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赵宇
广州城俱乐部散了，不意外，哪怕他们在足协宣布无缘准入名单的前一天还在训练。
上周末，李玮锋回了趟天津，本周一又回到广州。我问他既然已经知道俱乐部要解散了，为什么还回去。他说：“俱乐部一天没宣布解散，就得回去。”然后，他就继续带着球队训练。
所有参加训练的人也都知道俱乐部要解散了，却还在“备战”，这样的场景看上去荒唐滑稽，但又是魔幻的中国足球最写实的部分。
我不觉得这是“站好最后一班岗”，这是很多对未来迷惘的人的不知所措，只能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和节奏暂时继续下去，等待着那个谁都知道的结果，然后再做打算。
我问李玮锋，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他开玩笑地：“在家继续带孩子。”
之所以这么说，皆因两年前他眼见着自己和老板一起搭建的天津天海俱乐部解散，回家带孩子两年，直到去年才接过广州城队教鞭。当时有人劝他别冒险。“这俱乐部没钱，不能保级，随时可能会解散。”他不听，还是去了。
他不傻，知道这情况。但作为国产教练，没有更多选择。就像之前对我说的那样：“如果人家一切都好，也不会找我。”
这话朴实得让人心酸。国内教练员只有在俱乐部生存状况不理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执教机会，这是中国足球过去10年的普遍现象。还是范志毅看得开，不跟你们玩了，去搞综艺，或许也有迫不得已后的无奈。但总要吃饭，总要活着。
除了广州城，解散的还有河北队。我问一位俱乐部人员，为什么已经散了，不像广州城那样发个告别声明，体面地退出。没有得到更明确的答复。俱乐部现实情况是两个高层都在足坛风暴中被带走调查，已没人主事。发不出那份体面的告别声明，也就不足为奇了。
过去三个月，河北队的微信群彻底沉默。往年春节时会有人主动群发红包，今年则连句拜年的话都没人讲。一位河北队球员对我说，俱乐部在这期间没有与他们做过任何沟通，他们早已料到今天的命运，都在各寻出路，却等不到俱乐部的一个正式通知。
写《河北队之死》的稿子时，我拿到了一份俱乐部2017年至2019年预算表。上面显示俱乐部这3个赛季的总支出预算为人民币87.56亿元，总收入预算却只有3.46亿。虽然这只是预算，但它是基于俱乐部2016年收支的基础上做出来的。
投资人不容易，他们砸下了真金白银。在不计成本的投资之下，运营者们没让俱乐部因此变得更加职业、正规，没能趁着有钱让俱乐部拥有自我生存能力，很多因投入变得职业、正规的地方没有继续传承下去，随意而生，随意死去，足球人们应该为此汗颜。这是中国职业足球的通病，不止河北队一家。
过去10年，解散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数量不小，已很难用具体的数字做统计，几乎每个赛季开始前都会上演同样的戏码，最近这三年尤甚。
这些已经解散或即将解散的足球俱乐部的命运几乎相同——背后的投资公司没钱了，“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的足球俱乐部，像肿瘤一样被切除。
纵观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过去30年的发展历史，绝大多数俱乐部都处于非良性、非理性的生存状态中，它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生死存亡法则，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雷打不动地游走于职业足球发展的正常轨迹之外。
职业足球是个消费品，本该给人带来更多快乐，但在我们这里却常常让它变得无比沉重，有着说不尽的苦难。脆弱的中国职业足球就像年久失修的危房，随时都有承受不住、推倒重来的可能。在这样的往复循环下，看不到尽头，找不到解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