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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郑连斌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天津市动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87

《人类学学报》的“现生人体质测量学”专辑出版对于我们从事人体测量学学者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还没有一个杂志出版过活体测量研究方向的专辑，这回不但出了专辑，而且是声望日隆的《人类学学报》出版的专辑。高兴之余，写一点文字来谈谈活体测量的往事今生。        

说到活体测量，还是要先从人体测量学谈起。人体测量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通过人体测量和观察方法，来探讨人体的特征、类型、变异和发展。人体测量包括骨骼测量和活体测量两部分。活体测量包括头面部、体部的测量和观察，关节活动度测量、体力测定、生理测定、肤纹的测定等。   

人体测量学的发端始于18世纪开始，由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所创立。最早从事人体测量学研究的科学家有法国的Daubenton LJ、荷兰的Camper P和德国的Blumenbach JF，稍后有瑞典的Retzius A、法国的Broca P及其学生Topinard P等，还有德国的Schmidt E、Welcker H、Ranke J、Martin R、瑞士的Kollman J、英国的Pearson K和Flower WH、美国的Morton SG，俄国的Anutchin VL和意大利的Sergi G等学者。这些人体测量学的先驱们或者创立了测量方法，或者设计制造测量仪器，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

最早对这个学科命名的是比利时的数学家 Quitlet，他于1870 年发表了《人体测量学》一书，为世界公认创建了这一学科。19世纪末，各国普遍开展了人体测量工作。189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史前人类学与考古学会议上，人类学家呼吁尽快建立人体测量标准。1906年。在摩纳哥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史前人类学与考古学会议上通过了《统一颅骨和面部测量的国际协定》，1912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史前人类学与考古学会议上通过了《统一活体测量的国际协定》。看来人体测量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有两件事需要提一下。测量的数值往往受到被测者的姿势影响。确立国际统一规定的标准测量姿势迫在眉睫。1884年人类学家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会议时规定颅骨测量时两侧外耳门上缘点(po)和左侧眶下缘点(or)作为基准平面。这就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平面(Frankfurt horizontal plane, FH )，又称为眼耳平面。不过要说明的是，活体测量的眼耳平面是由左、右耳屏点以及右侧眶下点来决定的。另一件事是马丁在1928年编著的《人类学教科书》中提出了测量原则和测量项目，并采用由他创制的马丁人体测高仪。各国学者都遵循的统一测量方法，使用标准的测量仪器。这样大家测量的数据就可以相互比较了。而且只有遵循规范的方法，使用标准仪器，研究成果才能被学术界承认。

还有一件事比较有意思。由于人体的左、右侧不对称性，活体测量规定如果不是比较左右侧的差异，那就统一测量左侧。但实际上，学术界普遍没有遵循这一规定，仍然坚持测量右侧。这与测量右侧比较方便、顺手有关。这大概是唯一学者“不服从”规定的例子了。

1970年美国来托斯和日本高崎宏创立了莫尔拓扑法这种光测方法，不用接触人体即可获得所需要的测量数据。1972年，Hounsfeild生产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CT)，能从断面(横断面和矢状切面)观察人体。1973年,保罗·劳特布尔(Paul C Lauterbur)和彼得·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分别独立地发表文章，来阐述核磁共振成像的原理。1976年曼斯菲尔德获得世界上第一幅人体断层像。近年来，三维重建及形态学测量与几何形态测量技术逐渐逐渐应用到活体测量中，测量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展，为人体测量学展示美好前景。

中国体质人类学学科发展是世界体质人类学发展的一部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由外国学者的引入并推介，中国早期的人体测量学开始萌芽。有两位外国学者的活体测量工作必须提及，一位是鸟居龙藏，一位是史禄国。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先后在辽东半岛、蒙古地区、东北地区、台湾、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对各民族的体质进行了记录^[2]。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于1912~1918年在中国蒙古、东北地区对通古斯人、满族进行了体质测量，对中国各民族的构成、中华民族的迁徙和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他主持了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七组（人类学及民物学组）的工作^[2]。除了鸟居龙藏和史禄国外，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于1918~1923年间曾对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了体质人类学调查。1931年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对浙南、闽北地区的畲族、海南黎族和苗族等族群进行调查。1932年许文生(Paul H Stevenson)和罗香林一起到广州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1938年许文生在吴定良总编辑的《中国人类学志》上发表了论文《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3]。

