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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3.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拉萨 850000

青藏高原位于亚洲中南部，是大约45 Ma前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相互碰撞的结果，也是全球隆起最晚、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的隆升历经多个时段，并非一次性事件。从晚上新世开始，高原整体开始隆起，同时局部地区快速抬升，最终形成北达帕米尔高原北缘、西昆仑山和祁连山山脉北麓，南抵喜马拉雅山等山脉南麓，西起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西缘，东至祁连山东端、横断山等山脉东缘，总面积308.34万平方千米、平均海拔约4320 m的“世界屋脊”^[1,2]。

高耸的“世界屋脊”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构造格局，更对全球环境与生物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气候层面，强烈的隆升改造了亚洲的海陆分布，增大了海陆热力差异，塑造了东亚季风气候与陆地景观的基本模式，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水循环格局，促进东亚硅酸盐风化和有机碳埋藏，从而成为地球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3]。在生物演化方面，早至晚始新世胡颓子科等植物的早期代表已在西藏出现，之后扩散并广布于其他地区^[4]。札达动物群等青藏动物群的发现，指示一些高原物种自晚中新世开始适应寒冷环境并进化，且在此后向欧亚大陆与北美中高纬地区扩散，挑战“冰期动物起源于北极圈”的假说^[5]。而这些证据说明青藏高原是现代生物多样性形成过程中的“演化枢纽”^[4]。

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爱德加（J Huston Edgar）与包罗士（Gordon T Bowles）在西康（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发现两件手斧^[7]，但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并没有针对旧石器遗存的系统调查与发掘。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旧石器考古仍然未得到重视，许多发现是由地质等工作者偶然所见。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赵宗溥等开展青藏高原地质普查时在西藏黑河以及青海沱沱河、可可西里和格尔木等地发现十余件打制石器，正式揭开了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发现的序幕^[8]。1966~1968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于珠穆朗玛峰地区开展综合考察时，在定日县与聂拉木县发现了打制石器遗存^[9,10]。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那曲、阿里、日喀则等地区又发现多处石器遗存地点^[11-14]。上述地点的标本均为地表采集，考古学者并未参与野外调查，仅在室内对标本进行了观察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一般根据阶地位置或者石器风格对遗存的大致年龄进行推测。

1984年起，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先后组织三次“全区文物普查”，标志着西藏田野考古进入新阶段。其中1990-1992年开展的第二次普查，有陕西省文物局、湖南省文物局和四川大学考古系等多家区外单位参与，于雅鲁藏布江上游、狮泉河及象泉河流域以及那曲、山南和拉萨等地区调查发现多处新的石器地点。前后两次全区文物普查中，较知名的打制石器地点有仲巴县城北地点、哈东淌、却得淌、夏达错等^[15]。除普查外，西藏自治区也开展了数次专题性调查，如2003-2004年，西藏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与西藏地市及文物文化部门在青藏铁路（西藏境内）考古调查中发现多处石器地点；2004年，西藏文物局和四川大学考古系、藏学研究所组成“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队”也发现少量石器地点^[16-18]。这一时期，随着专业考古人员的加入，西藏旧石器遗存的数量与分布广度均大幅增加，进一步丰富了西藏旧石器文化的面貌。不过需注意的是，新的发现仍然以地表采集为主，缺乏遗址年代学与地层埋藏证据支撑。

在上述工作进行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兰州大学等机构与美国沙漠研究所、亚利桑那大学等在青海省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发现了一批打制石器遗址^[19-22]。这些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遗址虽然未经正式发掘、文化面貌不甚明了，但是剖面中保存的炭屑和动物碎骨提供的可靠碳十四测年结果，大大推进了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研究者提出人类可能在更新世晚期扩散到这一区域，其留下的遗存大多不超过30 kaBP，并随着气候和环境变化，经历了领地的扩张和收缩^[23,24]。

经过几代学者数十年工作，青藏高原迄今发现的打制石器遗存已达110余处（详见本文网络版附属材料），涵盖了手斧、石叶、细石叶、石核-石片等四种技术模式，时间跨度长达十多万年（图1）。

