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从德国前往巴黎的火车上，一路摇摇晃晃。睡了半个小时后醒来，听到广播里传来的法语，才真正意识到已进入到奥运时间——即使昨天刚和编辑们开过关于奥运的选题会。
这是我第五次现场采访奥运会。之前去过很多次巴黎，但有奥运会的巴黎还是第一次。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巴黎是一本巨大的参考书，是一个被像百科全书一样来查阅的城市，它的包罗万象让别的城市望尘莫及。”
接下来，我将代表懒熊体育在这个巨大的百科全书中寻找我们想要的东西。
翻看了2016年在里约、2021年在东京写的手记——2008年和2012年还没有公众号，那时的感受因此没有被记录下来——这东西就像是个日记，可供以后翻阅。
虽然现在看过去写的东西会觉得别扭，但那应该是我在当时的环境和状态下，最想表达的。所以今天写的东西，也是我在欧洲杯结束，奥运会开始前的真实想法。
因两个大赛的存在，2024年被称为“体育大年”，欧洲是这个体育大年的中心。
在6月初落幕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一度边缘的极右翼政党更多地走到台前，欧洲社会因此陷入更深的分裂。过去四年，欧洲经历了疫情、战争、能源危机、通货膨胀，有太多的物是人非，但他们对足球和体育始终葆有热情，这是一种长期主义。
同样坚持长期主义的懒熊体育认为这些是值得到现场记录的。就像我出发前说的那样，这是一次漫长的记录与观察，像整个夏天那样长。
出发当晚刚好是国足晋级世预赛18强赛的出线夜。纵然是依靠“算分”出线的，但起码还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
聊到中国足球时，懒熊体育创始人老韩总会对我说，我们要坚持长期主义，“中国足球将来一定会变好”。
他每次说完这话，我都点点头，然后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我真的无法判断中国足球什么时候才能变好。
我认同他说的长期主义，并坚信对于正在记录和观察体育产业的懒熊体育，和跌落至谷底的中国足球而言，长期主义是实现“将来一定会变好”的唯一方法论。
所以哪怕身处的环境不如从前，作为记录者和观察者的我们，也不该因此改变自己擅长的、相信的和一直坚持的。
采访欧洲杯期间，我见识到了一个长期在德国底层打拼的业余俱乐部——曼海姆07，它存在了117年。每当这个身处第十级联赛的业余俱乐部有比赛或组织活动时，球场边的平房就会变成食品售卖处和餐厅，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热狗、三明治、汉堡、烤香肠、面包、蛋糕和各种饮料。
卖这些食物和饮料的人是在俱乐部踢球的孩子的家长，他们将自己在家里做好或从超市里购买的食物带到现场售卖。
有些家长即便不直接参与售卖，也会主动捐些东西，比如将自己做的整块蛋糕切成小块，放在食品售卖处，大家最后会将全部收入捐给俱乐部。
在德国，这样的百年俱乐部有很多，它就像一个纽带，将自己所在区域内喜欢足球的人链接在一起，让足球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热衷的宏大叙事逻辑里，百年俱乐部的关键词一定是：强盛、豪门。但它实际上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混迹于最低级别联赛长达百年，没有球星，俱乐部工作人员属于义务服务。
也许我们今后可以通过各种办法进入世界杯，但更重要的是要拥有足球文化，将足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意义甚至可以超越世界杯冠军。
在本届欧洲杯赛上，同样坚守的还有C罗。
葡萄牙同斯洛文尼亚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前，我在新闻中心采访葡萄牙《公众报》记者索萨时，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对于葡萄牙足球而言，C罗意味着什么？
索萨说：everything。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脑子里立刻闪现出这样的念头——我要写一篇关于C罗的稿子。
当晚，我特意翻了2018年去C罗老家——那个位于大西洋上，名叫马德拉的小岛——探访时写的稿子。过去这将近40年人生，C罗好像只为足球而活。或许是因为热爱，亦或许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去感恩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皮球。
我一直不是C罗球迷，甚至还讨厌过年轻时的克里斯蒂亚诺。但当我看到他39岁还在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打拼，还在像年轻时那样用最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时，我认为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葡萄牙队被法国队淘汰的那天晚上，我也在现场。比赛结束后，任凭摄像机如何对准C罗的脸拍摄特写，都没有找寻到“本该有”的眼泪。他那张平静的脸上，写满了孤独。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说：“生活是有光的，你得跑起来，跑得远些就能看见，总有一束光会打在你身上。”12岁那年，C罗离开马德拉岛，在更遥远的里斯本找到了光。如今已39岁的他同样需要走向更大的世界，重新寻找打在身上的光。
除了老去的C罗，欧洲杯赛场上还有年轻的亚马尔，他和威廉斯就像是为西班牙队插上了翅膀，飞上了冠军的领奖台。这个16岁的夏天注定会让他铭记一生。
比冠军更重要的是，这是疫情过后，世界足球迎来的首个洲际性大赛。纵然部分比赛踢得乏善可陈，但现场观众的热情不减，几乎每场爆满。
在德国街头，无论酒吧或餐馆的规模大小，电视屏幕上一定是在播放与欧洲杯有关的新闻和比赛直播，球场里有很多年轻人和儿童。欧洲杯决赛后，坐在我身后的一个身穿英格兰球衣的小男孩哭得很伤心，爸爸将他抱在怀里，却仍无法让他止住眼泪。
这就是足球的残酷，也是足球的魅力。
今年57岁的克里斯托夫·科勒生活在科隆，年轻时曾在德国政府支持的教育机构工作。42岁那年，他辞去稳定的工作，专门从事绘画、摄影，用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开始了作为艺术家的生活”。在他家附近咖啡馆见面时，他会指着墙上的一幅油画说，这是我送给他们的。
在科勒看来，德国有超过一半人喜欢足球，足球与社会发展起到了相互促进作用。
“1954年，前西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这让西德人民自二战后重新获得了自信，让那些不好的事情永远留在了过去；1972年，慕尼黑举办了奥运会。两年后，前西德举办了世界杯，并夺得冠军。这两届盛会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自由的、民主的、宽容的德国；1990年，两德统一后以联邦德国队的身份参加了世界杯，并最终夺得冠军。虽然参赛的球员基本来自前西德地区，但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久违了的、统一的德国；2006年世界杯则是德国向外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
在过去几年这样一个经济低迷的状态下，德国人希望欧洲杯可以让这个国家再次振奋起来，重新回到2006年的那个繁盛的年代。
巴黎也在期待奥运带来新的活力。
再过五天，这里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典，上千名运动员在塞纳河上自东向西，乘船而来，参加在埃菲尔铁塔对岸广场上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百年奥运，还从未有过不在体育场里举办的开幕式，法国人将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对奥运充满向往。距离奥运开幕还有一周，许多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选择逃离，他们对如织的人流、拥挤的交通和潜在的安全隐患心存忌惮。就像我的Airbnb房东，在20日傍晚与我办完交接手续后便赶去机场，她要在科西嘉岛度过这个夏天。至于奥运会，“我也许会在电视上看”。
不管热爱与否，奥运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体育盛会都将如期而至。它承载了许多人的光荣与梦想，我也将在巴黎试着讲述发生在这个夏天，独一无二的故事。
（文中图片摄于201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