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和1924年顾寿白的《人类学大意》出版，标志人类学在中国的启蒙^[4]。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开设人类学讲座。他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设立人类学组，添设人类学科，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学会”。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是活体测量中国本土化时期，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学学家已经成长起来，吴定良、李济、刘咸等体质人类学家开展了中国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吴定良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1934年获得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史语所设立人类学组，吴定良主持工作。1942年在英国皇家学会人类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南方坝苗的体质特征。另外，吴定良还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志》，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4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负责。后来人类学届的翘楚，如吴汝康、颜訚、杨希枚等多出于该筹备处^[3]。1935年10月，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费孝通、王同惠夫妇，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到大瑶山进行瑶族社会考察。费孝通主要从事瑶民体质测量工作，王同惠专门担任瑶族社会组织研究。12月16日王同惠在考察途中不幸坠崖遇难，年仅23岁。1943年7月林耀华深入凉山，对彝族进行调查时，还对黑彝进行了活体测量。

1941年8月到该年年底吴定良、吴汝康及张洪夔等人对贵州“青苗、坝苗、水苗、补龙苗、仲家、打牙仡佬与披袍仡佬”等民族和族群进行调查。1942年，吴定良又和张洪夔到贵州再次对苗族支系中的大花苗、小花苗及彝族的不同支系等族群的文化与体质进行调查。1948年，吴定良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济在 20 世纪 20 年代获得美国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以及人类学专业的博士，1923年李济的《中国民族之形成：一个人类学的研究》出版。1925年夏，李济在清华大学正式任教前，曾到湖北黄陂、黄冈等地进行体质测量，从身高、鼻阔和颅圆等方面发现鄂西北与鄂东南居民体质构造差别颇大，其成果《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发表。翌年，他又到山西介休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测量^[2]。颜訚师从国际著名解剖学家莫尔斯（W.R.Morse）教授学习人类学，并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身体进行观察和测量以及统计分析，在《华西协和大学学报》发表过数篇体质人类学研究论文。曾和莫尔斯赴汶川一带对羌人进行活体测量。1937年，刘咸根据体质特征将中国人分为三种类型，即华北人（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华中人（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华南人（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海南和台湾）^[3]。刘咸还进行过海南岛黎族的体质研究。吴金鼎随李济学习人类学，1931年发表《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的研究既包括体质人类学内容，也包括文化人类学内容，这也成为该时期体质人类学发展的特点。吴汝康是江苏省武进县人，194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1940-1942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1942-1944年在国立贵州大学任讲师。他跟随吴定良在贵州的安顺、平坝、普定、织金等地调查少数民族的体质^[2]。应该说明的是，上世纪前半叶学者对中国人群体质测量资料非常宝贵，但样本量普遍较小。我们如果注意苏联学者的活体测量工作，会发现他们测量人群的样本量也比较小。

1949年至1976年这一阶段，古人类学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现生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非常少。中国大陆只有董悌忱发表的《广西壮族体质的人类学研究》。

1979及以后活体测量研究得以迅速展开。1979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南昌市青云谱计算仪器厂共同研制了人类学测量仪器并在全国推广使用。1982年吴汝康为主编的《人类学学报》创刊。1982年出版了复旦大学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学者撰写的《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1984年吴汝康、吴新智、张振标主编的《人体测量方法》和1985年邵象清主编的《人体测量手册》先后出版^[5]。吴汝康于1985年提出建立“今人类学”新学科，1987年在《人类学学报》发表论文，呼吁建立今人类学这门新学科，并于1991年出版专著《今人类学》。1993年他与吴新智、张振标、杨东亚、李愉著的《海南岛少数民族人类学考察》出版，报道了黎族、苗族、回族活体测量数据。这部书成为开展活体测量工作的重要参考文献。

