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5日，我们接到邵燕祥先生的来信，全文如下：
小群并
丁东兄：
早就要发这封电邮，但把你们的地址丢掉了。这才找出来，也不知是否还适用？
前一两个月，收到（可能是出版社？）寄来的孙越生先生的“官僚主义”新书一册，很庆幸雪藏多年，终得问世。但这些年间直到这次正式出书过程中，是怎样运作的，一直不知道。记得当年是丁东介绍给大酋长，后一时出不了，他以数千元买断的。然则此次正式出版，不知向孙太太通报，并酌赠样书没有——孙太太不是同行，在商店工作，于科研、出书一类事不甚了了，我原想打电话，问她一下，或将手头此书寄她，以表安慰，但又想过去虽曾提议，却未参与操作，如今更不宜越俎代庖。故想问问你，或常大林先生，你们可知其详否？
如收到此信，盼复。此祝
近安！
燕祥匆匆
我们当即回信：
邵先生：
您好！
来信收到。孙越生书是半年多以前我推荐给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冠珍的，她从谢泳文章中知孙越生的名字，找我要了电子文本，该社领导同意出版，我又介绍她认识了孙越生女儿孙沐霞，社方和孙沐霞签了合同。六月份印出来。只印了3000册。我让林冠珍给您和常大林、李辉都寄了书。
孙沐霞说她母亲和弟弟都很高兴，社会还没有忘记孙越生。
我写一书评推介，给《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都未发出。袁伟时、傅国涌写了微博，希望知识界能够关注此事。
祝健康！
丁东小群
2012年9月15日
丁东注：
1984年，小群借调《诗刊》一年，认识了副主编邵燕祥先生。90年代，又采访过邵燕祥先生。她认识邵先生比我早。可能这是邵先生来信开头写小群并丁东的原因。
孙越生先生生于1925年2月，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也是邵燕祥先生的好友。八十年代末，他曾完成力作《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常大林、李辉都曾帮助他寻求出版机会，未能成功。孙越生其他著作出版也不容易。他自己出资，出版了一本《干校心踪》，内容是文革期间在河南信阳学部五七干校的诗和水粉画，展示了当时的超前思考：
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泣
这是科学的踌躇
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
这是民主的踌躇
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顾
自治和集中怎样取得同步
这不是短暂的烦恼
这是历史的踌躇
邵燕祥曾著文给以好评。1997年1月，孙越生在寂寞中与世长辞，享年72岁。
常大林和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同学，当时担任《博览群书》主编。他向我介绍，孙越生是一位不寻常的思想家，他的遗著价值很高。我才开始关注孙越生。
1998年，国内的图书出版很活跃，一些民间投资者，以“买书号”的方式和出版社合作，高效地出版了多种引人注目的新书。邵先生提到的“大酋长”就是其中的一位。“大酋长”本名贺雄飞，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原在内蒙古做机关工作，后下海当了书商，出版了钱理群、徐友渔、朱学勤、谢泳等学者的文集，风靡一时。他见我参与编辑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等书，找我策划选题。我提出“思想家文存”的设想，并组织了《王申酉文集》《孙越生文集》等书稿。其中，《孙越生文集》是与李辉共同编辑的，内容包括《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干校心踪》和《历史的踌躇》，请邵燕祥和常大林作了序。1998年年底，贺雄飞和他熟悉的内蒙古某出版社联系，终审通过，他也排出清样。我建议他马上开印。他说，要和几位年轻作者“踏雪寻梅”，其实是到各地签名售书。他打算过了春节，再印《孙越生文集》。谁知，春节前，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出版社收回书号，《孙越生文集》和《王申酉文集》胎死腹中。
我不甘心，继续争取出版机会，尝试联系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编辑郭沂纹等，最后都功亏一篑。
福建教育出版社林冠珍是一位有理想、有情怀的出版人，经她之手，出版了不少有品味的好书。她也出版了我和谢泳的对话集《教育放言录》和《文化十日谈》。我们谈及孙越生，她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将孙越生的遗著《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电子版给了她。孙越生和福建有渊源，他毕业于厦门大学，他的老师王亚南曾任厦门大学校长，著有《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孙越生是王亚南学术思想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林冠珍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2012年6月，让孙越生的遗著《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问世。问世后，得到袁伟时教授等人的高度评价。首印3000本售罄后，很快加印。
这就是邵燕祥先生和我们这次通信的起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