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宇
文章发表于12月6日出版的《凤凰周刊》。本文是原稿，正式发表稿件有删改。未经允许，文章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引用、改写。
8岁开始踢球，曲波至今都能回忆起第一次拿到印有国旗的球衣时的样子——舍不得脱，睡觉时都穿着。19岁那年，他因在世青赛上攻破阿根廷队球门而被媒体誉为“追风少年”，未满21岁就随中国队一起参加了世界杯。
拥有过梦幻般的开头，但那已是他球员生涯的巅峰。接下来两次留洋失败给他带来巨大打击，一场大病让他的足球之路差点提前走到终点。病愈归来后，中国足球已变了模样，曲波再没获得过留洋和踢世界杯的机会。
退役后的曲波做过教练，也在职业足球俱乐部担任过总经理，目前在青岛做足球青训俱乐部，取名“追风少年”，有100多名小球员在该俱乐部接受培训。他希望这批孩子中能涌现出更多“追风少年”，去实现自己年轻时没能实现的梦想。
以下内容为曲波本人自述。
当球星真好
1997年，我在电视机前目睹了国家队冲击世界杯的失败，那年我16岁。球场上踢球的人都是我的偶像，看着他们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被伊朗队连进四球，我难受得不行。当时就想：我什么时候能代表国家队比赛？那时的我已在天津火车头俱乐部接受专业足球训练很多年。
我后来进了国少队、国青队，因在亚青赛上表现出色，2000年年底被主教练米卢招入国家队，当时觉得特别自豪。我跟着队伍一起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二十强赛，客场同柬埔寨队比赛（2001年5月6日）第一次代表国家队首发。那天特别热，地表温度50度，上场之前一位老大哥对我说：“小波，你年轻，一定要多跑跑。”
老大哥说话，不敢不听，我那场比赛表现得非常积极，打进一球，还制造了个点球，帮助球队4比0击败对手。我赛后浑身抽筋，是被抬下比赛场的。
自那之后我就成了国家队的常客，既要代表国青队踢世青赛，又要到国家队参加世预赛，2001年几乎就没怎么休息。现在想想年轻真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累了睡一觉后就能满血复活。
2002年5月，20岁的我跟着国家队去了世界杯。抵达韩国后我告诉自己千万别受伤，只要主教练给我机会，就必须把握住。国家队安排我与祁宏住一个房间，我还挺高兴，我的第一份耐克代言合同就是他帮我牵的线。
那还是在2000年，第一次进国家队的我看见祁宏穿的耐克鞋特别漂亮，就主动上去跟人家搭话：“大哥你这鞋真漂亮。”
祁宏当时已是耐克代言人，他问我：“你有代言吗？”我那时就是个小屁孩，不可能有代言，平时穿的耐克鞋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了解情况后，大哥二话没说，直接来了句：“你等会儿。”他当着我的面给耐克的负责人打了个电话：“我们这里有个小孩，叫曲波，球踢的不错，未来肯定是球星，你们看看也给他弄个代言吧。”
没过多久，耐克的人就来昆明找我谈赞助的事。他们跟我签了五年，除20万代言费外，还提供一年四季的足球装备。从国家队回到俱乐部后，我看到耐克公司寄来的装备都惊了，十大箱，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当时觉得当球星真好。
我以前穿的足球鞋鞋钉都是圆的，这次寄来的是一片一片的。当时我还给人家打电话问：“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怎么把田径鞋给我寄来了？”人家说这是最新款的“刺客系列”，“你就穿吧，没问题”。
国家队当年的赞助是阿迪达斯，队伍规定集训比赛时身上不能出现其他运动品牌，世界杯期间朱领（国足领队朱和元）曾因耐克鞋的事把我好一通骂：“小兔崽子，整天穿个耐克鞋来回晃，你知道足协跟阿迪的合同吗？你天天穿耐克，知道给足协造成多少损失吗？”
我心想你怎么不去找李铁、李玮锋、祁宏、吴承瑛？他们穿的也是耐克鞋。当然，这话只能在心里想，不敢说出口。挨骂时我就低头不言语，谁叫咱最年轻呢。我和朱领的关系很好，世界杯后也经常见面，他一直都是我的老领导。
来不及紧张
2002年5月抵达韩国西归浦备战世界杯，我们的训练按部就班，跟原来没什么区别。首场比赛前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玩“红色警报”的游戏，打了两个多小时坦克。我玩这游戏是跟马哥（马明宇）学的，二十强赛时我俩住一个房间，他天天玩，我也跟着学会了。队伍那时在韩国施行封闭管理，没什么其他娱乐活动。
第一场世界杯比赛的对手是哥斯达黎加，我在第27分钟替补登场。我要说“赛前没想过会上场”肯定是假的，但我没想到会上得那么早，孙继海的受伤确实是个意外。很多人后来问第一次踢世界杯紧张不紧张，我只能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都来不及紧张。
