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我小学毕业。由于学习好，还会办个交涉，父亲同意让我上中学了。上中学，得到西安去考。我是春季毕业，中学一般是秋季招生。西安只有两所公立中学：一中、二中，春季都不招生。民间中学有几个，其中一个是车向忱办的竞存中学，春季秋季都招生，我就考这个学校。竞存中学在西安南大街，很小，但是教员比较好，教国文的老师张寒晖，《松花江上》的词、曲作者，实际是共产党。教美术的是张仃。
学了几个月，我总觉得竞存不正规，想进公立中学，就和几个同学商量，去二中插班。我们让人刻了一个学校的假印章，搞了转学证。“转学证”上说，李彦贤同学有什么学历，希望转入二中学习。报名没有遇到障碍，考试差一些，考英文，字母我都不会。其他几门考得不错，人家还是录取了我，让我插班进了初二。二中是个什么地方？革命性一点也不比竞存差。共产党、民先队可以公开活动，国民党做事得偷偷摸摸。所以教员讲些什么，国民党管不了。西安事变后，二中校长是江隆基。
我在二中上到1938年暑假。这半年没怎么学功课，但看书的面宽了，开始接触和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小册子。我学习，有股倔劲，看不懂还看，一遍不懂再看二遍，总得把它大体弄懂。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这样。看惯了中国小说，不习惯看外国小说,情节不连贯，跳来跳去的。有的书虽然看不懂，也有好处，它们使我接触到一些新的名词：经济学、哲学。内容深的书看不懂，就到书店找既便宜又通俗的来看，例如《朱德与毛泽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我入二中时不是作了假吗？后来让人家发现。教务处头儿问：你怎么弄虚作假呢？我说：要不然我进不来呀？他说：好吧，你既然进来了，就上吧。 那个时候，比较客气，训完了就让我继续上学，但下个学期还是上初二。教务处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后来和我抗大同学。总之，我的整个上学经历，从用功程度上说，是中学不如小学，小学不如私塾。
七七事变带来了民族大觉醒，我也被卷了进来，思想开始变了。心想，要学到什么时候啊，不如出去闯一闯。二中放暑假，我就回家了。
假期怎么过呢？当时在西安附近的安吴堡有一个“青训班”，叫“安吴青训班”，是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名义办的。安吴堡在泾阳县云阳镇，步行有两天路程。青训班在国民党统治区，但是由共产党办。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生活处长张琴秋，教育处长黄华。当时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还给八路军发饷，青训班分到了一小部分，所以在那儿吃饭不要钱。青训班的时间是一个月，受训结束后或者回学校，或者到延安的抗大、栒邑的陕公去学习，实际上就是参加革命。进青训班的大多数是学生。
我约了几个同学到青训班受训，中学是不准备再上了。去青训班，只要有人介绍一下就行。我是王维之介绍去的。这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后来当过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我们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我在的那一期青训班里有何路、许文益等，何路后来是外文版《中国文学》主编。许文益当过驻蒙古大使。
青训班摊子很大。张琴秋在那儿只能当个处长。张琴秋原来是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沈泽民的爱人，沈雁冰的弟媳妇。在延安，她一直照顾着茅盾的两个小孩：沈霜和沈霞。她后来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死于文革。
我们一进青训班，生活就八路化了。我们穿草鞋，唱歌子，受培训。在青训班呆了一个多月。胡乔木、黄华都上过课。那个时候讲的课程很简单：统一战线、游击战争什么的。在青训班的时候，人家要发展我参加共产党。第一看我年龄小，单纯一些；第二看我还挺积极的，知道的道理还不少。有一次指导员找我谈话，说你学习得还不错呀，谈谈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你将来有什么志向吧。当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就说，我得考虑考虑。那时觉得党派不是咱干的事，我跟着打日本，抗战救亡，推动民主中国，把中国搞好就行了。那会儿好多青年都是这个想法。我也没到入党年龄。我只参加了民先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会实际上就是共青团，等于参加了革命。
在青训班一个多月后就算毕业了。这一期完了以后，他们派我回到原来的二中，说把民先和青救会的关系给你介绍过去，你到那里去发展会员，想让我回学校当一颗红色的种子。
