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报》2024, Vol. 43, Issue (06): 913-933
doi: 10.16359/j.1000-3193/AAS.2024.0086cstr: 32091.14.j.1000-3193/AAS.2024.00861.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2.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家庄 050031;3.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石家庄 050024
摘要:泥河湾盆地是揭示我国更新世环境变化与古人类演化及文化发展的关键区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大量重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扩大了古人类的活动范围,为构建区域内古人类技术演化序列提供了重要信息。古地磁、光释光、14C、宇宙成因核素等测年手段的介入,初步构建了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年代框架。古人类化石研究以许家窑人的形态学研究为特色,推测华北古老型智人可能是欧洲先驱人或者尼安德特人的祖先向东亚扩散,与东亚直立人杂交的后代。针对滨湖相沉积环境,多项研究复原了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埋藏过程。多个关键时间段遗址的石器技术与生存行为研究,初步探明古人类在不同时期的石器技术特点及行为的复杂与变革。对盆地内沉积序列与关键遗址及时间段地层的多指标环境重建,为系统探究人类适应行为的环境动因打下基础。山神庙咀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与许家窑人遗址的深入探索,预示人类活动与动物资源关系的研究潜力。作为非洲以外保存古人类活动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泥河湾盆地逐渐成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的经典区域,也必将对东亚人类演化、文化发展与行为适应模式的构建提供新的贡献。关键词:二十一世纪; 考古发现; 人类活动; 更新世; 泥河湾盆地
人类演化、文化发展是国际学术界和大众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192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Licent E)在甘肃庆阳的黄土层和其底部砾石层中发现2件石制品[1],1922~1923年,桑志华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发现宁夏水洞沟和“河套人”化石[1,2],从此揭开了中国古人类活动发现与研究序幕。几乎同时,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 Andersson)、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W. Granger)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 Zdansky)于1921和1923年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2枚人牙化石,并于1927年将其作为人属(Homo)予以记述[3],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随着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第1个完整头盖骨及大量文化遗存[4,5],我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持续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探寻旧大陆古人类起源、演化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在我国多个区域的古人类考古发现和研究进程中,地处华北的泥河湾盆地,因其地层连续、富含哺乳动物化石和大量旧石器遗存,成为揭示东亚人类演化、技术发展和行为适应的关键区域。
泥河湾盆地位于山西东北部和河北西北部,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带(图1: A)。泥河湾盆地(又称桑干河盆地)属晚新生代山间断陷盆地[6],发育于汾渭裂谷系东北端,其主体沉积为上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晚期的河湖相沉积体系,顶部为晚更新世黄土覆盖[7]。泥河湾盆地原指阳原盆地,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广义的泥河湾盆地除了阳原盆地外,还包括曾经属于同一个湖盆沉积体系的大同盆地、广灵-蔚县盆地、涿鹿和怀来等区域[8](图1: B)。
图1 泥河湾盆地重要遗址地理位置图
Fig.1 Geographic location of key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Nihewan Basin
A-B.泥河湾盆地地理位置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Nihewan Basin;C.怀来盆地新发现地点Newly discovered sites in Huailai;D.泥河湾盆地东部及岑家湾台地及部分遗址地理位置Location of east part of the Nihewan Basin and Cenjiawan Platform as well as some sites;E.阳原西部遗址与岑家湾台地及蔚县位置Location of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west part of Yangyuan and location of Cenjiawan Platform and Yuxian;F.阳原南部及蔚县遗址位置Location of sites in the south part of Yangyuan and Yuxian.1, 4, 7. 2000年以前发掘Excavated before 2000;2, 5, 8. 2000年以前、2000年以后均有发掘Excavated before 2000, and after 2000;3, 6, 9. 2000年以后发掘Excavated after 2000.
泥河湾盆地在地质、生物进化、人类演化和环境变化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早在1924年就被巴尔博、德日进等西方学者发现。Barbour将这套地层命名为“泥河湾层(Nihewan Beds)”[9,10],随后,Teilhard de Chardin和Piveteau于专著《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中首次提出了泥河湾存在早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11]。1957年,贾兰坡提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12];1965年,王择义在阳原东城虎头梁发现古人类活动遗址[13],首次将该区域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至上万年;1972年,盖培和卫奇在泥河湾村西侧上沙嘴村北的砂砾石层里发现1件石制品[14];随后,著名的许家窑人和小长梁及东谷坨等遗址相继被发现,使泥河湾盆地成为揭示我国北方古人类演化和生存活动的重要区域[15-17]。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盆地内多区域、多时间段大量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和多学科协作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丰硕,其相关研究成果对构建东亚古人类演化与技术发展序列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泥河湾盆地的重要考古发现进行梳理,重点对多学科合作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影响进行归纳,以及对今后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和相关学术问题的思考。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发现秉承了科学探索和项目驱动的特点。进入二十一世纪,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为中科院古脊椎所)作为核心力量,在盆地内进行长期连续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和发掘。2007~2011年,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导的河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泥河湾盆地进行拉网式调查,并对已有遗址进行登记造册工作。2013年,河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启动,中科院古脊椎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继续对泥河湾盆地进行旧石器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发掘了大量古人类活动遗址。经过20余年来的调查和发掘,据不完全统计,广义泥河湾盆地内已有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超过497处,其中阳原盆地367处、蔚县盆地62处、怀来盆地18处、逐鹿盆地19处、大同盆地31处[18-20]。重要遗址地理位置图见图1,遗址信息详见本文网络版附属材料。