中国人群活体测量工作经过1980年代初的积蓄，随后快速发展起来。这个快速发展源于1979年和1986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人体测量训练班。训练班很多学员后来成为开展中国民族体质研究的中坚，纷纷组成团队，购买仪器，在各自地区开展民族体质活体测量。吴新智、席焕久等均为中国人体测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团队开展了藏族、壮族、黎族、朝鲜族测量工作。内蒙古医学院团队开展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测量工作。新疆医学院团队和伊宁卫校团队开展了新疆民族的测量工作。兰州医学院团队开展了甘青地区民族的测量工作。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开展了东北地区民族测量工作。广西医科大学团队、右江医学院团队、广西中医学院团队各自开展了广西及周边地区民族测量工作。昆明医学院团队开展了云南民族的测量工作。泸州医学院团队开展了四川民族测量工作^[5]。到了本世纪初辽宁医学院团队、天津师范大学团队、内蒙古师范大学团队开始异军突起。后来还有贵州黔南民族医专团队、河南理工大学团队、怀化学院团队等加入到开展了较多的活体测量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季成叶、赵凌霞把Heath-Carter 体型法引入中国，并且开展了汉族的体型研究。1996年朱钦、郑连斌又将Heath-Carter 法引入少数民族的活体测量研究中。全国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几乎都有现生人群活体测量团队在开展测量工作^[5]。到了2002年中国已经开展了44个少数民族体质测量，天津师范大学团队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团队联合完成了最后的11个少数民族体质研究后，又开展了中国未识别民族的体质测量工作。这样，有史以来中国56个民族第一次都有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身体数据。这件事可以铭刻在人类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辽宁医学院席焕久团队开展了青藏高原人群的研究工作，从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法医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等方面多视角、多层面对藏族青少年进行了深入地调查，得出了西藏藏族体质特征和藏族青少年的各种体质常数，在此基础上，2009年出版了《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2004年，席焕久主编的《医学人类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这门新兴学科的专著，2018年，在大量补充更新内容的基础上再次出版了《医学人类学》。2006年，温有锋开展了通古斯-满语族群亲缘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张海国带领中国各地肤纹研究团队完成了中国56个民族的手肤纹调查，于2012年出版了专著《中华56个民族肤纹》，2021年又出版了专著《中华民族肤纹》。

2009 年以后，中国的活体测量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时期。这既得益于吴新智指出开展体成分研究的新方向，又得益于两个重要项目的开展：一个是“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另一个是“中国各民族体质人类学表型特征调查”。说到中国民族体质研究，人们自然而然把目光聚焦于少数民族，而恰恰忽略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族。汉族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分布地域广阔，其体质测量任务繁重，不是一个团队在短时间就能完成的。由于人的体质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活体测量要求一个人群测量时间不能持续时间太长。于是，天津师范大学联合辽宁医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两所高校2008年合作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并获批。项目在中国22个省、自治区开展，完成了汉族11个方言族群两万六千多例的活体测量工作，同时进行了1万多例群体遗传学指标调查。2015年5月，金力主持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各民族体质人类学表型特征调查”获批并实施。复旦大学联合锦州医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解放军总医院、大连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南阳理工学院、西北民族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团队经过四年辛勤的野外数据采集，于2019 年 5 月顺利完成了中华民族54个民族4万多例中国人的测量工作。这是最近完成的全国范围大型的中国人活体测量项目。疫情肆虐期间，各地严防死守，人员流动、聚集被严格控制，野外工作极难开展。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天津师范大学大学团队奔赴广西、云南，内蒙古师范大学团队奔赴贵州、湖南、甘肃、青海，锦州医科大学团队奔赴新疆。他们克服种种阻碍，坚持开展中国民族活体测量工作，获取了珍贵的科研数据。

