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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今年是北京人第一件头盖骨发现95周年，《人类学学报》刊登了14篇论文以志纪念，其中包括中国古人类演化、周口店直立人化石、泥河湾遗址群、华南地区现代人发现和早期现代人向东扩散，青藏高原旧石器发现、西南丝绸之路、步氏巨猿研究等宏观综述，也有东亚古人类股骨演化、柳江人多生齿、早期现代人内耳迷路等各类专题的个案研究。这些论文代表了当今我国古人类与旧石器研究的最高水平，为我们奉献了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
周口店遗址与北京人化石是20初世界科学界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意义在于填补了达尔文进化论从猿到人之间的缺环，彻底扫除了笼罩在爪哇人化石和南方古猿塔昂幼儿头上的疑云，并最终将皮尔唐人的骗局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周口店发掘和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也是国际科学界联袂合作的典范。当时，法国、瑞典、加拿大、德国、奥地利和美国的一些顶尖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云集中国，意在寻找进化论中的伊甸园。1921年安特生的发现首次将国际视线引向龙骨山，在这里找到了当时所知最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出土的大量直立人标本成为人类进化现代阐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培养了以裴文中和贾兰坡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古人类学家和旧石器考古学专家。
建国后，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事业。在人类进化的谱系上，我们找到了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不同阶段的代表性化石。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上，将人类在东亚存在的时间上溯至大约170万年前。同时，我国科学家也紧跟国际学界的步伐，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在年代测定、古人类化石形态分析、地质考古学、环境考古、埋藏学、遗址形成过程、微痕分析、残渍分析，石制品拼合、石器打片实验复制、古环境重建、遗传学、古人类行为与适应方面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工作，并对古人类迁移和现代人起源和演化提出了独到的理论和见解。
回顾95年来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研究，这个领域的发展离不开人类起源探索的世界舞台和背景，我们需要从世界各地发现的材料来评估和审视自己的材料和研究，并做出科学的解释。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新发现以及遗传学进展对以往许多看法和解释带来冲击，并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也是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面临的挑战，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为重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整体图像做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北京人发现后一度被认为是古猿和人类之间的过渡类型，因此被叫做猿人，或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类。于是，亚洲和中国自然被认为是人类起源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后期，更早和更原始的古人类化石在非洲陆续大量出土，加上各种精确断代方法的问世，使得南非和东非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盖过了北京人的风头，将人类进化的中心从亚洲移到了非洲。尽管北京人并未被遗忘，但是他悄然消失在媒体的闪光灯下[1]。
北京人化石发现以来，世界上比较引人瞩目的发现包括东非和南非的南方古猿、能人和匠人化石；欧洲德玛尼西出土的五具古人类头骨；西班牙阿塔普埃卡发现的先驱人和海德堡人化石；西伯利亚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穴发现的丹尼索瓦人指骨与牙齿，其年代在4万-1.6万年前，属于先前一无所知的一类独特人种；南非约翰内斯堡迪纳莱迪洞穴发现的纳莱迪人，人化石的沉积年代为33.5万到23.6万年之间，这些古人类身材矮小，身高不到1.5米，拥有南猿般的小脑，脑量在500毫升左右，但是手和脚却与现代人类相似，表现出原始和进步特征的奇特混合；此外还有印尼发现的昂栋直立人和年代在10万到5万年之间的弗洛勒斯人，后者以1米高的身材，长而低的脑壳和缺乏下巴颏而被视为小型的直立人。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精确的断代技术，令我们意识到，人类演化并非一条单线直进的过程，而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是多个物种相互竞争而此消彼长、最终由晚期智人胜出的过程。而且各地区的古人类发展并不遵循相似的轨迹，呈现一种纷繁复杂的交织过程。因此，我们也需要从世界范围的发现来谨慎审视和评估我国的发现，为不同的假设和可能性提供自己独到的见解。