1.奖俊埠Jiangjunbu 1；2.白石崖溶洞Baishiya Karst Cave；3.娄拉水库Loula reservoir；4. 下通堡Xiatong Bao；5.晏台东Yantaidong；6.铜线 Tongxian 3；7.拉乙亥Layihai；8.皮洛Piluo；9.黑马河Heimahe；10.江西沟 Jiangxigou 1；11.江西沟Jiangxigou 2；12. Locality 151；13.下大武Xiadawu；14. 冬给措纳Dongjicuona；15.参雄尕朔Canxionggashuo；16.小柴旦Xiaochaidan；17.西大滩Xidatan；18.冷湖Lenghu；19.乌拉湖Wula lake；20.伶侗Lingdong；21.尼阿底Ni’adi；22.苏热Sure；23.仲巴Zhongba；24.梅龙达普Meilongdapu；25.切热Qiere；26.夏达错Xiadacuo

手斧是一类特殊的两面器，“典型的”手斧长度应在10 cm以上，两面、两侧基本对称、轮廓呈泪滴或梨形。这一“典型”定义通常关联着阿舍利传统或“模式Ⅱ”概念，并与薄刃斧、手镐等组成联系紧密的石制品组合。近几十年来，百色盆地、秦岭等地区的发现使得东亚阿舍利产品逐渐得到学界认可^[25]。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西2 km，平均海拔超过3750 m，地处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遗址南北长约2000 m，东西宽约500 m，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初步的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遗址第3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13万年前，出现了以板岩为主要原料制作的手斧、手镐、薄刃斧等器物，特别是手斧呈三角形或水滴形，两面修理，加工程度高，器形对称，修长薄锐，显示出高超的修理技艺。皮洛遗址的发掘，揭示了“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26]，结合高原周边区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手斧发现的线索，显示阿舍利技术人群最晚在中更新世末期到晚更新世之交曾经扩张到了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区。

西藏自治区仅报道了夏达错、尼阿底两处疑似手斧地点。其中，尼阿底的所谓手斧“只是形似、或偶尔为之的器物”^[27]，不属于阿舍利工业。有研究者认为夏达错早期采集的两件石器“器身两面都保留有局部平整的砾石面，器体经交互剥离的两面加工，刃部呈之字型，基部有调整”，“属确凿无疑的早期手斧”。此外，夏达错还发现一件薄刃斧和单边砍砸器。这些证据被用于表明“拥有阿舍利工业的早期人类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到达西藏西部一带”^[28]。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些石器与尼阿底情况相同，“是石核、硅质岩角砾或者偶尔剥落的、较大的石片刃缘经初步修理，修理疤痕非常浅，形似手斧和薄刃斧”，并且周边石制品和火塘炭屑的测年结果都显示这批材料属较晚时期，不符合阿舍利技术存续的时代^[27]。由于这批材料公布不详，难以对其技术属性进行深入探讨，且暂无年代与共生器物组合信息作为参考，因此，现阶段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阿舍利手斧技术在海拔4000 m以上的高原腹地出现。

3.2 石叶技术

石叶作为石叶技术的标志产品，通常被定义为两侧边中上部平行或近似平行，背面有平直的脊，长度一般为宽度的2倍或以上，宽度超过12 mm的石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不同的剥片技术可能产生相似的产品，这一重视测量属性的定义容易扩大石叶的范围。因此，还需分析石器整体组合面貌和技术流程来确定遗址石叶界定的准确性, 进而综合判断是否属于石叶技术^[29]。

青藏高原众多石器地点的报道中时常提及石叶。但是由于学者对术语的使用有差异、且材料刊布有限，许多地点是否真正存在石叶技术仍然有待甄别。据已发表的图版，青海省西北冷湖1号地点发现有石叶^[19,24]，而在其南的羌塘自然保护区内的数个地点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石叶和石叶石核遗存^[19,30]。在藏北，色林错及其卫星湖周边[31]及此区域内的青藏铁路沿线那曲河地点^[18]也疑似采集到石叶，但并未发现明确的石核等其他石叶技术标志物。另外，刘景芝认为各听遗址存在石叶但并未提供翔实的证据[32]，该遗址最新的调查和发掘也未能验证这一点。

迄今为止，青藏高原仅有西藏尼阿底一处遗址出土了技术特征明确、年代可靠的石叶技术遗存。作为石器加工场所，尼阿底遗址第1地点的文化遗物包括了石叶石核、石叶产品及以石叶为毛坯制作的石器在内的全套石叶产品技术组合^[33]，这也为早年在色林错周边石叶的发现提供了佐证。最新的测年结果显示，尼阿底人群早至距今45 ka以前便已在此活动^[34]。尼阿底的石叶技术主要利用成熟的棱柱状石叶石核，并未发现勒瓦娄哇技术要素^[33]，羌塘遗址亦可见近棱柱状的石叶石核技术^[30]。青海省冷湖遗址发现的石叶则有似勒瓦娄哇的特征，与水洞沟遗址相似^[19]，然而这一观察没有得到详细的技术分析支持。此外，笔者近期在冷湖的调查中也未发现石叶技术相关的产品，因此，高原上是否存在勒瓦娄哇技术产品仍然存疑。