应该说近四十多年来中国人群活体测量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这是中国体质人类学工作者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成果。但中国民族人体测量研究远远没有结束，中国很多民族的支系活体测量尚未完成。再者，体质是变化的，若干年间活体测量的数据需要及时进行更新和补充，以满足社会新的需要。从这点来说， 中国活体测量工作有长期继续开展的必要。

近四十多年来中国活体测量研究经历了初创时期、蓬勃发展时期、瓶颈时期和飞跃式发展时期。目前似乎又进入瓶颈时期。过去吴新智在中国活体测量研究出现困难时，及时提出了体成分、人的差异是今后的研究方向。现在活体测量的发展路向何方，又一次摆在中国人体测量学工作者面前。

社会上对现生人体质研究有误解，常有人质疑我们进行身高、体质量测量的意义。这表明，很多人对人体测量学并不了解。人体测量学是一门学科，包含的测量项目非常多，是从人体各个方面来量化人类的形态。首先人体数据是国人自然属性的最基本的资料，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基础资料。人体数据可以研究人类本身的特征 比如人类生长发育的规律，性别间体质的差异，年龄组间体质的差异。不同人群间体质的差异。目前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群的形态特征、生理特征。其次可以用数据研究与人种问题。到底有没有人种？如果有人种，划分人种的标准是什么？人类可以分为哪些人种？不同人种是如何形成的？继而分析中国人群在人种学上的分类问题。第三，人体数据可以研究人类形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特征，研究人群的形态特征、生理特征如何适应环境。特别要研究人类形态与特殊环境（高温、高寒、缺氧、强烈紫外线辐射等）之间的关系。

除了上述意义外，活体测量与医学人类学、人类工效学、生物医学工程学、仿生学、法医人类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些学科都是建立在活体测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最主要的是人体数据有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通过活体测量确定人体各部位标准尺寸（例如头面部标准系列和体型标准系列）﹐可以为国防﹑工业﹑建筑设计、航空、医疗卫生和体育部门提供参考数据，为国民经济相关部门设计、生产提供体质人类学数据支撑，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本期专辑内容丰富。从研究对象的年龄来说，2篇为不分年龄的综述，11篇为成年人（其中有3篇是大学生，1篇是老年人），没有研究儿童青少年的论文。从研究内容来说，两篇是头面部（一篇形态测量，一篇鼻部综述），有群体（黄衣佤族、曼咪人）体质特征，有体成分，有骨密度，有法医人类学，有身体形态与身体素质关系， 有中国人群体质类型的纬度分布，有指长比与心理健康关系，有活体测量的综述，有肤纹学综述。专辑论文的研究内容基本反映了目前活体测量研究涉及的领域。头面部特征一直是人类学主要的研究内容。中国民族的体质特征仍然是天津师范大学、锦州医科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三个团队的研究方向。从稿件来看，2010年开始的体成分研究高峰已过，有热潮渐去的感觉，但实际上中国人群体成分的研究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我发现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研究开始萌起。专辑中缺少体型的文章，表明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族Heath-Carter体型法研究，已经式微。现在鲜有学者再关注体型领域。专辑稿件第一作者单位基本涵盖了目前主要开展活体测量的团队。当然也有个别团队没有稿件入选，有些遗憾。 