我们上半场与对手战平，下半场很快丢球，在英超踢球的万乔普利用我们的失误打进一球，对手紧接着又打进第二球。米卢赛后说，这就是世界杯，你们犯的一点点小错都会被对手抓住，“那是致命的”。
三场世界杯比赛唯一让我心跳加速的是面对巴西队。小时候玩PS游戏，我最喜欢用的就是巴西队，我让罗纳尔多和卡洛斯做二过一配合后射门得分，屡试不爽。如今要和他们同场竞技，我的天，巴西队可是世界冠军。我记得在国内参加活动时主持人问我：世界杯最想攻破哪个队的球门？我想都没想就直接回答“巴西队”，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他们了。
同巴西队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时，我被换上场，当时就想15分钟足够了。我坐在替补席时一直研究对方的两个中后卫，觉得他们转身慢，如果坚决插身后一定有机会。上场后果然在一次进攻时直接面对对方中后卫儒尼奥尔，我按照往常的习惯把球往里一拨，再往外一趟，然后直接冲起来。在国内联赛，只要让我冲起来基本上就没人能追上，但同巴西队比赛不行，我刚一冲起来就感觉身后来了一阵风，儒尼奥尔和卡洛斯两个人一关门，直接把我给限制住，身体接触的那一刻感觉像撞在了石头上。很遗憾，我没能在比赛中取得进球，但那场比赛令我至今难忘。我后来把自己比赛时的一张射门照片放大后挂在墙上，有半面墙那么大。
世界杯三场比赛全部都输了，这种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让第一次踢世界杯的我们不太适应，也让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先进足球的差距。
第一次留洋失败
在韩国踢世界杯时，我曾主动约杨晨在酒店大堂喝过一次咖啡，想跟他了解一下在德国踢球的经历和感受。那时我就想过未来要去欧洲踢球，结果世界杯结束后没多久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英超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邀请我去试训。
我最早关注的英超球队是曼联，很喜欢约克、科尔（曼联黑风双煞）的踢球风格，后来因为亨利又喜欢上了阿森纳，对热刺没太深的印象。虽然了解的不多，但我也希望能尽快促成此事，踢完世界杯后我就知道国内联赛的水平已无法满足自己，必须要走出去。
一切都很顺利，2002年7月15日，我在经纪人的陪同下先从青岛到北京，然后再乘坐第二天下午的航班飞往英国。7月15日是我21岁生日，去英超试训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我在北京遇见了米卢，他见面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不感谢我？”他告诉我现在是出国踢球的最好时机，到那边后一定要主动沟通，以最快的速度了解自己所在城市和俱乐部的文化，了解主教练的理念；要清楚每一个队友的踢球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在那里立足。米卢当年说的这些话我至今还记在心里。
随热刺队训练几天后，我在同水晶宫队的季前赛中替补登场，上去六分钟就为球队贡献了助攻。记得我在边路一拿球突破就会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叹：哇，这个中国人速度太快了。很多当地球迷赛后说：“必须签下这个中国球员。”热刺队当时的主教练是霍德尔，他对我的表现也很满意。
试训一周后我回到了国内，热刺俱乐部给我开出20万英镑的年薪、150万英镑的转会费。那时的英超实行劳工证制度，规定外籍球员必须在两年内（2000年和2001年）代表国家队打满75%的比赛，我2000年年底才进国家队，两年的出场率是69%，差了那么一点点。
热刺俱乐部官员通过经纪人告诉我这件事很容易解决，接下来会召开听证会，英足总中有三个官员来自热刺俱乐部，听证会过关概率很大。“你安心回国，等我们的好消息。”
回到青岛后大家都觉得这事已板上钉钉，俱乐部还专门为我召开了加盟热刺的新闻发布会，几乎全国媒体都来了。发布会结束后俱乐部老总问我能不能踢完客场与上海中远队比赛再走，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经纪人听说我出发前还要代表青岛队踢一场甲A比赛，很不高兴，他怕我受伤。