我离开青训班没回学校，直接回了家。我回学校得有学费等一大堆问题呢。在回家路过泾阳的路上，吃饭不好意思先问要花多少钱，身上还有五毛钱，心想，吃得差一点，总可以吧？大概大杂烩最便宜，结果恰恰是大杂烩最贵。吃完了以后，钱差得很远，怎么办呢？我说，那就把我的洗脸盆给留下吧，将来路过的时候再到你这儿来赎。老板还不错，说，你下次再来的时候还吧，脸盆也没要。
去延安不能和家里说，但得在家里筹集路费，我就以回学校上学为名弄钱。那个时候国民党要从西安撤退，西安的学校都准备搬家。二中计划搬到宝鸡，从家里去得经过五六个县。要上学，平时是回不来的，必须把一个学期的学费都带上。一个学期要24块大洋。向家里要的24块学费，就成了我去延安的路费。
那时候参加革命，吃的、用的、住的、路费，一切都是自己拿钱。去延安，只有介绍不用花钱。路费和行李都要自理。到延安以后，只管吃饭，不管穿、不发被子。当然，后来也发衣服和被子了。可是走的时候这些都得准备。解放后回老家时，有个幼年时的同伴，埋怨我去延安时没把他带上。我说，连准备自己的路费都很困难，哪儿还谈得上带别人呢？曾彦修说，你这算便宜的，我和田家英参加革命得六十块钱，我们好不容易才凑上了六十块，你才带二十四块钱！那个时候参加革命的女性，多是些有钱的小姐，穷人不多。
从“青训班”回到家里，我就开始弄虚作假了。我说，我要去上中学，这次上学很远，平常回不来，得带上学费，二十四块钱是不能再少了，还没有把伙食费算进去呢！父亲苛刻得厉害呀，把钱把得死极了。在钱的问题上，对我抠得很紧。但是听我这么一说，咬紧牙关，还是拿出了二十四块钱。那可是大洋，一敲就响的呀。拿上了这些钱，有了路费，我就可以去延安了。
我带了一床被子、一条褥子和一件大衣，拿上路费离开了家。我还动员了陈克让和石宗棠，和我一起走。他们两个没有上过青训班，我是明白怎么回事的。我和他们说，你想将来上大学又供不起，上个中学出来又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到延安去，了不得！你看谁谁谁当年上了黄埔，现在吃开了吧？他要是不上黄埔，上中学、上大学能行吗？我们老家，有一个人叫张耀明，上了黄埔，后来当了国民党的中将。我动员了一番。两个同学一听，觉得确实有道理，于是就跟着我出来了。
由王维之介绍，我们先到了西安集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办了去延安抗大的手续。那次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一起去的，除了我们三个，还有另外几个同学、几个穿着军装的新四军、和几个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地下党，一共大概十七、八个人吧。我们组成了一个队，由一个老革命带队，就背着行李，离开西安，向延安走去了。那是1938年七、八月吧，那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我们去延安的行动是公开的。一路上唱着歌子，没有人担心被抓。带队的老头也没有叫大家提高警惕。
我们从西安到延安，在渭河和泾河之间出事了，让国民党给抓了。我记得，我们背着行李，走得很累，大汗淋漓的。我那时连件衬衣也没有，里头是光着身子的。我们也走得不快，一天也就走五六十里路。头天在草滩镇住了一夜，第二天再向北，朝泾惠渠走去。到了那儿，遇见国民党泾阳县长带着二十来个保安队员，正在巡视泾河水利工程。他们看见我们这一堆人，就把我们堵住了。就问我们：“你们干什么去？”
我们说：“去延安。”
问：“你们到延安干什么去呀？”
我们说：“抗日去”！
他们说：“抗日怎么一定要到延安去呀？你们先别走。”
那个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什么都可以公开讲。我们同他们争了一大阵，争不过，被带到了泾阳县。保安队把我们看管起来了。抓了我们不仅没搜钱，态度还相当地客气，只是我们不能自由行动了。但是，他们也不敢处理。我们明说就是要参加八路。八路军不也是国民革命军吗，也是蒋委员长领导的，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呀？所以，他们就把我们押在那儿，向上面请示去了。我们在那儿被押了二十多天。那个保安队整天在那儿绕过来绕过去，看着我们。
我们在那儿的生活不算好。我们自己都带有行李，铺在草上睡。他们管饭，但饭很差。我们饿得不行。我们在里面不能出去，买东西得经过保安队，就托保安队出去买一点东西吃。我是尽量节约，经过思想斗争，一次拿一点、一次拿一点钱，最后24块大洋还是花掉了多一半。帮买东西的保安队是不是沾了便宜，就不知道了。
我们住的虽然不叫监狱，实际上是监狱。保安队的人，文化不高，连共产党、国民党也搞不清楚。我们同保安队的关系还搞得不错。他们每天在那儿出操，我们在屋子里不准出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出操就唱歌：“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显威风。”要不然就是：“当兵好，当兵好，睡得迟，起得早。”我们在那儿没事，每个人都带了书，互相交流着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是在那时看的。一遍看不懂，又看一遍。他们也不禁止你，你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你有钱。他们请示专区、请示省里：说抓了一批共产党，怎么办？省里说，把那些新四军和老共产党留下来，把学生押走。
