老伴一起，带了两个翻译，去了四个人。他私人招待我们。他把我领到首相那里。首相见了他都是规规矩矩的。他带我到各大臣办公室、各个部去了一趟。他对一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以后这些东西要给何先生每次寄一份，他的日本所得照顾一下，他是研究日本的，你们得支持他。有泽广巳原来是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后来当了学士院院长。在他带领下，我看到了很多老学者：科学家、文学家、学术家。学士院有大楼。他们每年有一次年会。有泽广巳资格老，学问深，日本人尊崇旧道德，人们见了他都赶快鞠躬。他也不客气，该训话就训话。
我把全国日本问题研究所的协调和对外交流这两项工作的局面打开了，皆大欢喜，日本人也高兴，中日光建交没来往不行啊。
当时全国搞日本研究的有数百人。我们轮流到各地各所开会。他们也很高兴会议在那里开。我提出研究战后日本的文化、经济、政治，搞战后日本丛书。他们全都参加进来。这套丛书一共有十一本。有《战后日本经济》、《战后日本政治》、《战后日本外交》、《战后日本文化》等等，整个战后日本的数字统计，哪一年增长了多少？诸如此类。我主要抓了《战后日本经济》。这本书是两个人写的，我改了两、三遍，但是没有署我的名字。原来他们在序言上写了我的名字，我又去掉了。署名就是原来的执笔者。后来他们都不好意思，想把稿费给我分一点。我一个子儿不要。我就是这个规矩。就这样，我把学术活动展开起来了。
有这么多人搞日本研究，在国策方面还是起了作用。胡耀邦到日本访问，刮起了胡耀邦旋风。胡耀邦提了四条，是日本所帮助搞的，他们很高兴。后来赵紫阳要去日本，也要凑几条。他提了三条后，把我们叫去，说得凑四条。胡耀邦已经提出了四条，赵紫阳总不能重复那四条，总得提点新的吧？想来想去，我们又帮他凑了第四条。看了以后，他说，好。能对决策起作用的，还是北京这些人。外地的人缺乏宏观了解，国内的情况不清楚，政府的需要也不知道。后来，我做了分工。我说，外地研究所主要研究历史，研究静态的东西；动态的东西放在北京。因为形势变化太大。
我在日本建立了一套学风和制度。因为我的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日本所那一阵子在社科院名声不错，在国内名声也不错。我本人以身作则，不沾大家任何光。大家干的活，即使我帮了忙，我也一概不提。比如我们编的丛书，最后没有写我主编，根本不提这事。作风上，我也比较注意以身作则。第一，礼品一概交公，都按规定办。日本人送我几条烟或者几瓶好酒，我都一律交公，连打开都不打开。有泽广巳送给我一个非常高级的座钟，金碧辉煌，当时，我连打都没有打开看，就交上了。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都被他们上边分了。外事局交给国务院，国务院有一个专门管这个的机构。到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礼品很便宜地分配了。比如这个缸子、这个电视机，多少多少线，谁要？就这么处理了。后来我一想，太上当了。人家也觉得，像你办的傻事，现在没人这么办了，你一走也就算完了。
每次出国，每人发三十美元的出差费。有时候日本人也给点零用钱。这些钱我基本上用来给所里不容易去日本的那些同志买一点东西。很多同志，比如办公室、会计、打字的同志没机会去日本，所以我每次出去回来，给大家带点小小的礼物，大家也很高兴。对于集体编辑、出版，我是不出名、也不要钱的。
每次开会，我都是准时到。我对自己要求得比较严格，上班绝不迟到，往往都是到得早一点。我们学术机构那些吊儿郎当的家伙很难搞，总是迟到。我宣布几点开会，就几点开，你好意思晚来，你就晚来。这么一来，情况还是好多了。
走我的后门，一点门儿也没有，送我的东西，当场就退回。有一次，谁送了我一瓶茅台酒，我说，你立即拿回去。后来凡是公事，只能在办公室谈，不能到我家里来。只有一次，人家送来这么小的一个西瓜。我送他们到日本学习、或者介绍他干什么，或评职称等，他们过意不去，就给我送东西。我都退了回去。所以没什么人来我家里谈公事，别人也别想从我这儿捞什么东西。
日本人对我比较重视。他们发现我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上，与众不同；一是我对国际问题很熟悉。
日本著名的国际战略家佐伯喜一，那时是野村综合研究所所长，在日本的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居于第一位。中曾根康弘任和平研究所所长，他是副所长。他到中国参观，我陪他转了一个礼拜，后来他当着日本大使的面说：日本的国际问题研究不行了。这次我跟着何先生走这么一路，发现中国的研究水平在咱们之上。他说：“日本的研究范围太窄，就是美国、中国，太平洋这一圈，一谈到欧洲，何先生谈的好多问题，我根本不知道，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西欧、非洲等。咱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得有世界眼光。”
有泽广巳和我关系好。我陪他游过西湖。本来应该是宦乡去的。宦乡说，这次你代替我陪同。第一天游西湖，出门正赶上下大雨，有泽坐着轮椅，他老伴在后面穿着趿拉板。日本人就那样冲向了大雨。第二天天晴了，我就背了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说咱们两个都经过了这样一番景色，尤其是下着大雨，不容易遇到这样的机会啊！第二天水光潋滟，多好啊！他说，好，这确实机会难得。后来，他又到各地去看。他是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主任。一路上谈到原子能，我就跟他谈铀235、铀238什么的。他发现这个何先生对原子能也有兴趣。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他专门安排我去参观日本的原子发电站。其实，我对那些东西看不出什么道理来。有的日本人原来以为我就是个土八路，后来岸阳子等研究文学的人，听我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等都可以来一套，就说，呵！何先生对外国文学也懂？我说，没事时看看，看热闹。但是，他们对我的重视，并不是因为我杂类旁收，也不是我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有怎么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我对中日关系有一套看法：
首先，我主张努力搞好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新思维”的问题，我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了。我认为中日关系应该搞好，历史问题应该淡化。关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我说，中日两方面的传媒都起了不好的作用：日本传媒老找中国的毛病；中国的传媒老找日本的毛病，日本办的好事不讲。我主张用平常心态看日本，历史问题要淡化。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得有国防，有军队。日本没有权力建立自己的军队，那叫什么独立国家？所以对日本修改宪法，我们应该有所准备，这是正常现象。日本并不比我们低一等。我们不是平等对待其他国家吗。日本是欠过账，但也得承认日本是个大国。日本不能和西德相提并论。西德是由反纳粹的势力上台当政，日本不是。战时的天皇，战后还是他。日本没有由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势力掌权。要搞错了事的国家承认错误很难。我们就能承认错误吗？反右派公开承认过错误吗？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承认过吗？抓“五一六”，抓了多少人？承认了错误吗？那么，对日本人要求那么高干什么？历史问题是算不清的账。要算历史账，首先是俄罗斯讹了我们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宁、斯大林都不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德国和法国之间打过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打了那么多年。当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念《最后一课》，念到最后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可是现在，它们的关系那么密切！我主张在中日关系上，应该向前看，用历史的眼光看有争执的问题。
中日关系不仅仅涉及两国的双边关系和两国人民，而且直接同亚太地区的合作问题联在一起。作为全球化的步骤和阶段，首先是地区化。欧洲已经有欧盟了，北美洲、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也在不断推进联合。非洲搞了非盟等组织，而亚洲，特别是东亚搞不起来。东亚搞不起来的关键是中日关系。我公开说，中国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的话，就把日本推到美国那里去了。本来，中日关系搞得好一点，对美国是个牵制。只要日本人一提什么，我们就反对。这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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