肤纹学一直是活体测量学重要的研究方向。我本人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就在内蒙古开展过汉族、蒙古族、朝鲜族学生的肤纹研究。1978 年至今中国民族肤纹学调查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唯一完成全部民族指纹掌纹的国家。复旦大学的《中国肤纹表型组的现状和对策》论文回顾了中国的肤纹表型组研究历程。论文从肤纹研究的标准、人种（群体）间的肤纹差异、多元分析方法在肤纹研究中的运用、肤纹在医学的应用进行了综述。一般人以为中国56个民族的肤纹已经报道了，中国肤纹学研究高潮应该已经过去了。其实不然，作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今后肤纹学研究方向：包括技术进步与人才培养、肤纹演化研究、肤纹的基因定位研究、肤纹和疾病的相关性研究、非人灵长目动物的肤纹研究、我国不同人群肤纹比较研究。作者特别提出今后最主要的就是继续深入开展足纹调查研究，认为我国仍是肤纹不全的国家。足纹研究由于采样相对困难，一直是世界肤纹学研究的薄弱之处。上述肤纹学研究的目标实现需要中国肤纹学研究团队期望研究者持续努力，使我国表型组肤纹学的研究继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不同运动项目对大学生骨密度影响的研究鲜有报道。有学者认为运动项目能够提高大学生的骨密度。郑州工商学院团队《不同运动项目大学生骨密度差异分析》一文研究涉及运动项目比较全面，检测部位有跟骨、股骨、髋骨、腰椎、前臂和全身等，检测技术有双能X线和超声波等。研究发现不同运动项目对大学生同一部位骨密度影响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篮球、排球和羽毛球的影响效果相对较好。只是感觉论文的题目中“不同运动项目大学生”略有不顺。

活体测量中的特别需要对头面部某个部位形态学研究的前沿信息的专题综述，特别是需要引进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央民族大学团队曾经发表过《人耳形态变异研究概述》，本次又给学术界带来论文《中国人类鼻形态研究概述》。大家知道，鼻部形态（鼻宽、鼻根高度、鼻背侧面观、鼻深、鼻指数）是人种分类重要指标或指数。该文通过归纳梳理相关文献的研究数据及结论，对鼻形态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种族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对鼻形态与遗传因素关系、鼻相关参数的测量方法、鼻形态研究的相关应用、国内鼻生长发育及形态研究现状与展望进行了介绍。文中提到的下鼻高（鼻下点至鼻尖点之间的连线在眼耳平面上的投影距离）指标在《人体测量方法》被称为鼻深。如果用直脚规测量鼻深，由于人类上颌的前突，使得鼻深很难准确测量。特别有意思的是，论文介绍了鼻部毛孔和鼻纹作为身份识别的研究。这篇论文是今后开展鼻部活体测量很好的参考文献。

足迹具有反映人体行走运动特征的本质特殊性，可以用于分析人身特点，并在一定条件下鉴别人身。河北省当代汉族男性人群体足比呈现“大个小脚”的变化趋势。这就意味着 身高和体态估算标准应该不断修正，以确保得出最准确的估算结果。《河北汉族成年男性身高与足迹的相关性》一文得出适用于河北当代汉族成年男性人群赤足足迹的身高估算标准，建立相应的回归方程。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的研究结果可以为实际办案中利用足迹推测嫌疑人身高、缩小犯罪嫌疑人范围提供科学依据，并为人类学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SCL-90症状自评量表是心理学研究常用的对个体或群体进行心理健康评价的自评量表，需要被调查者对90个问题进行回答，然后根据回答情况对躯体化等9个因子进行评分。指长比（R2/4）与人类性激素相关疾病、运动能力、行为、心理特征等密切相关。已有不少关于指长比与心理健康状况关系的分析的论文发表。由于所选测试量表、研究对象不同，研究结果也并不一致。丽水学院医学院《浙江汉族大学生指长比与心理健康状况关系初探》这项研究对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是有益的。作者初步证明了浙江汉族大学生指长比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研究还表明这种联系的相关性还不是很强。

