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人类学学报》2024年第43卷第2期中刊载了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廖卫副研究员撰写的《中国南方猩猩化石研究进展》，文章对近年来中国南方更新世猩猩化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全面阐释。张颖奇研究员从本篇文章出发，对中国南方地区“最晚”的猩猩以及猩猩与“神秘古猿”研究中的分类与归属问题展开讨论，为此方向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关键的视角。
本文作者
张颖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伟教授团队近年在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上发表了一系列广西更新世猩猩化石的研究成果，包括晚更新世崇左宜村洞约6万年前中国南方地区最晚的猩猩、中更新世晚期田东感仙洞约36~17万年前的猩猩以及中山洞约18万年前中国南方地区最小的猩猩。研究团队在可靠的测年数据基础上，结合先前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更新世期间猩猩牙齿化石大小的演化趋势及其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团队主要成员廖卫副研究员在《中国南方猩猩化石研究进展》（以下简称《进展》）一文中不仅对这些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总结和全面阐释，还提出了中国更新世猩猩化石的分类建议，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中国猩猩化石研究现状的完整图景，实在是难能可贵。《人类学学报》主编刘武研究员嘱托笔者为这些成果作些评述，倍感荣幸之余，实在是忐忑。只担心泛泛而谈提不出什么见解，毕竟自身并未深入研究过猩猩化石。但一一拜读过这些论文之后，笔者感触颇深。谈不上评述，现将这些天马行空的思考罗列如下。
《进展》一文中提及，“在中国南方，猩猩至少存活到了大约距今6万年前。在越南和泰国等地，猩猩可能存活到了全新世。……关于东南亚大陆上猩猩绝灭事件的精细时间、详细的过程及其原因，需要找寻更多的化石地点，以及做更多的年代学和古环境工作来证实。”笔者认为，不仅是在东南亚，猩猩在中国销声匿迹的最终时间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在广义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中，除了猩猩之外，还有几类动物的现代分布范围发生了显著变化，如长臂猿、犀牛、貘、大熊猫等。这些动物现在在中国南方地区要么分布范围大大缩小，如长臂猿（云南和广西西南）和大熊猫（四川）；要么已完全绝迹，如犀牛（印度、尼泊尔和印尼）和貘（印尼、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但在历史时期，它们的分布范围要远远大于现在。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在《长臂猿考》（施晔
译）中就指出唐代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七绝“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描绘的就是长江三峡两岸长臂猿啼鸣的场景。根据他的考证，长臂猿在历史时期不仅在长江以南地区广泛分布，向北甚至可以越过秦岭—淮河一线达到黄河下游北岸。笔者认为，高佩罗的考证并不是空穴来风。陕西西安神禾原秦始皇祖母夏太后（?~公元前240年）墓葬中的帝国君子长臂猿（Junzi imperialis）的遗骸便是最好的佐证。又如中国古代较受尊崇的神兽——貘。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2号墓、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均出土过青铜器貘尊。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山东滕县西户口汉画像石、江苏金坛上虞窑貘钮青瓷扁壶上，均出现过貘的形象。此外，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遗址出土过貘头骨和下颌骨；陕西西安白鹿原西坡汉文帝霸陵还出土了貘的完整骨架。笔者曾为这些事专门咨询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松梅研究员，她认为霸陵中的貘应该是产自本地的。这至少说明，汉代时貘的分布也可以北延至陕西西安地区。除此之外，汉文帝霸陵附近的薄太后南陵还出土了犀牛的完整骨架和大熊猫的头骨。如此看来，大熊猫至少从汉代开始就已经在陕西秦岭地区生活。虽然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及薄太后墓葬中的犀牛是独角犀还是双角犀，但无论是哪一种，至少在汉代，它们的分布也和长臂猿、貘、大熊猫一样是可以越过秦岭—淮河一线的。文榕生先生在《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一书中指出，历史时期猩猩（Pongo pygmmaeus）、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等在我国是存在过的。独角犀（印度犀或爪哇犀）和双角犀（苏门答腊犀）的存在该书中也有历史文物或文献的佐证，如山东寿张出土的商晚期小臣艅犀尊、陕西兴平县出土的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以及清朝《百兽集说图考》中的独角犀和双角犀画像等。与这些动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时期猩猩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地理分布缺少强有力的证据，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与其形象吻合的历史文物或画作。但在文榕生先生总结的两广地区的方志中，确有关于猩猩的记载。笔者认为最科学、最符合猩猩形象的莫过于宋朝太平兴国年间《太平寰宇记・岭南道・潮州・土产》卷一五八中的记载：“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人笑亦笑，笑则唇蔽其面……”。在《长臂猿考》中，也有郭璞对《尔雅》中关于猩猩记载的注解：“其状如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及踵。见人则笑。交广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至于“反踵”这一说法，高罗佩认为是某一抄写者将郭璞注中的“有毛及踵”的“及”误写为“反”字。如果将这二者中的描述结合起来，不得不说，与猩猩的形象还是十分吻合的。笔者翻阅《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后发现，关于猩猩的记载只存在于两广地区的方志中。或许说明，在历史时期猩猩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两广地区。