他们把我们这些学生用卡车从泾阳押送到咸阳。咸阳是专员公署，到了那儿，我们和他们讲道理，什么人也没见我们，又把我们押到了西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北筹备处。三青团筹备处设在一中原址阜慈巷。这时，一中已经搬到宝鸡去了，房子空着，办了个三青团训练班。我们被看押在那里。他们经常来训话，训话的理由就是一条：你们不能去延安，抗什么战？抗战与你们无关；你们属于建国人才，才十几岁，现在抗战用不着你们，你们的任务是学习；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来建国。他们既不打你，也不罚你，有时候还说得挺友好、挺讲情理的，甚至表扬我们爱国可嘉。
这时，他们把老头们和新四军都给弄走了。因为他们不抓八路军，那几个新四军后来也放了。我在延安上抗大的时候碰到他们了。我说你们怎么来了？他们说国民党不抓新四军，就把他们放了。那些地下党的老头恐怕就危险了，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再也没见过面。在训练班光剩下了我们学生，大概有十多个人吧。我们已经被国民党关押了个把月，老呆下去也不行呀，得想办法跑。我就和陈克让、史宗棠和另一个家在西安的同学商量说，行李不要了，今天晚上就分头翻墙走，出去后到那儿那儿集合。东西，我还是舍不得扔。我把被子拆掉，棉花就不要了，只把大衣披在身上，把被面和和褥子面裹在腰上，然后就要求上厕所。因为是学校，我们比他们更熟悉周围的环境。厕所后面就是院墙，我们翻墙就跑掉了。当然，有些同学吓破了胆，没再去延安。我们跑到了集合处，就是北大街二中斜对面的西青救办事处，在那儿会合了。西青救的人非常热情，对我们大加鼓励，说我们是英勇的好青年。晚上没处住，只好住到那个家在西安的同学家。第二天，青救会办事处的同志把我们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当然非常欢迎了，表扬我们，认为我们很勇敢，马上就管饭吃，然后就说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说，下一步还是要去延安。这时只剩下我、陈克让和史宗棠三个人了。家在西安的那个同学留下不走了。还是要去延安。去延安还得花钱。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说，他们不管路费，要去，你们自己筹备路费，搭办事处的卡车，要交14块大洋；再来的时候，你们就作为办事处的人员去。
这样一来，我又回了家。回家后，也不敢和家里说什么。家里看我回来了，就问：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说钱在路上让人家给抢跑了，现在，上学也上不成了，我想出去混事。我还是要筹备钱和行李。看样子，我父亲已经发现了我的意图，他知道挡我是挡不住的。我要走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但是，他没有给我分文路费。我母亲知道我要走，很难过。但家里只有她为我借来了四块大洋。我记得清清楚楚，她是从一个打短工的人那儿借来的。我在亲戚朋友那里到处搜罗钱，还是凑不够。在这种情况下，王维之支持了我一把。他当时是小学教员，一个月能挣二十多块大洋。他给了我几块大洋，最后钱是凑够了。除了钱，还得准备行李、被子什么的。多亏我把那个被面偷带了出来，但还得絮棉花。我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就找我们村的一家人借了三、四斤棉花，叫他给我弹好，然后我偷偷摸摸地送到了王维之的姑母家里，让她给我做成被子。她后来给我弄了个被里，被面是我自备的。没有告诉家里，我又离开了，开始我的第二次远行。我出了村，经过家里的地，看见哥哥在地里干活，他也没怎么吭。只是在离开临潼县城的早上，王维之请我吃了一碗糕。
第二次从家里出来，还是三个人。我把上次被我说服的两个小同学又带上了。人家还是坚定不移地跟着我，他们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学也上不成了，只好跟着我走。其中的陈克让，后来牺牲了。
我从临潼搭上一辆平板马车上了西安，又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和一些人一起走。这个时候不能再步行了。国共关系这个时候开始紧张，不能再大摇大摆地走了。正好第二天就有一辆卡车去延安，我们干脆编成八路军，算作八路军护士学校的学员，坐上了八路军的军车。到八路军办事处后，一分配，我们三个人，只有我去延安，入抗大，另外两个小同学比我小，办事处就说，你们两个人太小了，跑到延安太远了，让他们去了陕公。那个时候，你自己说话不算数，一切都得听从办事处。当时，能不去延安就尽量不让去延安，因为延安养活不起人呢。陕公原来在延安，成仿吾是校长。后来搬到了关中。陕公搬走了，是让延安吃饭的负担轻一点。
从西安到延安，不晓得路怎么那么难走？颠簸得厉害。八百里路，走了三、四天。一路上尘土飞扬。印象特别深的是刘澜波，当时很阔气，穿个皮领大衣，他后来去了马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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