2.1 阳原盆地重要考古发现
阳原盆地位于泥河湾盆地核心地带,一直是古人类活动发现和发掘的重要区域。进入二十一世纪,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谢飞等对马圈沟遗址第III文化层的发掘,揭露了东北亚最早的古人类活动信息,在1.66 MaBP的地层内发现人类活动面,再现了古人类肢解草原猛犸象的场景;在第III文化层以下发现第IV~VII文化层,依据古地磁测定推测古人类在该遗址的活动时间开始于约1.76 MaBP[19,21]。多年来,马圈沟遗址总发掘面积超过500 m2,出土文化遗物上万件,石制品体现出华北小石器工业整体面貌简单、原始的特征,同时伴生丰富哺乳动物化石,为研究古人类在东亚地区的出现、演化,以及石器技术、行为模式等提供了关键材料[19]。2002~2006年,中科院古脊椎所卫奇在岑家湾台地西南侧的黑土沟发现Olduvai正极性亚时的地层,据报道在沉积物内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碎骨,推测年代为1.95~1.77 MaBP[22];目前正在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可望为在泥河湾盆地寻找更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存提供有价值的线索。2004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岑家湾村西南侧冲沟(石沟)两侧的湖相地层发现石制品;2013~2019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赵海龙和中科院古脊椎所同号文等在该遗址多个区域进行连续发掘,揭露5个文化层,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和大量保存完好的动物化石,年代跨度大致为距今160~110万年,为研究该遗址古人类的石器技术和环境适应策略提供了重要线索[19,23-24]。2014~2016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马圈沟北侧的鱼咀沟两侧的河湖相地层内多个层位发现石制品和动物碎骨,近年来的发掘在鱼咀沟1号地点发现7个文化层和4个化石层,鱼咀沟2号地点发现4个文化层,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地层对比指示古人类活动的时间大致为1.66~1.25 MaBP[19,25]。
麻地沟遗址是新世纪以来泥河湾盆地的重要发现之一,该遗址集中发现于2007年[26],2010~2014年,中科院古脊椎所裴树文主持对遗址的MDG-E2、E3、E5、E6和E7等地点进行系统发掘,出土4000余件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指示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为1.20 MaBP;石器组合属于相对简单的mode1技术传统(石核-石片工业体系)[27]。东谷坨遗址是泥河湾盆地经典的早更新世遗址,1981年由卫奇发现并进行发掘[17];2000~2001年,卫奇等在DGT-T1进行了发掘;2016年以来,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星等主持对该遗址T1进行新一轮的发掘,共出土石制品6800余件、化石4100余件,为解释盆地内早更新世人类的石器技术和行为演化等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同时也为理解早期人类对原料资源的利用方式、流动性组织等提供了重要素材[28]。
长期以来,岑家湾台地中更新世古人类活动遗址相对较少。进入二十一世纪,马梁、后沟、三棵树以及山兑等遗址的发现[19,29-31],表明中更新世滨湖环境仍然保存丰富的人类活动信息;但与早更新世相比,遗址数量相对较少,仅有马梁10号和后沟6号遗址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19]。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于2007~2013年迎来了第五次发掘,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遗址核心区西北角发掘12 m2,揭露厚度为16 m的地层剖面,与下伏泥河湾层的侵蚀不整合面一起指示遗址形成于梨益沟的河流阶地内;上文化层出土丰富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下文化层出土文化遗存较少[19]。200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该遗址南约3 km处的禾尧庄有所发现并于2013年进行发掘,在河流阶地堆积层内发现1000余件石制品和2000余件动物化石,年代大约在距今14~13万年。这两处遗址的石制品面貌大体一致,总体属于小型石片石器工业传统,但在剥片技术、石器比例、精制品数量等方面显示较早期技术较为进步的特点[19]。
阳原盆地晚更新世的旧石器考古发现是在原有遗址的基础上展开并在新世纪取得重要进展,镜沟和板井子遗址分别在2014和2015年迎来新的发掘;西白马营遗址也在2015~2019年进行连续发掘,在晚更新世早-中期的河流阶地堆积中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碎骨,石器面貌属于小型石片石器工业传统[19,32]。油房和新庙庄遗址在新世纪的发掘揭露晚更新世中晚期的河漫滩相-黄土沉积,发现小型石片石器向细石器转变的连续沉积,出土丰富石制品和文化遗存,为探明泥河湾盆地石片石器向细石器过渡的人类适应行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19]。马鞍山和籍箕滩的新近发掘为揭示更新世末期细石器工业的分布和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策略提供难得的材料[19,33]。同时,新发现的油房北遗址出土晚更新世早期小型石片石器工业产品和淡水软体动物化石,为完善区域石片石器工业的继承与发展提供重要材料[34]。而下卜庄、二道梁和周家山岩厦等新发现和发掘的遗址均出土丰富的细石器产品[19,35],对探明更新世末期细石叶技术体系的发展和人类多样化的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2.2 蔚县盆地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
蔚县盆地地处泥河湾盆地东南部,盆地内保留了丰富的河湖相堆积,顶部为马兰期黄土覆盖。2003年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区内进行了古人类活动的调查工作,发现10余处古人类活动地点。201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法岗和中科院古脊椎所关莹等分别对下马碑和西沙河遗址进行发掘,其中下马碑遗址出土距今约4.1~3.9万年前东亚早期现代人加工、使用赭石颜料和复合工具的丰富遗物[36],西沙河遗址发现距今2.9~2.6万年泥河湾盆地存在小型石片工业体系向细石器工业转变的证据[37]。
2015年以来,裴树文等在蔚县盆地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查和发掘,新发现40余处古人类活动地点[38,39]。在此基础上,裴树文等对多个地点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400 m2以上,地层剖面记录泥河湾古湖由浅湖→滨湖→浅湖→消亡的沉积旋回,出土上万件古人类活动留下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对吉家庄一带河湖相地层的发掘表明,古人类于中更新世早中期在泥河湾古湖边缘活动频繁,前上营、吉家庄和蔡家沟等遗址均出土丰富石制品、动物化石,是揭示古人类对滨湖环境生态环境适应的良好材料[40,41]。泥河湾盆地中更新世晚期古人类活动信息相对较少,裴树文等在暖泉饮涧沟和北官堡的发掘,揭露面积150 m2以上,出土中更新世晚期浅湖-滨湖发育时期古人类活动留下且外表保存新鲜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有望填补中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在泥河湾古湖演化后期的生存行为[19]。
近年来,泥河湾古湖消亡后人类活动的范围和技术特点是泥河湾盆地关注的重点。河北师范大学梅惠杰在蔚县北水泉南柏山的山前河流阶地内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层内还发现用火遗迹,年代大致在晚更新世早期[42],对探讨末次间冰期古人类在盆地内对山前地貌景观适应与生存策略具有重要意义。裴树文和河北师范大学牛东伟等对蔚县黄梅东沟遗址的发掘,揭露面积约50 m2,出土石制品、动物化石、烧石等文化遗物共计9000余件;石器文化面貌整体显示石片石器特征,大量灰堆、炭屑、烧骨和烧石等遗存的发现指示早期人类用火行为的广泛存在[43]。此外,裴树文等在暖泉后涧遗址的发掘在更新世末期的黄土层中发现细石器遗存,为揭示冰后期古人类在盆地内的生存特点与细石器技术的演化,提供有价值的线索[19]。