以色列考古学家史蒂夫·韦纳说，考古学在所有历史科学中很可能是最难研究的领域，对于如何用最佳方式来解决那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基本的第一步。考古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最主要的差别，是与讨论不确定性的方式相关，考古学界期望研究者做出定论的程度远甚于大多数自然科学。韦纳也说，科学界从不妄言“真理”，这是不存在的。评估某项观察不确定性的范围，根据现有证据对不同可信度进行仔细的评估，这就是科学[2]。
由于沧海桑田的破坏和扰动，我们找到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材料大多是破碎、残缺、零星、扭曲，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不连贯的标本。用这些材料来复原人类的演化和文化的发展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一方面，人类化石和考古材料表现的是人类活动遗留的细枝末节，受到埋藏学影响，往往很难从中了解人类的行为。另一方面，人类演化是长时段的宏观问题，而考古学观察则是微观和局部的现象。如果以碎片化的观察来论证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与文化变迁，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嫌。在材料较少的情况下，根据材料相似性的比较和经验的推断，学者们比较容易做出某些初步的判断和结论。但是，当材料积累愈加丰富，比较尺度愈加精细，我们会发现情况会比想象的愈加复杂。所以，材料的增加并不会自然导致问题的解决，而只会出现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的问题。
在欧洲和非洲，由于积累的材料相对丰富，古人类学家大致弄清了从匠人进化到海德堡人，然后从海德堡人分化出尼人和晚期智人的过程。遗传学也为了解这段演化过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尼人大致在3万年前消失，而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12万前已经出现在非洲许多地方，并在11万至9万年前现身以色列的斯虎尔和卡夫泽洞穴。在印度尼西亚，由于与亚洲大陆的隔离，直立人一直存活到14.3万年前。而且，昂栋人头骨也呈现一种特化趋势，与典型的爪哇直立人相比，晚期颅骨更大更厚，眉脊粗壮突出，前额低平后倾等等[3]。
但是，我国古人类化石表现出令人困惑的复杂性，尚未能为我们提供一幅清晰的演化图像。虽然我国学界认为中国古人类演化是一种“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过程，但是这一理论尚不足以完美解释具体的发现。比如，北京人被认为是一种晚期直立人类型，与非洲和欧洲的匠人相比骨骼更加粗硕，这种厚骨被认为是一种特化的表现。而且这种厚骨仍表现在许家窑人的头骨上。如果中国古人类是直线演化的，那么北京人和和县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许家窑人、大荔人、金牛山人和马坝人是怎样的演化关系？和县直立人和大荔人、许家窑人、金牛山人及安徽银山早期智人年代大体相当或略有早晚，但是形态和脑量差别明显（和县人脑量1080毫升,大荔人1120毫升，金牛山人1390毫升，许家窑人1700毫升），如何解释这种体质特征的不协调？中国早期智人是否与欧洲尼人有过基因交流？有学者将许家窑人和许昌人归入丹尼索瓦人，但是没有与后者体质和遗传学证据比较的支持，单凭两类标本混合特征的主观判断，可信度未必很高。还有就是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他们曾被认为是现代蒙古人种的直系祖先。但是由国外学者提供的比较研究，认为山顶洞101号头骨和柳江人不是现代或新石器时代的蒙古人种，它们的测量数据以及颅骨面骨的形态特征都不在蒙古人种的变异之内，因此他们不能被认为是蒙古人或任何现代东亚人群的祖先[4]。一项采用三维几何形态计量分析，并以最大限度扩大比较样本范围的研究报告认为，山顶洞人头骨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相近[5]。对距今11,510年前云南隆林人的颅骨形态比较和古DNA分析表明，他虽然带有一些现代人特征，但却是一支前所未知，生存较晚，并对现代人并无明显遗传贡献的东亚古老人群[6]。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又如何进一步分析和深入了解12.5-10.5万年前河南灵井的现代人头骨、湖南道县福岩洞12-8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和周口店4万年前田园洞人化石的演化地位？
旧石器考古学的类型和技术分析也被用来追溯古人类的演化以及区域交流，但是石器工具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手段，受用途、打制技术和可获原料的限制，很难根据它们的差异和变化来分辨不同的人群和追溯其演化过程。因为在只有劣质原料可用的环境里，石器技术会显示一种退化和原始的特点。而在缺乏大块石料的环境里，古人类只能制作小型工具。而且，由于打制石器的技术简单和形态变异范围有限，有些技术和器物如两面器或手斧很可能是一种趋同的现象和平行的发明。因此，我们不宜简单以石制品的大小和形态作为衡量文化传统的标志，除非某些特定工具如手斧和勒瓦娄哇技术能够在时空上证明技术传播的连续性。在欧洲和非洲，由于存在大量的优质石料，旧石器技术呈现一种不断累进的发展趋势，基本可以分辨阿舍利技术与匠人相伴，勒瓦娄哇技术与尼人相伴，石叶技术与晚期智人相伴。然而在中国，我们无法根据石器技术的变化来追溯相似的轨迹。