张振标、刘武、杜若甫、杜抱朴和杜靖认为中国人体质可以分为南、北两种体质类型，但南、北两种类型地域纬度分界线位置，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这是中国人体测量学存在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已经积累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人群的体部测量数据，具备了初步研究这个问题的条件。但由于中国人群体质值是连续分布的，南北方人群的数据值互有交叉，确定中国南、北人群体部特征类型的纬度就还是一个难题。从直观上，我们可以感觉中国南北方人群的体质差异主要体现在身体的高矮、胖瘦上。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人类生物学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尝试，撰写了《中国南、北人群体部特征类型的纬度划分》，从中国南、北62个人群共 44969 例样本的 8 项体部指数值来探讨南北方体质类型的纬度分界。本文的最终建议是把 30.0°N 作为南方类型人群纬度分布的上限，35.0°N 作为北方类型人群纬度分布的下限；北纬 30.0°N~35.0°N 范围内作为中国南、北体部特征类型分布的过渡地区。有研究认为，中国南北方人群头面部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天津师范大学团队分析了中国北方、南方汉族头面部形态学特征的差异。复旦大学团队证实汉族头面部测量特征存在南北中地区差异。我想，如果采用头面部测量指标或者头面部指数来进行这项研究，是否可以得出相似的结果，即使得出不同的结果也很有趣。

一般来说，学者对人群头面部的关注超过对体部的关注，这是因为头面部指标比体部指标更多地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因而头面部指标、指数常常用于人种学分类研究。如果说天津师范大学团队、复旦大学团队以往只是讨论了南北方汉族的头面部差异。专辑发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团队论文《中国不同人群的头面部特征及其差异》中样本既包含汉族也包含52个少数民族。本文的一个特点是样本全面。第二个特点是将中国人头面部数据与近年来发表的波斯人、北美白人、非裔美国人、南亚人、尼日利亚人、乌干达人、肯尼亚、伊朗人头面部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人群头面部特征确实可以分为北方类型和南方类型。论文得出了北方少数民族、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头面部的特点。作者发现与外国人群相比，中国人耳较长，鼻较狭，面较宽。中国人的头面部形态与尼格罗人种差距较大，相对接近于高加索人种。通过中国人、外国人群头面部数据的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晰了解中国人头面部特征。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近年来外国人群体质资料的引进研究中。以往现生人体质研究中，多是国内人群体质之间的比较分析。其实要想精准地分析中国人的体质特征，需要有全球视野，从全球角度分析中国人体质的定位。这就需要进行中国人群体质数据与近年发表的外国人群数据进行比较。这篇论文起到了比较好的引领作用。

中国人群中有一类人群比较特殊，其民族归属在学术上存在争议，或至今还没有归属到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如僜人。有些虽然被划归某个民族，但从族源、语言、习俗、心理认同方面都与被划入的民族不一致，如革家人。这一类人群不被称为民族，而是称为某某人。未识别民族的体质是天津师范大学与内蒙古师范大学人类生物学团队传统的研究方向之一。2007年天津师范大学与内蒙古师范大学人类生物学研究团队报道了克木人的体质特征[9]。曼咪人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州。2022年天津师范大学团队测量了曼咪人数据。专辑收录了论文《中国曼咪人的体质特征》，认为曼咪人具有中国南方族群体质特征。与国外族群比较，曼咪人男性头面部特征与泰国人最为接近，女性则与越南人最为接近。一般来说，未识别民族人群的人数不多，聚居在交通不太方便的地区，所以样本量都比较小，但这些样本资料尤其宝贵，来之不易。

老年人是中国人口庞大的群体。老年人的体质研究还没有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南阳理工学院团队长期开展河南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专辑刊载了南阳理工学院团队的论文《南阳地区老年人身体脂肪量与认知障碍的关系》。老年人群认知障碍的患病率高、危险因素多、病因复杂、危害性极大。有研究认为腹部肥胖、躯干部位脂肪堆积与老年人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关。作者发现南阳地区老年人认知障碍的出现率男性为19.47%、女性为28.91%，南阳地区老年人全身、内脏及躯干脂肪量与认知障碍有较高的相关性。正如作者所说，很多因素都可能引起对各种可能会引认知障碍，目前尚不能得出局部脂肪量与认知障碍两者的存在因果关系。