2.3 怀来盆地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
怀来盆地是冀西北由西南-东北向断裂控制的晚新生代断陷盆地,盆地内平原海拔480~600 m,两侧山地海拔超过1000 m。东西长约100 km,南北宽约20 km。从盆地中心向两侧山地地貌类型依次为河流阶地、洪积扇或洪积台地、坡积裾等。区内古人类活动的调查与发现工作相对薄弱,袁宝印和谢飞曾在官厅水库西岸发现零星的石制品。2014年以来,牛东伟等在区内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10多处旧石器地点[44]。对珠窝堡遗址的发掘,在中更新世晚期河湖相沉积地层内保存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石制品呈现北方小型石片石器技术体系[45];西沟湾遗址的发掘出土拼合率较高的石制品组合,年代在距今4万年前,石制品的类型和技术特征显示其总体属于石片石器技术体系,为一处原地埋藏类型的临时性石制品剥片场所[46]。对南家沟遗址的发掘出土2000余件石制品、动物化石、装饰品、骨器等文化遗物,年代距今约1.7万年前,是怀来盆地内首个经发掘确认的包含细石叶技术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为研究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细石叶技术的起源、扩散等科学问题增添了新的证据[19]。
进入二十一世纪,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同研究方向高水平成果的产出,提升了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研究水平,使“泥河湾”这个科学名词的价值持续升华,成为揭示古人类在东亚生存和演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3.1 古人类生存年代研究
古人类生存年代框架的构建是探究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进入二十一世纪,多种测年手段的介入不仅将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年代推至近180万年前,同时初步构建了古人类在盆地内持续活动的年代框架,引起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3.1.1 古地磁测年
古地磁测年技术对中更新世以前缺少放射性测年物质的沉积物具有优势。2001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朱日祥研究团队在Nature发表题为“Earliest presence of humans in northeast Asia”的研究论文,将小长梁遗址的年代厘定为1.36 MaBP[47]。该项研究不仅证明东北亚存在百万年前的人类活动,而且打消了学术界对泥河湾盆地是否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的质疑。随后,该团队于2004年又在Nature刊发“New evidence on the earliest human presence at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northeast Asia”的研究成果,将马圈沟遗址不同文化层的时间测定为:半山(1.32 MaBP)、MJG-I(1.55 MaBP)、MJG-II(1.64 MaBP)以及MJG-III(1.66 MaBP)等,其中第III文化层的年代不仅证实了东亚最早的石器和人工骨制品共存,并且与东非最古老的石器和人工骨制品之间可能存在关联[21]。上述两项研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对后期的年代学研究起到引领作用。
在上述研究的推动下,古地磁定年在盆地内多个重要地点取得突破。通过磁性地层的方法,获得了大长梁(1.25 MaBP)[48]、飞梁(1.20 MaBP)[49]、麻地沟(1.20 MaBP)[27]、东谷坨(1.10 MaBP)[50]、岑家湾(1.10 MaBP)[51]、马梁(0.80 MaBP)[50]、后沟(0.39 MaBP)[52]等遗址的年代。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敖红等利用磁极性漂移对飞梁和兰坡等遗址进行了精细的年代厘定,为泥河湾精细磁性地层测年提供了新的方法尝试[53]。在古地磁测年进行的同时,朱日祥团队还建立泥河湾河湖相沉积序列的磁性地层格架[54]、厘定泥河湾动物群的时代[55],对泥河湾盆地在生物演化、人类演化与环境适应方面的重要意义进行解读[56],提炼泥河湾盆地的科学价值,为进行古人类活动的多视角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释光测年技术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测年方法,是目前除放射性14C测年外在中晚更新世以来古人类活动遗址应用最多的测年技术。该技术在泥河湾盆地多个古人类活动遗址的测年中取得了重要进展。2022年,中科院古脊椎所葛俊逸等对埋藏于壶流河二级阶地的下马碑遗址进行了光释光测年,结合14C测试结果,对数据开展了贝叶斯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在距今约4.1~3.9万年前东亚早期现代人能加工和使用赭石和制作复合工具[57],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张家富团队对峙峪遗址进行了石英多颗粒单片、单颗粒光释光测年和钾长石单颗粒测年,并对文化层出土的10件动物骨骼和牙齿样品进行了加速器质谱14C测年,对获得的年龄数据进行了贝叶斯模型分析,最后将峙峪遗址的年代精确厘定为距今4.5万年前,从原来的3.5万年左右向前推进了近1万年,更新了有关东亚地区现代人扩散及其文化发展的传统认知,对于推进全球视野下现代人演化与扩散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58]。河北师范大学大学郭玉杰等采用该技术对多个地点进行年代测定,其中蔚县摩天岭遗址的年代为315±13 kaBP[58],阳原雀儿沟遗址的年代为268±13 kaBP[59],板井子遗址的年代为86±4 kaBP[60],怀来珠窝堡遗址的年代为280±13 kaBP[60];她的研究不仅对盆地内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年代进行厘定,同时推测泥河湾古湖消亡和桑干河发育的时间大致为270~86 kaBP[59]。郭玉杰等还将西白马营遗址的年代厘定为46±3 ka[61];对新庙庄遗址1号点12个地层沉积物样品的钾长石单片和单颗粒,采用MET-pIRIR法光释光进行测年研究,准确厘定了新庙庄遗址1号点文化层的形成时代为距今7.5~6.3万年前(对应于深海氧同位素4阶段早期),为揭示盘状石核石器组合在东亚的出现及扩散模式提供了启发[62]。河北师范大学许清海团队报道了光释光测年技术对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年代结果,显示人类活动的时间为220~160 kaBP,处在中更新世晚期[63],该项测试结果将原来认为许家窑人生活在晚更新世早期提前至MIS 6阶段,被近期的相关研究广泛引用。华东师范大学年小美博士对油房遗址的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古人类在该遗址生存的年代大致为29~26 kaBP,处在MIS 3阶段晚期,为解释东北亚细石器工业的出现与技术传播提供年代背景[64]。
3.1.3 其他测年技术
除上述测年取得进展外,宇宙成因核素作为发展较快的测年技术,也被用来测定泥河湾盆地相关人类活动遗址的年代。汕头大学的涂华等运用等时线26Al/10Be埋藏年龄测试法对下沙沟动物群的生物地层和磁性地层年龄进行了放射性同位素验证。其中一个含化石层的埋藏年龄为2.05±0.39 MaBP(±1σ),与之前的古地磁估计值(2.2~1.7 MaBP)一致。另外来自化石层下方砾石层的年代为2.43±0.16 (0.18) MaBP(±1σ),与之前2.58 MaBP的古地磁估计值一致。分析表明下沙沟动物群所处年代与欧洲Seneze和Olivola动物群年代(2.21~1.95 MaBP)一致[65]。此外,涂华采用26Al/10Be埋藏年龄测试法对许家窑人化石的产出层位进行年代测试,结果表明其时代大致为0.24±0.05 MaBP,和新近的释光测年结果差距较大[66],但这是26Al/10Be埋藏年龄的极限,为确定许家人生存年代的下限提供重要依据。近期对蔚县盆地距今80~40万年古人类活动的年代测定取得重要进展,显示该方法在盆地内的发展潜力[40]。
电子自旋共振(Electron Spin Resonance, ESR)作为一种更新世沉积物的年代测试技术,在泥河湾盆地的古人类活动定年中也有尝试。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刘春茹等对马圈沟和半山遗址的年代测定指示MJG-III和MJG-II的年代约为1.70 MaBP、MJG-I的年代约为1.40 MaBP、半山的年代约为1.35 MaBP,和古地磁的年代测定结果基本一致[67]。她对东谷坨遗址的ESR年代测定显示古人类活动的时间处在Jaramillo正极性亚时的开始阶段,年代为0.99~1.07 MaBP[68];对东坡遗址的年代测定显示,古人类在东坡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发生在321±15 kaBP[69];后沟遗址的ESR年代测定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的生存时间大致为436±30 kaBP 至416±42 kaBP,处在深海氧同位素MIS 12阶段,同时推测泥河湾盆地东部古湖的消亡时间大致为430 kaBP[70]。此外,敖红与刘春茹联合对许家窑人化石的地层进行ESR和高精度磁性地层联合年代测定,得出保存人类化石层位的年代为370~260 kaBP[71],稍早于近期的释光测年结果。