踢完那场比赛后，队伍返回青岛，我和经纪人留在酒店等两天后去伦敦的航班。就在这时热刺俱乐部突然打来电话，告诉经纪人听证会失败。当经纪人把这件事转述给我时，我的头都炸了。发布会开了、机票定了，结果就在出发前一天告诉我转会失败，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这人不太擅长沟通，也不愿意参加各种队友之间的聚会，有时给人一种“太高傲”的感觉。我当时就想这真的太丢人，队友们接下来肯定要看我的笑话了。经纪人告诉我热刺俱乐部也做了表态，称明年还会引进我，那时就会统计2001年和2002年的国家队出场率，拿到劳工证没问题，这也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又一次留洋失败
2002年年底，我跟随国奥队去法国集训，备战2003年初的卡塔尔十国赛。当时有另外一个经纪人与我联系，称荷兰费耶诺德俱乐部看上了我，希望我能去试训一周。我向国奥队主教练沈祥福说明了这个情况，他很开明，立刻同意我去试训。不过临行前他向我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去了不要受伤；第二，不管试训成功与否都要回来参加卡塔尔十国赛。我全部答应。
随后我一个人去了荷兰鹿特丹，跟费耶诺德一起训练了七天，并在热身赛中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倒钩球。主教练对俱乐部说，可以把这个球员签下了。费耶诺德俱乐部给我定好了15号球衣，当时的转会费是200万美元，年薪15万美金。
我跟他们说自己要先回国奥队参加十国赛，但俱乐部称荷甲联赛马上开始，只有在国际比赛日时才能代表国奥队比赛，这是国际惯例。我告诉他们自己已向教练做了承诺，必须回去。对方当时也很强硬：如果回去踢球合同就不能生效了。就在双方互不相让时，费耶诺德俱乐部的技术总监巴恩提出可以和我一起去卡塔尔，给我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保护。随后我们一起从荷兰来到多哈，准备十国赛。
听说我要加盟费耶诺德，为我联系热刺俱乐部的经纪人还给我打电话，埋怨我在明知下赛季可以加盟热刺的情况下又去费耶诺德试训。我跟他说自己已等不到明年，刚好有这个机会，能签就签了。“费耶诺德可以打欧冠，也是很好的平台。”
国奥队在卡塔尔十国赛首场比赛的对手是埃及队，我首发出场，上半场打进一球。下半场我在与对手争头球时被撞了一下，左脚落地，听到“嘎嘣”一声，当时心想完了，肯定骨折了。
后来到医院拍片子，左脚第五趾骨断了，彻底恢复至少需要三个月。巴恩在球队酒店见到我后非常生气，明确表示费耶诺德俱乐部不会再跟我签约。“我们不可能签下一个踢不来比赛的球员。”就这样，转会到费耶诺德的计划也落空了。
真是太不走运了。踢这么多年的职业足球，我始终想要走出去看看，哪怕到了2007年和2008年也没断过这个念头。苏格兰格拉斯哥流浪者俱乐部那时曾向我发出过邀请，但后来不了了之。我一直在寻找机会，直到2010年才彻底打消出国踢球的念头。不是我不想走出去，是老天不给我这个机会，只好接受现实了。
要命的甲亢
两次留洋失败对我打击很大，直接导致心里防线崩溃。我养伤的时候变得特别消沉，电话都懒得接。三个月后，我开始进行恢复训练，原来百米速度11秒2，12分钟跑可以跑3600米，恢复训练时跑两圈就喘得不行。我的消化系统也出了问题，一天要八九次大便，吃什么都不吸收。
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去了国奥队，跟着球队一起训练，毕竟奥运会预选赛马上开始。球队上量训练时我完全跟不上节奏，沈指导（沈祥福）让我单独训练，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去跑沙滩，一跑就是一个小时，回来累得像狗一样。沈指导后来觉得我训练态度不端正，事实并非如此，我是真的跟不上节奏。教练组有一次找我谈话，助理教练陈金刚说：“这孩子瘦脱相了，就跟吸毒了似的。”我身高1米81，当时的体重只有65公斤。
奥运会预选赛日益临近，国奥队开始缩减球员数量，沈指导找单独我谈话：“波儿，你属于老臣，想留下来可以，但比赛肯定不会给你报名。”我当时就对教练说自己选择回家，“留在这里太遭罪了”。
回到俱乐部后，我跟着青岛队训练，还是跟不上节奏。正常人的晨脉60下左右，我110下。主教练汤乐普找我谈话：“波儿，要不你去做个体检吧，你这身体肯定出问题了。”
我在青岛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体检，被诊断为多碘甲亢，我的甲状腺t3、t4数值比正常范围高了三倍。我对这病根本不了解，还问医生：“什么是甲亢？影响踢球吗？”医生急了：“你还想踢球？要不要命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万念俱灰。我从小学开始踢球，12岁半被破格提拔到天津火车头一线队，跟着18岁的球员一起训练，始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足球世界里成长，不知道自己除了踢球还会做什么。