通过活体测量来进行大学生体质现状研究无疑是有科学意义的。右江民族医学院团队自庞祖荫老师开始进行广西及周边地区的民族体质研究，已经持续四十多年之久，学术成果累累，其论文《壮族、汉族大学生体质现状及影响因素》关注大学生入学时的身体形态指标、身体机能指标、身体素质指标三者的关系。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作者发现民族身份（壮族、汉族）、身体形态（BMI）对身体机能、身体素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壮族男、女生的身体素质指数均高于汉族学生，壮族学生的上肢、下肢及腹部肌肉力量较强，而汉族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和柔韧性表现更好。相对于壮族学生，汉族男、女学生身体素质指数低分的可能性都较高。这可能和壮族、汉族学生的肌肉力量水平有关。民族和 BMI等级对学生体质健康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什么同一地区、不同民族大学生体质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还需要更深入地分析。大学生是一个具有四年比较固定生活方式的特殊人群。论文题目如果在大学生前加上“新入学”的限制词，研究对象就更明了。

佤族是生活在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黄衣佤族是佤族独特的一支，聚居于在耿马县勐简乡大寨村。2005年天津师范大学与内蒙古师范大学人类生物学团队赴云南耿马县测量佤族时，原计划是测量黄衣佤族，后来因为一些客观因素，改测了四排山乡的佤族。时隔18年后，2023年天津师范大学人类生物学团队再次赴云南，终于完成了黄衣佤族的测量任务，撰写了《中国黄衣佤族的体质特征》。黄衣佤族因身穿土黄色的衣服而被称为“黄衣阿佤”。相传“黄佤”主要由两支人口构成，一 支是迁徙到当地定居的佤族，另一支是明末永历帝“桂王遗种”汉族。“黄佤” 语言独特，与其他方言区的佤语差别较大。黄佤保留佤族传统的民间信仰，和傣族一样每年过泼水节，有自己独特的婚俗。论文对黄衣佤族与临沧市永德县和镇康县佤族体质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佤族人群头面部特征既有共性，也有不同。这种不同是族源差异造成的，还是饮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还可以再深入地研究。

二十年前，兰州医学院团队为甘青地区人群的体质研究做出了杰出的成就，随后西北民族大学团队继承、发展了的兰州医学院团队工作，2016年连续发表了《甘肃东乡族成人身体脂肪含量及分布随年龄变化特点 》《甘肃及西藏藏族成人体成分分析》。本次专辑又收入了团队对保安族体成分的研究论文《甘肃临夏保安族人的体成分》。自从吴新智先生提出开展中国民族体成分研究，席焕久、陈昭两次组织体成分研究培训班以来，中国人群体成分研究取得较大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人群体成分资料仍然不够完整。特别是一些人口较少或者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群体成分尚未报道，而这些人群体成分更有研究的价值。保安族是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保安三庄。论文对保安族体成分进行了比较详尽地分析。目前学术界关于保安族的族源存在不同的观点。论文如果能够提出保安族族源的体成分的研究的证据就更有意义了。

达斡尔族聚居之地是中国东北嫩江流域。清乾隆二十八（公元1763）年秋天，嫩江流域的达斡尔索伦部队500名达斡尔将士和1417名家眷，分成两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进入新疆，于是有了新疆达斡尔族。东北嫩江流域与新疆塔城环境差异较大，260年的两地达斡尔族的演化过程是否对体质特征产生影响，这是一个有科学意义的研究课题。锦州医科大学团队的《内蒙古与新疆达斡尔族头面部体质特征对比分析》一文对此进行了研究。锦州医科大学人类生物学团队在席焕久、温有锋的带领下，在西藏地区也开展了很好的研究工作，主要注重中国北方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从对东北地区满-通古斯语族人群的研究，扩展到新疆地区人群的研究。这是一项通过达斡尔族将东北、新疆两地的体质分析联系起来的研究。研究证实内蒙古达斡尔族与新疆达斡尔族成人的头面部观特征存在显著性差异。新疆达斡尔族成人的头面部各项指标均值多高于内蒙古达斡尔族。内蒙古达斡尔族头面部特征与赫哲族、鄂伦春族更为相似。与达斡尔族情况类似的还有锡伯族、蒙古族察哈尔部。锡伯族入疆定居察布查尔县。蒙古族察哈尔部入疆聚居温泉县。两地锡伯族、蒙古族察哈尔部体质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进行环境因素与体质关系的研究。