3.2 人类演化研究
许家窑-侯家窑是目前泥河湾盆地唯一出土人类化石的遗址,74093地点共出土包括1件儿童左侧上颌骨、3颗游离臼齿、2块枕骨、1件上颌支残段和13块顶骨碎片,代表约16个个体,新近年代测定指示古人类生存于中更新世晚期[63]。
针对许家窑人的体质形态学特征,中科院古脊椎所邢松等[72,73]使用CT和同步辐射扫描技术,根据许家窑人(XJY-1)牙齿萌出和未萌出恒齿的内外长短周期线,推算出该个体的死亡年龄为6.5岁;恒齿的齿冠形成时间、齿根形成时间和速率、齿冠钙化的开始时间和第一臼齿的萌出时间和釉面横纹的分布规律,位于现代人幼童生长和发育期的变异范围内,显示其已经步入现代人的生长发育模式。2015年,邢松等对许家窑9颗人类牙齿化石进行了综合研究[74],利用CT技术复原出许家窑儿童个体尚未萌出的恒齿以及3颗游离的成年个体牙齿的齿质表面形态,发现许家窑人牙齿的形态呈现出原始与进步特征混合的镶嵌状态;提出形态的原始到进步并非简单地随演化时间而呈线性变化,像许家窑这样原始状态在相对晚的时间出现,可能是由于地域隔离造成的,或者代表一种未知人群。中科院古脊椎所吴秀杰等利用CT技术,在许家窑(XJY-6)颞骨外耳孔内壁发现了耳圆枕结构[75],具体表现为外耳孔窄而高,外耳孔内壁后下方有不规则的增厚的骨质隆起小结节——耳圆枕,这些小结节沿着外耳道向内延伸长度13~15 mm;鉴于许家窑人生存的环境为河湖相景观,推测许家窑人生前可能是潜水捕鱼能手,因适应长期在水中的捕食活动,冷水刺激耳部导致耳孔内部感染,形成隆起的骨质结构[75]。同时,吴秀杰等对许家窑颞骨的枕圆枕特征进行研究,发现内耳迷路半规管的形态表现为“尼人内耳迷路模式”,即前半规管较小、外半规管较大、后半规管位置靠下,显示出不同于其他人属成员的特殊形态,表明许家窑人与尼安德特人在系统发育上具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尼人内耳迷路模式”并不是欧亚大陆西方尼安德特人特有的特征[76,77]。利用CT技术和镜像原理,吴秀杰等采用3D技术虚拟复原出XJY-6头盖骨后部的整体形态,推算出许家窑人的颅容量为1700 mL左右[78],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更新世颅容量最大的古人类。
许家窑人的病理和创伤研究在近年来也取得重要进展,吴秀杰等[79]利用高分辨率CT对XJY-11成年个体双侧顶骨中后部残片进行研究,发现穿孔边缘处外板光滑转向内板,无受伤愈合迹象,穿孔后方的矢状缝斜行偏向右侧顶骨,颅内面加宽的上矢窦静脉压迹延伸到巨顶孔后缘,该发现是首次在更新世古人类发现的巨顶孔病例。吴秀杰等对XJY-5左侧顶骨的右下角、XJY-8右侧顶骨碎片的中央区域和XJY-12枕骨的圆枕上部的外表面骨质特征观察,发现该现象系受到外力的撞击而产生的不规则骨质凹陷及其愈合的创伤痕迹,考虑到创伤的位置处于头盖骨的中上部的顶骨颞线或枕骨项线上方,最大可能是人与人发生冲突时,面对面或者从后面打击导致[80]。
上述研究表明,许家窑人的牙齿、下颌骨和头盖骨的形态既表现出东亚直立人、欧洲尼安德特人和晚更新世早期现代人混合的原始和进步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区别于东亚更新世古人类、欧洲中更新世人类以及同时代的早期现代人、尼安德特人的形态特点,是一类非常特殊的群体,体现了东亚地区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81]。以许家窑人为代表的新型古老型人类可能源自于东亚直立人与欧洲尼安德特人祖先等迁入者杂交的后代,许家窑人特殊的体质特征支持杂交连续性是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中国古人类演化模式的观点。
3.3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遗址成因研究是以地质考古学的研究手段为出发点,解读古人类遗址的形成和埋藏过程。泥河湾盆地保存了典型的河湖相沉积体系,是进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理想场所。
近年来,裴树文研究团队采用国际学术界常用地学和考古学指标,对多个遗址进行了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对飞梁遗址成因研究显示,古人类活动于泥河湾古湖的滨湖环境,石制品制作完成后原地埋藏,和动物化石一起经历了湖滨片流改造,其改造程度微弱[82];对遗址T1、T2、T3和TOK等不同探方的遗址结构分析表明,保存完好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等遗存,在遗址不同地段的埋藏过程存在差异,折射出不同的埋藏过程和古人类在湖滨景观地带长期活动的场景[83]。飞梁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表明该遗址具有相对较高的遗址完整性,其文化遗存是揭示古人类石器技术与行为特点的理想材料。
东谷坨遗址是盆地内遗物最为丰富的旧石器遗址,贾真秀博士对遗址文化层不同层位进行解剖,揭示滨湖相退积沉积序列[84]。多项指标分析表明,T1探方各文化层均受到湖泊片流的冲刷和改造,但自下而上呈递减的趋势。其中,下部的6C-6D层包含丰富的角砾,显示片流河道的沉积特点;古人类活动晚期的6A-6B层为粉砂和黏土质粉砂层,层内发育弱的波状和水平层理,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保存新鲜,空间分布随机,显示古滨湖环境,古人类活动留下的遗物经历能量较低的片流微弱扰动和改造。从遗址整体沉积序列和遗物保存状况看,东谷坨遗址形成早期自然营力对早期人类遗物存在一定的改造,而晚期古人类活动占据主导因素。近期,张月书博士采用模拟搬运实验和遗物对比的方法,解读2016年以来发掘的遗址T1探方6A2文化层的形成过程,结果表明该文化层的多数石制品并非由高能水流搬运而来,而是粗砂砾石堆积在遗址形成后,古人类活动于其上所遗留,此层石制品显示了原地埋藏的特点[85]。岑家湾遗址以文化层薄、出土遗物丰富、高拼合率的石制品等特征为学术界广泛关注。马东东博士采用地学和考古学交叉手段,解析遗址的埋藏过程[86]。分析表明,遗址文化层以黏土和极细砂为主,层内发育弱的水平层理,显示浅水滨湖沉积特点。石制品刃缘磨圆度低,文化遗物空间分布存在多个聚集,石制品的拼合率高,且拼合组内石制品的水平与垂直距离多在1 m之内等特点,指示遗址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微弱的湖滨片流的影响,石制品空间位置未受明显改造,石制品的完整程度高,古人类活动是遗址形成与埋藏的主要营力。
此外,针对泥河湾古湖滨的人类活动遗址的埋藏环境,不同学者分析了微地貌与遗址埋藏过程的关系。对MDG-E 5地点的遗址成因多指标分析表明,遗址埋藏于滨湖相片流河道环境,形成受到明显的水流搬运和改造[87]。对中更新世吉家庄遗址的埋藏过程研究表明,JJZ-B地点埋藏于滨湖相的湿地或沼泽环境,JJZ-E地点则属于滨湖环境下的沙坝沉积体系;遗物的多项指标分析显示,JJZ-B地点属于近原地埋藏,形成过程中受到微弱的入湖片流改造,遗址完整性较高;JJZ-E地点的遗物连同砾石被湖滨片流搬运至遗址堆积区,后期受到了湖水的淘洗作用,显示异地埋藏的特点[88]。
泥河湾古湖消亡后的河流阶地沉积体系内富含丰富的人类活动遗存,任进成等以板井子遗址2015年出土遗存为研究对象,从地层的沉积环境、考古材料埋藏特点两个角度对板井子遗址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主文化层第5层为近原地埋藏类型,水流作用对小尺寸标本的保存及标本的空间集聚特征影响较大,但石制品技术类型组合等基本的人类行为信息仍较为完整;第4、6层均为水流搬运产生的异地埋藏,蕴含的人类行为信息有所缺失[89]。牛东伟等对蔚县东沟遗址埋藏过程的研究显示,东沟遗址埋藏于泥河湾古湖消亡后的粉砂质黏土层(河漫滩相)中;遗物的多项指标分析显示,该遗址属于近原地埋藏,遗物未经过高能水流的搬运和改造,但重力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遗物的分布与走向,遗址完整性较高,是揭示古人类技术与行为适应的理想遗址[90]。
3.4 古人类石器技术与生存行为研究
石器技术与生存行为研究是揭示古人类技术演化与文化发展的核心研究方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泥河湾盆地除在考古发现和发掘方面取得重要收获外,在科学研究领域也是成果频出,逐步构建盆地内百万年来的石器技术演化序列。
中科院古脊椎所杨石霞等对小长梁遗址的石器工业研究表明,古人类针对相对劣质的燧石原料,多采用砸击法进行剥片,揭示人类针对原料采取的一种灵活的应对策略[91]。裴树文等采用西方技术类型学研究体系,对飞梁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原料利用、石制品类型及个体大小、剥片模式、废片类型与技术以及修理策略等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古人类因地制宜获取遗址周边的石质资源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剥片类产品均属于早期人类的奥杜威工业(Oldowan)石核或石核工具类型,各种类型的废片显示原始的技术指标,剥片体系和产品技术指标变异均处在人类最早的石器技术范围内,同时,遗址存在对优质燧石原料的青睐和精致加工,但修理技术相对简单、缺乏对称性和定型标本[82]。砸击法是泥河湾盆地古人类常用的剥片技术,马东东博士针对泥河湾盆地的原料特点进行石器实验[92],结果显示砸击法产生的石片与废片和锤击法相比在数量上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除此之外,砸击法与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在尺寸、质量、长宽比等方面均无统计学上的差异;对于泥河湾盆地岑家湾台地的燧石原料来讲,在经济学上,锤击法技术比砸击法技术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上述研究表明,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的石器工业特点可界定为中国(东亚)似奥杜威(Oldowan-like)工业或者mode1技术传统(石核-石片工业体系)。