目前，泥河湾旧石器的发现将人类在泥河湾的存在上溯到近200万年前，这个年代已经超出了匠人或直立人在非洲出现的时间。这是否意味着有更早的古人类在直立人出现之前就来到了中国？格鲁吉亚德玛尼西的发现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想象和启发。德玛尼西出土了五个完整的头骨，年代在170-160万年前。其中四个头骨很像非洲匠人，但是有一件头骨脑量非常小，只有600毫升，吻部不甚突出，脸的中上部非常小，大部分专家将其归入能人。德玛尼西头骨类型的混合令人费解，似乎意味着两个人类物种有可能同时走出非洲。德玛尼西也没有手斧，可能表明这些古人类走出非洲时还没有发明两面器技术[7]。而阿塔普埃卡出土的先驱人则表明，小群匠人在到达欧洲后有可能因严酷的气候而绝灭。泥河湾还没有发现直立人化石，如果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与1.95-1.77 Ma黑土沟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同时的古人类化石，那么也许可以解开究竟是能人还是直立人捷足先登亚大陆之谜，并弄清他们与北京人的关系。
对于现代人在东亚演化的研究，刘武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1）认定早期现代人的化石形态标准模糊；（2）由于缺乏可靠的年代数据，没有明确提出现代人在东亚出现的时间；（3）由于掌握的化石数量和地区分布有限，对现代人在东亚最初出现的区域不清楚；（4）缺乏对现代人出现过程中迁徙路线和地区人群之间差异的研究；（5）多数研究以多地区起源模型为学术指导思想，缺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参考借鉴[8]。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历史时间三层论，第一层是以地理、生态和社会文化为代表的“地理时间”，第二层是以经济和人口律动为特点的“社会时间”，第三层是以具体历史事件和个人为特点的“个体时间”[9]。由于我们采集和研究的材料大多是“个体时间”留下的静态材料，但是思考和探索的却是跨度极大的“社会时间”和“地理时间”的动态问题。材料提供的证据与探索的问题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难以得出置信度较高的结论。这需要我们摆脱直觉判断和经验的归纳，尝试采用假设-演绎的逻辑实证研究来探索长时段的动态变迁。
因此，希望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能够重视理论建设，为基于凌乱材料的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探索提供指导和解释。否则，我们的研究难免会一直处于认识上碎片化积累和解释上难以自圆其说的状态。理想的是，我们能够根据最充分的证据和当下可用的最佳理论框架来做出解释，比如吴新智先生根据魏敦瑞假设提出的“多地区起源说”。虽然 “走出非洲”和“多地区起源”两大假说构成了一种论点针锋相对的两端，但是实际情况可能远没有这样简单，而杂交和渐变取代假说正逐渐得到遗传学材料的支持。正如布鲁斯·特里格所言，这种解释的准确性，需要根据它们经得起新证据积累的考验以及有关材料性质较为完善理论的发展来予以检验。新材料的发现也许会根本改变基于有限材料所做的解释，但是解释也可以因为人类学相关领域的理论进展而做出修改。史前学家倾向于把任何解释视为更加接近真相，这种真相应该随时可以修改，甚至从根本上推倒重来[10]。欧美学者将解释考古材料的各种概念框架称为“模型”。人类进化的“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说”都属于解释的“模型”或“假设”。它们为古人类学家探究的问题提供突破的方向，是他们对证据做出解释的基础。但是，这种解释并非一种定论，而是需要对其“可信度”或“置信度”不断加以修正和优化的说明。由于古人类学受到化石材料有限、残缺和个体变异的严重制约，因此过于刻板地坚持某种假说难免会禁锢我们的想象力。所以，材料积累与解释的模型之间最好保持积极互动和反馈的状态，我们需要根据现有证据提出不同模型或假设去有目的的寻找和分析材料，同时也需要根据新发现和新证据不断调整甚至构建新的解释模型，这样才能不断保持这门学科的动力和活力，为人类进化的持续探索提供自己独特的贡献。
[1] 诺埃尔·T·博阿兹，拉塞尔·L·乔昆．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M]．译者：陈淳，陈虹，沈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2] 史蒂夫·韦纳．考古学、考古科技和整合的考古学[J]．译者：吴双．校对：陈淳．南方文物，2015(3): 213-215
[3] Scarre C. The Human Past[M]. London: Thamas & Hudson, 2018
[4] 彼得·布朗．最初的蒙古人种吗?——对山顶洞101号、柳江及港川Ⅰ号头骨的另一种看法[J]．译者：王谦．校对：赵凌霞．人类学学报，1998, 17(4): 255-275
[5] Havati K. Into Eurasia: A geometric re-assessment of the Upper Cave (Zhoukoudian) specimens[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09, 57: 751-762
[6] 王伟．华南地区现代人化石及其时代[J]．人类学学报，2024, 43(6): 934-950
[7] Ferring R, Oms O, Agustí J, et al. Earliest human occupation at Dmanisi (Georgian Caucasus) dated to 1.85-1.78Ma[J]. PNAS, 108(26): 10432-10436
[8] 刘武．21世纪的中国人类演化研究—发现、认识与理论探索[J]．人类学学报，2024, 43(6): 881-899
[9]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M]．译者：唐家龙，曾培耿，吴模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0] 布鲁斯·特里格．如何探究史前史[M]．译者：陈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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