有人认为活体测量很简单，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其实不然，我以为活体测量是“一看就会，一测就错”。活体测量是一门科学，准确掌握测点位置，是得到准确测量值的基础，每一个指标的测量规定要烂熟于心。可以说《人体测量手册》对测点、指标、指数所做的说明中的每一个字都要记牢。其次，测量的技术也很重要，正确的把持仪器的姿势，熟练的测量动作，精确地读数，记录人准确地记数，每一个环节都不得马虎。特别是观察指标分型，只有多年来积累经验，才能判断准确。在进行大量被测量者排队等候时，测量速度要快，但测量准确性是第一位的。一旦有不准确的数字进入人体数据库，就会造成今后的研究结果的偏差。过去，我忽略鼻深这个指标，因为测量鼻深比较困难。我只关注鼻高、鼻宽，稍微关注鼻长而忽略鼻深，其实鼻深存在明显的人种、族群间差异。

在活体测量研究中要有国际视野，要引用外国人群资料，特别是进行头面部特征判定时更是如此。只在国内人群之间进行比较，只能得出差异水平，很难准确判断中国人头面部类型。

目前中国56个民族至少都有了一份身体数据资料，这是很大的成绩。其实，民族体质测量任务还没有完成。由于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的体质出现了变化（正常情况下，成人体质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特别是体部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联系。分析中国民族体质特征的变化，也是有意义的研究。此外有些民族体质资料不足，比如朝鲜族的完整的活体测量资料只有张振标1986年发表的“吉林省朝鲜族体质特征”一文^[6]。满族完整的活体测量报道有韩向君等撰写的“吉林省满族体质特征调查”一文^[7]。这个工作样本量较小，只有214例。黑龙江满族活体研究是分为两篇论文发表，王霞等^[8]报道了黑龙江省三家子村满族成人体部线性特征，温有锋等^[9]则报道了三家子村满族容貌特征。完整的辽宁满族资料还是缺乏，而辽宁正是中国满族人口最多的省份。所以满族的活体测量工作还可以继续开展。

维吾尔族资料有1993年艾琼华等发表伊犁州资料，这是学生资料。维吾尔族的体质特征研究有涂春景等^[10]发表的克拉玛依市的资料，还有2020年宇克莉等^[11]报道的喀什资料。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体质不尽相同。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和哈密维吾尔族活体测量还没有开展。所以维吾尔族体质测量任务还没有完成。关于维吾尔族体质特征研究还有一个“往事”。上世纪90年代末期，杜若甫先生对我说：“现在一些人认为维吾尔族是白种人，这是不对的，应该还属于黄种人。我想就此写一篇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杜若甫先生没有写这篇文章，但杜老师的话言犹在耳，我一直记着，所以有了后来去喀什测量维吾尔族体质数据，而最终发表了“维吾尔族体质类型：来自喀什的资料”一文。

现在很多人怕提人种这个词。其实人种并非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种”。人种是一种客观存在。体质人类学原本包含就包括人种学。体质的类型，往往指的是在人种学上类型的归属。在三大人种之下，还有各种体质类型。三大人种之间还存在交叉类型。我以为研究中不必忌讳“人种”这个词。大陆的高山族由于居住分散，活体测量一直是空白，台湾的原住民的活体测量只能依赖台湾的学者进行。这里想提醒一下，研究人群体质时，采样地点很重要。采样要选择族群代表性好的地区。代表性好的地区，多是人群数量集中的地区，是人群的核心地区。这样研究成果更有意义。确定采样地点不能只考虑交通是否方便，当地是否有熟人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