针对盆地内古人类石器技术是否存在革新的技术行为,杨石霞等对东谷坨石器工业的研究表明古人类在1.1 MaBP具备革新的技术策略,主要表现为采用锤击法生产相对定型的石核和小石片及精致加工的产品,而砸击法作为锤击法的辅助手段被偶尔采用[93]。此外,杨石霞等系统梳理盆地内更新世古人类的石器工业特点,将不同时间段的技术发展和环境指标相关联,提出和以往认为古人类石器技术属于“小石器传统”不同的观点,盆地内在不同阶段存在零星的技术革新和技术的多样化[94]。裴树文等对麻地沟遗址的研究表明,古人类对以砾石为原型的硅质白云岩原料多采取砸击法的剥片策略,而针对以岩块为原型的燧石则以锤击法为打片方法,且有制作大型切割工具的能力,显示出多样化的适应策略[27]。杨石霞等基于对岑家湾遗址拼合标本的技术解读与序列构建,发现古人类通过翻转台面实现对小块燧石的充分利用,而时代相近的东谷坨遗址更多地通过台面调整、修理获取石片毛坯,体现出对小型石片剥片较强的控制能力以及石器生产中一定程度的预设与规划[95]。上述研究聚焦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是否长期拥有相对简单的mode1技术传统,指出在1.2~1.1 MaBP,古人类存在革新性的技术特点,显示泥河湾古人类进步的适应策略,是对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Middle Pleistocene Climate Trasition, MPT)生态环境的积极响应[96]。近期,裴树文研究团队对蔚县中更新世古人类石器技术进行研究,揭示古人类灵活和多样化的适应策略[40],对完善盆地内古人类技术演化链条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研究进展表明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古人类技术革新的相关证据,进而催生盆地内是否存在模式2技术传统这一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期,裴树文研究团队对岑家湾拼合组进行系统的石器技术分析和高精度3D扫描,重建了遗址古人类的剥片技术和工具修理策略,研究成果以“Earliest Prepared Core Technology in Eurasia from Nihewa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Early Human Abilities and Dispersals in East Asia”为题目在PNAS发表[97]。研究表明,岑家湾遗址存在“准备石核技术”(prepared core technology),为生产背面相对平坦的薄石片,岑家湾遗址古人类已有能力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步骤,包括对原料的选择、石核台面和剥片面的预制等。在工具修理技术方面,古人类对薄石片进行有意截断,然后利用其中的一半进一步制作成修尖工具,在修理工具中也发现了具有相似修理模式的尖状器和钻器等单个修理工具,有力地支持了岑家湾古人类层级化、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石器技术,而与之前认为的简单的模式1不同,属于古人类技术演化的模式2阶段,比此前报道的华南距今80万年的模式2技术产品早30万年。
现代人的起源、演化与扩散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围绕现代人在东亚出现的时间及其表现特征,王法岗和杨石霞等选取蔚县下马碑遗址,通过颜料使用、艺术创作与复合工具等“现代行为要素”追溯早期现代人群的形成、扩散、交流与“行为现代性”的发端与演变,研究成果以"Innovative ochre processing and tool use in China 40,000 years ago"在Nature发表[57]。该遗址发现的赤铁矿加工遗存是东亚地区首次正式见诸报道的此类发现,将东亚早期人类使用颜料的历史提早到距今4万年前,也使东方古人类艺术创作、审美、认知表达的历史大大提前。此外,借助石器打制技术、类型、残留物及微痕的分析结果,研究者认为遗址出土的部分微小石器是古人类通过装柄形成复合工具,而石器整体上被用来钻孔、加工皮毛、切割植物、切割动物软组织等等。该研究再次表明现代人技术和行为复杂化的表现并不单一,这对于解读东亚现代人演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并有助于深入理解现代人演化研究这一全球性科学问题。2024年,杨石霞等对山西峙峪遗址的遗物进行多学科深度分析,确认了目前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 IUP)技术元素,以及骨器加工、个人饰物和远距离运输黑曜岩等一系列“现代性”行为。对石制品开展的技术类型学研究显示,峙峪遗址存在着经典的IUP技术因素,如勒瓦娄哇尖状器、石叶等;同时也发现大量修铤工具,其加工概念罕见于欧亚大陆西侧的IUP和旧石器晚期石器组合中,研究成果以“Initial Upper Palaeolithic material culture by 45,000 years ago at Shiyu in northern China”在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发表[58]。该项研究阐明了距今4.5万年前泥河湾盆地峙峪遗址的一系列现代性文化证据,并更新了有关东亚地区现代人扩散及其文化发展的传统认知,对于推进对全球视野下现代人演化与扩散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细石叶工业是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技术体系,然而,其起源、技术演变及类型的划分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中科院古脊椎所关莹等对蔚县西沙河遗址进行系统研究,发现该遗址出现两种石器技术类型[37];人类最早于29~28 kaBP开始在遗址活动,拥有的是一套小型石片石器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典型楔型细石核细石叶技术类型出现在27 kaBP的地层内,是目前华北地区最早的细石叶技术遗存之一,细石核、细石叶多不规整,体现出原始性的特点。此外,遗址保存完好的地层序列,早晚两种石器技术地层直接叠压且绝对年代测定结果比较接近,为探索盆地内古人类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以及环境驱动因素提供了重要材料。
3.5 古人类生存环境研究
泥河湾盆地是一个山间断陷湖盆,是汾渭裂谷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更新世期间的多次扩张和收缩,对古人类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人类演化和生存适应提供了适宜的区域和生态资源[98]。进入二十一世纪,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环境复原取得重要进展,为构建百万年来人类演化的环境动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关古人类活动的环境研究来自多方面的证据。多数学者在测年研究中,将保存古人类活动遗存的地层年代序列与已有气候阶段相对应,解读不同气候阶段对古人类迁徙和技术发展的影响[27,55,48,49,60,62,63,66,99],提升了古人类活动研究的关注度,将人类演化的研究纳入全球的环境背景中。针对盆地内出土的动物化石,厦门大学蔡保全等对马圈沟遗址采集21种哺乳动物化石,依据其中Allophaiomys deucalion、Borsodia chinensis和Yangia tingi等的存在及哺乳动物化石对比分析,推测古人类生活于温带干旱稀树草原环境[100]。同号文等系统总结了泥河湾盆地第四纪动物群组成,指出整个更新世期间的哺乳动物群反映了干冷草原为主导的环境,但在盆地周边的山麓地带也有森林和灌丛存在[101]。
泥河湾盆地长尺度的古环境重建主要来自地层剖面记录的环境代用指标。河北师范大学李月丛等通过对郝家台NHA(Nihewan Haojiatai A)钻孔花粉和现代花粉的分析,定量重建泥河湾盆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过渡期环境背景[40]。研究表明,在2.89~2.34 MaBP的上新世/早更新世转型期,泥河湾盆地的花粉以树木属种占主导地位,指示当时植被以森林为主,气候比目前要温暖湿润,从温暖湿润向冷干气候过渡发生在2.8 MaBP;此外,泥河湾盆地在2.6~2.1 MaBP的早更新世初期,气候变化存在两个气候温暖湿润和三个冷干的气候波动期,其中冷期的持续时间明显长于暖期的时间,表明气候总体向相对冷干的方向转变[102]。此外,李月丛等还对NHA钻孔2.89~1.78 MaBP进行多指标分析,结果显示,与温暖湿润气候相关的松属和阔叶树花粉含量、低频磁化率和黏土(<4 μm)含量,受约20 ka岁差周期影响更加显著,而与气候寒冷干旱相关的云杉属和旱生植物花粉含量、>125 μm炭屑浓度以及砂(>63 μm)含量,主要受约40 ka斜率周期影响。约20 ka和约40 ka周期分别与受岁差和斜率驱动的东亚夏季风和冬季风变化周期相对应,表明泥河湾盆地在上新世-更新世过渡时期植被与气候变化受低纬和高纬过程的共同驱动[103]。李月丛研究团队对NHA钻孔0.8~0.3 MaBP孢粉分析及气候定量结果显示,在约0.43 MaBP植被与气候变化最为显著,孢粉组合中云杉属花粉占绝对优势,与较暖时段相比,该时段Tann减少了约5℃,Pann减少了约100 mm,可能是中布容事件在泥河湾盆地的表现,与MIS 12对应较好[104]。研究还表明,0.742~0.468 MaBP和0.424~0.266 MaBP为泥河湾盆地较为明显的两次暖期,分别与MIS 13和MIS 11有较好的对应,其中MIS 13为研究段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可能与南北半球气候不对称导致异常强盛的夏季风有关[104]。