目前，高原上缺少更早或同时期的石叶技术遗址，因此该技术传统来源指向低海拔地区。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证据，毗邻高原的低海拔地区（比如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南方等）罕见同时期的石叶技术遗存，仅中国西北地区的宁夏水洞沟遗址具有典型石叶产品，可能与高原存在一定的联系。从更大范围来看，以石叶技术为标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遗址广泛分布于高原西部的帕米尔高原、西伯利亚阿尔泰、贝加尔湖，以及蒙古国北部等地区。因此，尼阿底石叶技术应为早期现代人在亚洲中部及北部和中国西部之间人群迁徙和文化互动的结果。研究者利用最低成本路径分析方法基于地形和坡度对人群向高原扩散的最优路线进行的模拟表明，高原腹地与周边地区石叶技术人群的交流存在两条可能性较大的路线：一是从西伯利亚和蒙古北部横穿戈壁，经水洞沟连接高原腹地；二是从北亚地区绕戈壁边缘经中国东北部连通水洞沟及青藏高原^[35]。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证据，石叶技术人群的迁徙与扩散之路仍是一个待解的谜题，有待于更多发现和高精度综合研究厘清。

3.3 细石叶技术

细石叶技术产品是高原发现最多的打制石器遗存，相关遗址已经超过了百处^[36]，几乎遍布青藏高原的各个区域。细石叶技术在高原的延续时间较长，在后期与陶片、磨制石器等新石器时代因素共存。不过在众多细石叶技术遗址中，有绝对测年的仅占约五分之一，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侧，西藏域内有年代数据的细石叶遗存更为罕见。因此本文仅对有绝对年代和采自地表、但无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共存的细石叶技术地点进行讨论。

通过技术类型学对比与有限的年代学数据结合，靳英帅等勾勒出了细石叶技术在高原出现与扩散的时空框架^[37]。青藏高原最早的细石叶技术地点基本发现于靠近高原东北部自然条件较好、海拔较低的青海湖盆地-东祁连山地区。这些早期遗址，如江西沟1号、下大武、151、铜线3号、黑马河1号、娄拉水库、晏台东，年代可早至距今14~10 ka，不过由于细石核发现较少，难以确定技术细节。距今8~7 ka，使用楔形石核或半锥形石核技术的人群向黄河源、通天河源和昆仑山口一线移动，并几乎扩散到了高原的各个角落。青海境内的野牛沟、西大滩、参雄尕朔、拉乙亥，藏南仲巴县城北遗址^[38]以及新公布的藏北伶侗遗址^[39]已有测年结果。而从技术特征来看，安志敏、刘泽纯、Frenzel与Brantingham等报道的羌塘保护区、申扎、双湖乃至普兰的细石叶遗址也应处于此阶段内。随后这两种石核逐渐减少，发达的锥形石核技术成为主流技术，在藏北出现了查勒多、亚司、巴家、绥绍拉和珠洛勒等仅有锥形石核或以锥形石核为主的遗址，但尚不能确定其年代范围。距今5.5 ka以后，陶器、农业和定居等文化因素进入高原，细石叶技术人群退回藏南、藏东和高原东北侧地区的山间峡谷或盆地。

从与华北交界的高原东北侧开始的细石叶扩散之路明确显示出高原细石叶技术与华北细石叶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不过一些新发现对该框架提出了新问题。尼阿底遗址第3地点^[40]与夏达错^[41]分别获得了距今11~10 kaBP与8.9~8.5 kaBP的细石叶遗存，明显早于框架所预测的到达时间，因此，进一步探讨细石叶人群在高原上快速扩散的驱动因素与条件是十分必要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前的框架受限于已有的数据，低估了细石叶人群进驻与扩散的时间节点，未来的研究工作可能为该路线提供新的时间坐标。

