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是对时代的判断。一九八六年，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我们已经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前，我曾参与过李一氓主持的几个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研究，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些看法。在这次会上，我谈到《帝国主义论》。第一，《帝国主义论》有的观点已经过时；第二，有的观点当时就站不住脚。因此不足为训。现在我们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一直守着《帝国主义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还是死抱着不放，耽误了好几十年。应该说，世界早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当时，不少人觉得惊奇。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见了我说，你老兄真厉害，胆子真大！
一直到最近，一些人还坚持，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李慎之支持我的看法，他说，这是讽刺。我说，《帝国主义论》一是过时了，二是它本来就是错的。时代老早就变了，我们还守着旧的理论不放，这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家在和平发展，我们在准备打仗；人家在互相合作，充分发展，我们在支援世界革命，而且支援到荒唐的程度。
在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好多事情我经历过。我们向金门打炮，是为了支援黎巴嫩，支援中东，并不是为了打台湾。支援完了黎巴嫩，又要支持叙利亚。叙利亚当时的经济明明比我们好得多，人均产值比我们高得多，我们一定要援助叙利亚。徐以新在叙利亚当大使，国内打电报过去，要支援叙利亚三千万美元。徐以新就启发叙利亚人，让人家向我们要钱，人家就是不提这方面的要求。人家不提要求，你也不能给呀？他打电报回来说，他启发不了，人家不提。上面说，你想办法让他们提。
坦赞铁路花了几亿美元。这是美国、英国都不干的事。扎伊尔的蒙博托就是杀了卢蒙巴的那个人，可是我们还是白送扎伊尔一亿美元。
这一切，都是为了实践世界革命的理论。中非共和国的那个皇帝，他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来过中国，咱们也是给了他几千万美元。他不久就当了皇帝，光是办婚礼就用去好几千万，用金子做了皇座。那是个吃小孩儿的国王，非洲的四大怪人之一，和乌干达的阿明、利比亚的卡扎菲齐名。咱们援助阿尔巴尼亚，一九七二年，他们一百多万人，咱们给他们的援助是每一个人平均五千元人民币，而当时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
和平与发展问题，引起全国范围讨论。很多人写文章，各处开会也都在讨论。《世界知识》在北京开了个讨论会，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召集到一起。上海也开了讨论会。讨论的结果，不少人对《帝国主义论》产生了动摇。但一九八九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反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意见多了起来。有个老同志说：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没有过时，不要被一时的现象所迷惑。
1990年，邓力群召开会议，把吴冷西、何东昌、熊复、徐达深、浦山、王怀宁等召集来了，有二、三十人。给我也来了通知：兹定于什么时候，在中南海什么地方，开会讨论什么问题。还附了一篇浦山和王怀宁写的一篇批判文章。浦山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王怀宁是副所长，他们先后当过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会长。我事先读到这篇文章，就给邓力群写了一封信。我说，我看了附件以后，临时想到几个问题。写这个稿子的人不懂什么叫时代，讲来讲去，讲的根本不是时代问题。我又讲了文章中一些别的毛病，说这些地方的讲法也不大对头。总而言之，他们根本批不倒我的观点。现在已经无论如何不能再搞战争与革命。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腐杇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我说，当时的估计就是错误的，现在又过了都快一百年了！哪儿是什么前夜？什么垂死？它根本就没有死。垂死是什么意思？“垂死”是正在死的意思，他的原文就是“正在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哪个正在死？是美国正在死吗？它活得欢实着呢！
总而言之，开会批判我。一开始念老同志的讲话，当然，他也没有点我的名字。讲话念完以后，邓力群就指定我发言。他说，何方，你先讲一讲。我说，我是来接受批判的，我怎么能讲啊。他说，没有什么批判不批判的问题，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嘛，大家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于是我就把给邓力群的信念了一遍。我说，那个理论根本站不住。列宁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两次讲：“在座的各位同志可以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实现。”能看到吗？他们看到了吗？列宁五十二岁就死了。连咱们这些晚好些时候出生的人都看不到。这明明是一个估计不准的问题。革命导师急于看到革命成功，又没有成功。你的主观愿望，不能代替客观形势啊。
在那个会上，和我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人基本上没有。不少人在那儿摇头晃脑。我说完了，浦山一笑，让王怀宁先讲。他们根本批不到点子上。他们一直研究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马列主义太少。我好多年被逼得没事干，整天在那儿学习马列主义，又干了几十年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当然没办法比。这个会一共开了四次，浦山和王怀宁的稿子还换了两次，就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把原来的稿子改动改动。大家都认为实际上是在批评我。
最后吴冷西发表了意见。他说，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小平同志提的，咱们公开批判“和平与发展”，合适不合适？他投鼠忌器，就把我救了。这个会就开不下去了。浦山和王怀宁问，他们写的文章怎么办？邓力群说：你们看着办吧，咱们这个会开到这里为止。散会 。
他们的文章没发表，因为他们是要代表官方意见的。但是，批判我的文章还是不断。在全国一轮大讨论，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讨论完。时代问题，作为一个很大的学术问题，现在还在争论。对这个问题，于光远也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他说，时代问题“十四大”解决不了，“十五大”无论如何应该解决。可是现在还是没人敢碰，只是讲邓小平说过了什么，就完了。理论问题，基本上都没碰过。现在也没人敢批评“和平与发展时代论”。因为，谁也能看到，对时代判断错误，中国吃了大亏。
我到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后，出了一本书，叫《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宦乡任主编，我任副主编，第一篇就是我写的关于时代问题的文章。在这前后，主张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变的人也出了一本，浦山任主编，王怀宁任副主编。
提出时代问题，写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日本所的所长。涉及时代的一些全国性讨论会，是我在日本所的时候召开的。我在日本所做过报告，在中日关系学会上做过报告，也在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防大学做过报告。现代所把我的报告整理出来，由我改写了一遍，内部印发了。印发的结果，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反对。赞成的有李德生，他说，讲得太对了，咱们在时代问题上吃大亏了。所以，虽然有人批判我，我还可以到国防大学等地方演讲。事实上，过去那么长的时间，人家在那里发展，咱们在这里备战，保卫祖国，准备打仗！整天喊这个口号。怎么准备打仗？一是在自己家里折腾，一是浪费。集中全国的力量去搞两弹一星，确实震惊全世界，可是整个经济基础落后了。咱们太单打一，没有均衡地使用力量，使得我们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落后了一个时代。这和对时代问题的判断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是扎扎实实地搞基础建设，早就上去了。现在我们的基础落后了差不多二十年到三十年。要赶上去就不容易了。因为人家并不是在那儿坐着不动，也在继续前进呢！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