长期以来,有关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环境研究一直缺少直接来自遗址的指标分析。二十一世纪伊始,北京大学夏正楷等对于家沟遗址地层剖面样品进行多指标环境重建,探明末次冰消期后期至冰后期早期的持续温干气候促进了细石器文化的发展,而新石器文化的出现在冰后期早期,并在全新世大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下得到迅速发展[105]。河北师范大学许清海研究团队,对侯家窑剖面进行系统的花粉分析,结果表明,遗址周边的植被由温带草原→针阔叶混交林→森林草原环境,对应的气候由温干向冷湿再向温湿方向转变,许家窑人生存在MIS 16阶段的偏冷时期[63]。近年来,针对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人类行为的环境驱动因素,裴树文研究团队对多个地点进行环境重建,取得重要进展。对东谷坨遗址的花粉记录、粒度、磁化率和氧化铁等代用指标分析表明,古人类适应生存环境和气候变化,经历了从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环境到温凉较干的森林草原环境,再到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环境转变的过程[106]。对麻地沟遗址多项环境代用指标研究表明,遗址形成过程的气候由温凉半湿润草原环境→冷干的荒漠环境→温暖湿润的稀树草原环境→相对冷干的荒漠草原环境→温凉半湿润的草原环境,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总体环境为开阔的稀树草原和荒漠草原环境[107]。近期,裴树文团队通过系统分析来自山神庙咀、飞梁、麻地沟和东谷坨等遗址的哺乳动物牙釉质碳氧稳定同位素,重建了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MPT)期间古人类活动层位的气候与环境特点[108-109]。整体取样结果表明,泥河湾盆地区域环境在MPT前后,发生了显著性改变,从前期以较为湿润和密闭的C3植被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转变为后期(1.2~1.1 MaBP)以干燥和开放的混合植被占据主导的生态环境,指示生态环境由温暖湿润向相对干冷方向转变。序列取样结果表明,MPT前后,泥河湾盆地区域环境都展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季节性变化的特征,但区域环境整体朝干旱化方向发展,C4植被占比在多数时段内是呈现增多的趋势。不同阶段的区域环境季节性波动的对比数据表明,泥河湾盆地受到MPT影响,在1.2~1.1 MaBP,区域环境的季节性波动程度较之前期有小幅增强的现象。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姚轶锋研究团队对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以来的植被、气候与人类生存环境研究进行系统梳理[110];李月丛研究团队根据已公开发表的泥河湾盆地阳原和蔚县地区65处旧石器遗址的相关数据和信息,探讨了更新世不同时期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111]。
3.6 哺乳动物群与动物考古研究
泥河湾盆地最初是以其经典泥河湾动物群(或称“下沙沟动物群”及其地层即“泥河湾层”)[10-11]而名扬海内外。长期以来,该动物群被视为中国北方早更新世动物群的代表。进入二十一世纪,盆地内哺乳动物群地点的发现当属山神庙咀遗址最具代表性。中科院古脊椎所同号文自2006-2019年先后9次对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180 m2;在黄色黏土质细砂-粉砂层内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526件,目前已鉴定出25个种(含未定种),其中23种是属于狭义泥河湾动物群成员,年代与狭义泥河湾动物群的时代相同或接近,不晚于1.7 MaBP[112]。山神庙咀遗址是迄今在泥河湾盆地桑干河南岸发现的单一地点中化石属种最为多样、与狭义泥河湾动物群最为相似的动物群,这给桑干河两岸的各化石点及旧石器遗址的对比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同时,有关泥河湾哺乳动物群的综合研究持续推进,中科院古脊椎所邱占祥对泥河湾动物群与欧洲维拉方经典动物群中属级相同的20种哺乳动物进行形态和进化水平上的对比,表明泥河湾动物群(狭义)与欧洲晚维拉方早期的Olivola动物群最为接近,其年代应为1.8 MaBP左右,接近于海相Vrica剖面更新世/上新世界线(1.796 MaBP)[113]。厦门大学蔡保全和中科院古脊椎所李强等对盆地内岩石地层、生物地层与年代地层进行系统总结,并就环境指示意义进行讨论[114,115]。
近年来,同号文等对泥河湾盆地哺乳动物群持续开展研究,补充完善新近发现的中-晚更新世化石地点。目前已在盆地发现百余个化石地点,鉴定出236种(包括未定属种)哺乳动物,分属于8目、32科和121属,其中38个属种(包括亚种)最初是以泥河湾化石材料而建立[101]。对动物群指示年代信息解读表明,狭义泥河湾动物群(或下沙沟动物群)是我国北方早更新世的标准动物群,其古地磁年龄是2.2~1.7 MaBP[55]。总之,泥河湾盆地哺乳动物化石以早更新世者居多,并且化石材料保存完好;有些属种在欧亚大陆古北区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早期猛犸象、披毛犀、野牛及真枝角鹿等,还有直隶狼、貉及各种真马等[101]。
动物考古是针对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研究,以探明人类与动物资源的关系及人类行为为主要研究方向。二十一世纪以来,泥河湾盆地古人类行为的动物考古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针对古老型智人对动物脂肪和蛋白质的获取能力,Norton和高星等对许家窑人伴生动物化石进行动物考古埋藏学分析[116],结果表明,许家窑动物群主要由马科动物组成;砍砸痕、食肉动物齿痕和切割痕在长骨骨干上的频率分析表明,许家窑人首先接触到高效用的长骨部位(即富含肉和骨髓的部位);对双重模式下骨骼碎片(同时出现动物齿痕和屠宰痕迹)的研究表明,许家窑人几乎不受食肉动物竞争猎物的压力;破碎骨骼的比值表明,古人类对动物尸体的前肢比后肢处理得更为彻底。水流磨蚀对动物骨骼的影响程度表明,许家窑的动物遗存很可能是原地埋藏的。许家窑动物考古埋藏学研究表明,古老型智人已经具备了成功地捕猎大型动物的能力。中科院古脊椎所张双权研究团队采用观察牙齿垩质组织切片中的垩质年轮对许家窑遗址马科动物死亡季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遗址上、下文化层的普氏野马与野驴的死亡季节分布特点较一致,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均有分布,并且多以冷季为主;这指示许家窑人对于马科动物的获取行为是贯穿全年的,能够高效地利用季节性资源尤其是冷季资源[117]。此外,张双权等还对许家窑74093地点马科动物牙齿,以国际通用的埋藏学方法——死亡年龄与死亡季节研究为技术依托,对许家窑遗址马科动物死亡特征进行探索,结果表明许家窑人对于马科动物的狩猎策略与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西方古人类并无明显差异,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1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晓敏等对更新世末期于家沟遗址第3层和第4层的动物化石开展了埋藏学分析,结果表明,于家沟人偏好狩猎幼年的羚羊和野马,动物的骨髓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结合晚更新世到全新世的气候环境特点,研究者认为,该时段中国北方使用细石叶技术的狩猎采集人群对动物资源进行了强化利用[119]。这种觅食模式与欧洲以及西亚、南亚地区报道的“广谱革命”不同,是古人类依据本地资源特点而发展出的“因地制宜”的生存策略。针对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马圈沟遗址、中更新世吉家庄遗址和晚更新世坂井子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者分别对动物骨骼的破碎方式[120]、人类活动对遗址埋藏过程的贡献[121]以及人类对动物资源的消费策略[122]进行了分析,显示未来良好的研究潜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泥河湾盆地作为东亚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年代序列最为完整的区域,始终吸引着学术界目光。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得益于国家和地方部门的持续投入和不同单位相关研究人员的长期耕耘。同时,新的工作在河北蔚县、怀来以及山西大同等区域发现中更新世以来的人类活动遗存,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广义泥河湾盆地”在新世纪的工作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新世纪的科学研究以古地磁年代测定为引领,同时秉承学科交叉的研究理念,在人类演化、旧石器考古、年代、遗址成因、古环境和动物考古等诸多方向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大提升了“泥河湾”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一大批国际高水平成果促使泥河湾盆地成为东亚人类演化与技术发展研究领域的焦点,也将该区域的古人类活动相关研究推上国际。