青海湖周边一些细石叶遗址保存较好，文化内涵丰富，分布集中。研究者在技术研究的基础上，还通过遗物类型、遗址形态对人群的活动模式进行推测，如Rhode等^[42]、Madsen等^[43]与王建等^[44]对青海湖周围与共和盆地遗址的比较分析区分出了短期营地、长期营地与动物加工场所等不同的遗址功能。

3.4 石核-石片技术

青藏高原从腹地到边缘区广泛分布着一系列石核-石片技术地点，对于了解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的分布、传播与发展十分重要。这些遗址发现的石制品数量较少、且多为地表采集，受材料所限，许多研究仅对采集的典型石制品进行初步整理和报道。相较于其他三类石器技术，高原石核-石片技术的面貌因其时空跨度大，缺乏可靠的年代和完整的组合、技术分析标准不统一等原因而显得更为复杂。

一般认为，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的石片石器工业，以苏热遗址^[10,45]、各听遗址^[32,46]等为代表，石核均为简单石核，石器修理程度较浅，原料多为就地取材，为典型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石片较小，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偶见砸击法；修理以劈裂面向背面的单向加工为主，次为反向和两个邻边交互打击的错向加工，加工成的石器多以石片为毛坯，边刮器、端刮器等各类刮削器较多。研究者根据苏热标本与云南宜良、宁夏水洞沟和巴基斯坦索安文化晚期等周边文化的相似性，将其暂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10]。各听遗址被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46]。又有研究者根据珠洛勒等地的“椭圆形的长刮器、长条形圆头刮器和尖状器，均与水洞沟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认为西藏地区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的技术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些地点，如珠洛勒^[11]、多格则^[14]、仲巴县城北地点^[47]也采集到细石叶遗存，因此这类石核-石片技术遗存中，有一部分有可能是与细石叶技术一同进入的，只因缺乏埋藏背景而与细石叶遗存分离。随着上节所述的一些细石叶遗址的发掘，这些石制品与细石叶技术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更清晰地认识。

一批采自色林错周边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则体现出刃部台阶状或多层修整、石器毛坯去薄等特点，袁宝印等认为它们“从类型到技术都表现出浓厚的欧洲旧石器中期文化风格”、可能与“奎纳修理法”有关，并根据阶地推测其年代为距今40~30 ka^[48]。由于这些石器均为地表采集，石器组合并不完整，其剥片技术仍不明确。色林错周边^[31]及其以北的羌塘遗址^[30]还报道了少量盘状石核，但目前难以将二者直接联系起来。因此，西藏可能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但尚缺乏充足的年代学和技术类型学证据。

根据目前已有有限的报道材料看，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的哈东淌、却得淌等打制石器地点，以砾石石器为主，少见石片石器，器型组合也以刮削器和砍砸器为主，不见尖状器。根据地貌特征和石制品中有砍砸器等类型，研究者推测其属于中晚更新世^[49]。因该类型技术产品在高原上发现非常稀少，这里暂时不单独列出并作为一个工业类型详细讨论。

目前，青藏高原有年代数据的石核-石片技术遗址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缘。

甘肃省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的研究始于1件距今160 ka前的人类下颌骨化石。古蛋白分析显示这块化石在遗传学上与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的丹尼索瓦人亲缘关系最近，确定其为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50]。经过正式发掘和系统测年，目前该遗址已建立距今约190~30 ka的年代序列；T2探方的第2、3、4和7层沉积物中包含石制品、动物骨骼，并提取出丹尼索瓦人线粒体DNA，测年为距今100 ka和距今60 ka前后，甚至晚至距今45 ka前，此外第6层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制品与骨骼。据初步观察，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器与断块，原料多为其周边石英砂岩和角页岩，但修理石器较少，许多石片被直接使用^[51]。

皮洛遗址的第2层与第4-8层两期均有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出土。其中，下文化层主体为砂岩石核-石片石器，剥片策略简单，石器组合以边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砍砸器等为主；上文化层中，在保留前期砂岩制品的同时，剥片更加复杂与深入的石英小石核数量增加，板岩加工的手斧也有发现，但比第3层的典型手斧小些。关于这两期遗存的年代学工作正在进行中^[26]。

奖俊埠01遗址位于甘肃省永登县境内，位于庄浪河支流的二级阶地，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20~90 ka的MIS 5阶段。石制品同样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断片等，以附近石英和石英岩质河流砾石为原料。剥片以硬锤直接法为主，偶见砸击法，而尽管石皮在石片上并不多见，但石片背疤数量较少且方向随机、石核未展示预制或修理台面等特征，仍显示出比较明显的石核-石片技术特征。石器类型包括石钻、刮削器、锯齿刃器等，主要为片状毛坯，尺寸较小^[52]。