鉴于这些证据，如果广义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中的长臂猿、貘、双角犀和独角犀在历史上的中国仍有如此广泛的分布，我们有理由相信，猩猩在历史时期也是存在的。其在中国的消失应该也是在历史时期亦或更晚。因此，我们在研究猩猩化石尤其是考虑其时代分布时，不应该忽视这些证据的存在。笔者也曾询问胡松梅研究员西汉皇家苑囿的珍禽异兽中是否有猩猩的踪迹。她的回答是，发掘工作还没有完成，今后会多加关注。笔者也希望将来能有历史时期能够明确证明猩猩存在过的文物或文献浮出水面。说到中国猩猩化石的研究，就不得不提及中国南方地区广义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中的“神秘古猿”。美国艾奥瓦大学Russell Ciochon教授2009年在 Nature 发表文章推翻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黄万波研究员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同仁1995年同样是发表于 Nature 的研究，认为巫山人Homo erectus wushanensis的化石材料不属于人类而代表了一种“神秘古猿”。他还与时任广西自然博物馆馆长的王伟[頠]教授在广西田东么会洞的化石材料中也发现了“神秘古猿”的牙齿化石。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对“神秘古猿”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始终没有浮出水面。“神秘古猿”也始终未能验明正身。笔者有幸一直在参与该项研究，对个中问题体会颇深。最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化石材料的局限性，因为能够支撑“神秘古猿”这一身份的形态学证据全部来自牙齿。然而，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Tanya Smith教授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游离牙齿的特征是难以区分中国南方地区更新世的猩猩亚科成员（pongines）尤其是猩猩属（Pongo）和人族成员（hominins）的。她和同仁2018年在探讨亚洲更新世猩猩亚科和人族游离牙齿形态差异时曾直言，她们的研究结果“underscore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recovery and study of associated
dentitions prior to erecting new taxa from isolated teeth”。笔者觉得，这也就是“神秘古猿”的身份至今依然神秘的根本原因吧。但是，这种更新世期间猩猩属与人族成员游离牙齿的相似性，倒是让笔者想起来古人类学界一位非常另类的人物，美国匹兹堡大学的Jeffrey Schwartz荣誉教授。他应该是世界上唯一在压倒性的证据（形态和分子）面前，仍然坚信和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现生大猿不是非洲的黑猩猩而是亚洲的红毛猩猩的圈内学者。在多篇论文和著书 The Red Ape 中，他均坚定不移地旁征博引阐述自己特立独行的观点。已故美国耶鲁大学Andrew Hill教授发表于 Nature 的书评中是这样结尾的：“In Huxley, Darwin had his bulldog to promote and support his theory.
As he himself more or less admits in the book, Schwartz has yet to find as much
as a poodle. In the dogged pursuit of his idea, he is barking up the wrong
family tree.”虽然说不上是人身攻击，但也可谓是诛人诛心。学界对Schwartz教授观点的轻薄程度可见一斑。有关“神秘古猿”的研究还在继续，其究竟是人是猿，还有待于我们去发掘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一困窘的现状同样会波及中国猩猩化石的研究。《进展》一文以及该系列研究中将中山洞约18万年前中国南方地区最小的猩猩暂归为Pongo devosi。中山洞到化石年龄有所重叠的感仙洞直线距离大约3公里，二者之间也没有屏障，那么感仙洞的Pongo weidenreichi与中山洞的Pongo devosi是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共生的吗？虽然现生的苏门答腊猩猩Pongo abelii和打巴努里猩猩Pongo
tapanuliensis的分布范围也很近，也被归为两个物种，但笔者不相信它们之间存在生殖隔离，毕竟灵长类中也有杂交成种的例子，如黔金丝猴就是川金丝猴与滇金丝猴杂交后形成的物种。中国南方地区更新世期间的猩猩化石在时间轴上应该是累变演化（anagenetic evolution）的线性谱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如何作形态种的划分见仁见智，但考虑到猩猩属（Pongo）和人族成员（hominins）在牙齿形态上的确切区分在学界尚且难以达成共识，何况是猩猩属（Pongo）内部的游离牙齿化石呢？诚然，更新世期间大熊猫、貘的化石都依大小都划分了不同的形态种或时代种，但是当涉及到人类演化这一敏感话题时，聚光灯式的关注度要求我们还是要慎之又慎。笔者认为，这也是美国纽约大学Terry Harrison荣誉教授在2021年的研究中将中国南方地区更新世期间所有的猩猩化石都归为Pongo weidenreichi的原因所在吧。王伟教授团队近年在JHE发表的猩猩化石研究论文目录：Liao, W., Harrison, T., Yao,
Y. et al. (2022). Evidence for the latest fossil Pongoin southern Chin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70, 103233. Doi: 10.1016/j.jhevol.2022.103233
Liang, H., Harrison, T., Shao, Q. F. et al. (2023).
Middle Pleistocene Pongo from Ganxian Cave in southern China with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dental size evolution in oranguta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78. 103348. Doi: 10.1016/j.jhevol.2023.103348Liang, H., Harrison, T., Shao, Q. et al. (2024).
Evidence for the smallest fossil Pongo in southern Chin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89, 103507. Doi: 10.1016/j.jhevol.2024.103507
廖卫．中国南方猩猩化石的研究进展[J]．人类学学报，2024, 43(02): 199-213
DOI: 10.16359/j.1000-3193/AAS.2024.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