截至目前,已经初步构建了泥河湾盆地自180万年以来相对连续的古人类活动年代框架,人类的技术演化序列、人类与动物资源的关系、遗址埋藏特点、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等研究的进展,初步刻画了人类对泥河湾盆地适应生存的生态画面。展望未来,持续考古调查和发掘仍然是未来一段时期工作的重点,中更新世的年代测定需要宇宙成因核素、铀系-ESR和光释光等多手段的介入和交叉验证;高分辨率区域气候与环境变化序列的构建将为探明古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提供基础。古人类技术演化序列的完善将需要研究者放眼国际,在全球人类演化与技术发展的视野下调整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范式;人类活动与动物资源的关系研究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介入。总之,作为非洲之外研究人类演化与技术发展的重要区域,泥河湾盆地在构建东亚百万年人类史,探究人类演化和行为发展模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将推动未来中国古人类技术演化与环境适应策略的研究持续保持国际先进水平。附属材料 本文网络版附有如下相关材料:附表1——泥河湾盆地2000年以来新发现和发掘重要旧石器遗址信息,并补充了部分参考文献,敬请查阅。
致谢:中科院古脊椎所同号文研究员、葛俊逸研究员、杨石霞研究员、栗静舒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晓敏博士,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李月丛教授均对本文初稿内容提出修改建议。山西大学考古学院李君教授分享泥河湾盆地山西境内近期考古发现信息。中科院古脊椎所硕士研究生徐静玥制作图1并校对本文附属材料(附表1)。作者特致谢意![1] Teihard de Chardin P, Licent E. 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aeolithic industry in northern China[J].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4, 3: 45-50[2] Licent E, Teilhard de Chardin P, Black D. On a presumably Pleistocene human tooth from the Sjara-osso-gol deposits[J].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7, 5: 285-290[3] Zdansky Q. Preliminary notice on two teeth of a hominid from a cave in Chihli (China)[J].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7, 5: 281-284[4] Pei WC. An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an adult Sinanthropus skull in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s[J].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7, 8: 203-205[5] Pei WC. Notice of the discovery of quartz and other stone artifacts in the Lower Pleistocene hominid-bearing sediments of the Choukoutien cave deposit[J].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1, 11: 109-146[6] 卫奇.泥河湾盆地考证[J].文物春秋, 2016, 2: 3-11[7] Barbour GB, Licent E, Teilhard de Chardin P. Geological study of the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 basin[J].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7, 5: 263-278[8] 谢飞,李珺,刘连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9] Barbour GB. The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 Valley[J].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5, 4: 53-55[10] Barbour GB.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in Kalgan Area[J].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4, 3: 167-168[11] Teilhard de Chardin P, Piveteau J. Les mammiferes fossils de Nihowan (Chine)[J]. Annales de Paleontologie, 1930, 19: 1-54.[12] 贾兰坡,王健.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J].科学通报,1957, 1: 30-31[13]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 15(4): 198-300[14] 盖培,卫奇.泥河湾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4, 12(1): 69-72[15]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76, 2: 97-114[16] 尤玉柱,汤英俊,李毅.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J].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 1: 1-11[17] 卫奇,孟浩,成胜泉.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J].人类学学报, 1985, 4(3): 223-232[18] 卫奇,李珺,裴树文.旧石器遗址与古人类文化[A].见:袁宝印,夏正楷,牛平山.泥河湾裂谷与古人类[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 132-207[19] 王法岗,孙永春.泥河湾考古图典[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23, 1-516[20] 石晓润,李君,石晶,等.山西大同县旧石器调查与初步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第24辑,2018, 139-154[21] Zhu RX, Potts R, Xie F, et al. New evidence on the earliest human presence at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northeast Asia[J]. Nature, 2004, 431: 559-562[22] 卫奇,裴树文,贾真秀,等.泥河湾盆地黑土沟遗址[J].人类学学报,2016, 35(1): 43-62 [23] 陈曦,赵海龙,张贝,等.泥河湾盆地石沟遗址B区发掘报告[J].第四纪研究,2017, 37(4): 895-907 [24] 赵云啸,仝广,涂华,等.河北省泥河湾盆地石沟遗址C区发掘简报[J].人类学学报,2024, 43(1): 122-131 [25] 刘连强,蒲昱晓,侯佳岐,等.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鱼咀沟1号地点2017-2018年发掘出土的石制品[J].人类学学报,2024, 43(1): 40-54 [26] 裴树文,马宁,李潇丽.泥河湾盆地东端2007年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J].