在高原上开展考古工作具有先天的劣势。缺氧与漫长的寒冷季节严重影响考古工作者的野外工作，而广布的无人区与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也限制了调查与发掘的进行。因此，尽管中国境内的青藏高原面积约258.13万平方千米^[2]、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但考古遗存的相对密度和绝对数量均与其他区域有较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高原上强烈的剥蚀作用不利于遗迹和遗物的埋藏与保存。这些不利因素导致对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面貌与年代学框架的认识长期以来相对薄弱。

现有的旧石器考古遗存集中分布于藏北色林错湖区、羌塘自然保护区、藏西阿里地区和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区与祁连山区。由于大部分地点仅经过地表采集，石制品发现零散，难以判断器物组合特征，更无法建立起石器技术的时空谱系，除细石叶技术外，其余石器技术产品的来源与扩散的路线及时间节点均不明确。考古遗存的类型单一，除石制品外，少见动物骨骼与植物大遗存。人类骨骼目前仅见于白石崖溶洞遗址1处。人类活动遗迹，如火塘等亦不多见。遗址年代数据缺失或仅有根据地貌位置、石器类型所做的间接推测。尽管青藏高原（特别是高海拔腹地）旧石器时代考古具有埋藏环境和保存状况等方面的客观缺陷，但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惊人发现，既为我们展示了高原考古的巨大潜力，更为我们呈现了系统调查、精细发掘与多学科研究在极端环境中探索未知、深挖信息的美好前景。

除了因自然环境导致的材料层面的缺陷，高原旧石器考古学存在的另一个困难在于建立古人类在高原适应与扩散的理论模型。有关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历史的两大核心问题是：人类何时最早踏足青藏高原以及人类何时永久定居于此。

关于该主题，Brantingham等人提出的“三段跳”假说最具影响，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好地解释了当时的考古学材料。该假说认为，距今25~15 ka，狩猎采集者从高原东北侧的平缓地带“漫游”到了海拔较低的高原边缘进行季节性活动。在新仙女事件之后，狩猎采集者进入海拔3000~4000 m的高原中海拔地区，并与海拔大于4000 m的高海拔地区存在资源流动，从事季节性或全年性活动。距今8.2 ka之后，高原上出现了一批较为特殊的石制品，这可能来源于因全年居留高原导致的“定向选择（Directional Selection）”。距今6 ka左右，农业人口进入则代表永居高原的完成^[24]。

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古人类进入高原的时间远早于此前认为的距今25 ka以前。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早期高原居民的来源也存在异议。正如吕红亮指出的，此模型所描绘的是一个“东边的故事”^[28]。与此相对的观点认为印巴次大陆的古人类通过西南侧的通道进入高原，在数十年前童恩正提出此说时依据的是类型学猜测^[7]，但藏西早期人类活动证据的增加，使此说得到一定支持。古人类栖居模式的直接证据是遗址的空间形态与遗物内涵，在相应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则可根据遗址与高原外缘的距离，评估人类能否在一年之内进出高原。根据第二种方法，Zhao等指出尼阿底第1地点人群所处的纵深位置可能意味着他们已经全年居留高原之上^[55]，亦早于模型预测年龄。但是高原外缘地理条件的设定以及人群迁徙能力的评估标准目前尚无定论。例如，根据不同的迁徙能力模型，不同学者对邱桑遗址是否为永久居址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56,57]。

建立新的高原适应模型需要增进对于整个高原外围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了解，明确潜在的人群来源，构建起更加完整的高原故事。同时，也需要改变对于考古材料的解释方法，充分认识到技术演变与迁徙的复杂性^[58]。时间范围的扩大则对高原景观历时变化的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里，对于“景观”的强调意在指出由于高原复杂的地理条件，通过少数气候代用指标所获得的环境认识，并不能很好的指示古人类栖息地的真实状态。正如张萌指出，“青藏高原上的资源斑块，尤其是指那些可以吸引食草动物的湖泊和内陆河流，而这些因素在宾福德构建全球狩猎采集者的参考框架时未能考虑，这正是形成青藏高原不适宜狩猎采集者生活这一论断的因素”^[59]。对于计算机模拟而言这一提醒尤为重要，由于数据精度有限，模拟结果可能会高估资源斑块的距离，从而影响对人类行为的解读^[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