后来我又从青岛转到天津的一家医院治疗。医生说要想康复可以吃一种药，药的具体名字我忘记了，这种药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确认要吃的话需要跟医院签一份免责协议。我妈一听就哭了，对我说：“波儿，别踢了，咱别为了踢球连命都不要了。”我说不行，必须踢，连想都没想就把免责协议签了。
我之所以患上甲亢，跟两次留洋失败带来的打击有直接关系。打击太大，心里承受不住。我那时经常会想，如果因能力不行留洋失败倒也无话可说，关键问题是两次都已试训成功，结果因意外失去机会，这对21岁的我太残酷了。
回看过去，我在21岁那年经历了很多事。去热刺前，我身上有两份商业合同：可口可乐、李宁，每份合同的代言费都是500万人民币。李宁当时设计了两款球鞋，一款是李铁穿的“铁在烧”系列，另一款是专门为我设计的“风之子”系列。最后加盟热刺失败，1000万赞助费没了，“风之子”足球鞋也没做出来。
养病那段时间我和父母住在崂山的家，不见任何足球圈里的人，一天要吃12片药，每隔三个月验一次血。俱乐部2003年年底把我挂牌出售，没人要。那是我从小到大经历过的最灰暗、最迷茫的一段日子。
失败过后的庆幸
人生就是这样，不顺的时候也可能会伴有小惊喜。在家养病那一年，我认识了现在的媳妇。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住24-1，她住23-5，她家养的牧羊犬是公狗，我家养的牧羊犬是母狗，我俩是在遛狗时认识的。她当时刚从澳洲留学回来，不喜欢足球，也不知道我是谁。
后来交流多了彼此之间开始慢慢了解，她知道我的处境后对我说：“你可以先静一静，别想太多过去的事，平时多看看书。”她送我一本《四书五经》，那是我人生中看的第一本课外书。我们后来还一起去看周星驰的电影《功夫》，慢慢确立了恋爱关系。她经常陪我外出散心，让我逐渐从灰暗的世界走了出来。
2004年下半年，我身体的各项指标趋于正常，也回到了球队，但我直到2012年才结婚，和媳妇恋爱了9年。之所以那么晚结婚是因为最初几年的“各项指标”趋于正常是在药物辅助下完成的，如果结婚生子，孩子会受影响。我从2010年开始不再服药，连续两年检测都没有问题后才决定结婚。我儿子也在踢球，场上位置是中锋，希望他能成为下一个“追风少年”。遗憾的是我平时太忙，没时间对他进行单独辅导。
2004年病情趋于稳定后，我开始跟着青岛队一起训练，2005年陆续上场比赛。虽然是替补，但我还是在那一年进了六个球。2007年，我重新回到了国家队，主教练朱广沪很信任我，带我参加了亚洲杯和世预赛。2009年，我在联赛中打进12球，是进球最多的本土球员。
我在2008年、2011年跟随国家队冲了两次世界杯，都以失败告终。2008年那次冲击世界杯失败后，大部分队员都在休息室里哭了，嗷嗷地哭。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踢过一届世界杯是多么幸运——以后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2014年东亚杯结束后，我的国家队生涯就此结束。我总共代表国家队踢了75场比赛，如果没有中途得病，踢满100场应该问题不大。
每次失败后我们都说要好好总结失败的原因，要我说，中国足球失败这么多年，哪次不是人为因素？2004年我们因为算错净胜球没能晋级。2008年让福拉多、杜伊科维奇同时担任主教练，到底听谁的？2011年高指导（高洪波）带得挺好，结果又换成了对中国足球、亚洲足球完全不了解的卡马乔。范哥（范志毅）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明白：“小高带得蛮好的，你换他干什么？”
我在参加国足集训时曾与一位年轻队员深聊过一次。我对他说：“为国家队比赛时你就是‘国家英雄’，一定要肩负起这个责任，不要有任何保留，必须义无反顾地去拼命。”
12岁那年，我进入国家少年队，拿到人生中第一件带国旗的球衣，太喜欢了，睡觉都穿着它。到了比赛场上就跟打鸡血一样，那种荣誉感是很多年轻人不具备的。
2017年退役后，我做过教练，也做过球队管理，目前正在做自己的青训俱乐部，有四级梯队，100多人。我们对孩子们提出了九个字的要求：做好人、读好书、踢好球。
总有人会问，中国队下次冲进世界杯是什么时候。不客气地讲，到2030年之前都别想了。2019年，我带着国青队去越南打比赛，发现越南足球的进步速度简直太快了。不光越南，泰国队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他们都在按照足球规律去办事情，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足球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我们把它搞复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