人类学学报,2010, 29(1): 33-43 [27] Pei S, Deng C, de la Torre I, et al. Magnetostratigraphic and archaeological records at the Early Pleistocene site complex of Madigou (Nihewan Basin): implications for human adaptations in North China[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9, 530: 176-189 [28] 高星,张月书,李锋,等.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2016-2019年发掘简报[J].人类学学报,2024, 43(1): 106-121 [29] 刘连强,王法岗,杨石霞,等.泥河湾盆地马梁遗址第10地点2016年出土石制品研究[J].人类学学报,2018, 37(3): 419-427 [30] 侯亚梅,刘扬,李英华,等.泥河湾盆地三棵树旧石器遗址2008年试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10, 29(3): 227-241 [31] 侯佳岐,王法岗.泥河湾盆地山兑东旧石器地点初步研究[J].人类学学报,2023, 42(6): 742-750 [32] 任进成,李锋,王晓敏,等.河北阳原县板井子旧石器时代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8, 11: 3-14+2.[33] 关莹,周振宇,王晓敏,等.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籍箕滩遗址发现的新材料[J].人类学学报,2021, 40(1): 137-145 [34] 赵海龙,谭培阳,孙雪峰,等.河北泥河湾盆地油房北旧石器地点的发现与研究[J].第四纪研究,2021, 41(1): 164-177 [35] 李罡,任雪岩,李珺.泥河湾盆地二道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简报[J].人类学学报,2016, 35(4): 509-521 [36] 王法岗,杨石霞,葛俊逸,等.泥河湾盆地下马碑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J].人类学学报,2024, 43(1): 143-156 [37] Guan Y, Wang XM, Wang FG, et al. Microblade remains from the Xishahe site, North Chin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east Asi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0, 535: 38-47 [38] 马东东,牛东伟,裴树文,等.蔚县盆地2017-2018年旧石器考古调查简报[J].人类学学报,2021, 40(1): 128-136 [39] 牛东伟,闫晓蒙,马东东,等.蔚县盆地2019-2020年旧石器考古调查[J].人类学学报, 2022, 41(5): 936-944 [40] Ye Z, Pei SW, Tu H, et al. 26Al/10Be burial dating and 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of hominins at the Jijiazhuang Paleolithic site, Nihewan Bas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Pleistocene human adaptations in east Asia[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4, 339: 108837[41] 裴树文,马东东,贾真秀,等.蔚县盆地吉家庄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18, 37(4): 510-528 [42] 梅惠杰,张贝,雷华蕊,等.河北蔚县南柏山遗址晚更新世河套大角鹿角化石[J].人类学学报,2023, 42(2): 225-237 [43] 周士航,何湘栋,徐静玥,等.蔚县盆地东沟遗址2017年度发掘简报[J].人类学学报,2024, 43(1): 132-142 [44] 牛东伟,薛峰,李鼎元,等.怀来盆地2014年度旧石器考古调查简报[J].人类学学报,2018, 37(1): 79-87[45] 牛东伟,王晓敏,李鼎元,等.河北怀来县珠窝堡旧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22, 3: 3-12 [46] 薛峰,肖雨妮,冷雨亭,等.怀来盆地西沟湾1号旧石器地点试掘简报[J].人类学学报,2019, 38(2): 212-222[47] Zhu RX, Hoffman K, Potts R, et al. Earliest presence of humans in northeast Asia[J]. Nature, 2001, 413: 413-417[48] Deng CL, Wei Q, Zhu RX, et al. Magnetostratigraphic age of the Xiantai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 and implications for early human colonization of Northeast Asia[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6, 244(1-2): 336-348[49] Deng CL, Xie F, Liu CC, et al. Magnetochronology of the Feiliang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 and implications for early human adaptability to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East Asia[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7, 34(14): L14301[50] Wang HQ, Deng CL, Zhu RX, et al. Magnetostratigraphic dating of the Donggutuo and Maliang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Quaternary Research, 2005, 64(1): 1-11[51] Wang HQ, Deng CL, Zhu RX, et al. Paleomagnetic dating of the Cenjiawan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ern China[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2006, 49(3): 295-303[52] Zuo TW, Cheng HJ, Liu P, et al. Magnetostratigraphic dating of the Hougou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J]. North China.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 2011, 54(11): 1643-1650[53] Ao H, An ZS, Dekkers MJ, et al. High-resolution record of geomagnetic excursions in the Matuyama chron constrains the ages of the Feiliang and Lanpo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2012, 13: Q08017[54] Deng CL, Zhu RX, Zhang R, et al. Timing of the Nihewan formation and faunas[J]. Quaternary Research, 2008, 69: 77-90[55] Liu P, Deng CL, Li SH, et al. Magnetostratigraphic dating of the Xiashagou fauna and implication for sequencing the mammalian faunas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2, 315: 75-85[56] 朱日祥,邓成龙,潘永信.泥河湾盆地磁性地层定年与早期人类演化[J].第四纪研究,2007, 27(6): 922-944[57] Wang FG, Yang SX, Ge JY, et al. Innovative ochre processing and tool use in China 40,000 years ago[J]. Nature, 2022, 603: 284-289[58] Yang SX, Zhang JF, Yue JP, et al. Initial Upper Palaeolithic material culture by 45,000 years ago at Shiyu in northern China[J].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2024, 8: 552-563[59] Guo YJ, Li B, Zhang JF, et al. Luminescence ages for three ‘Middle Palaeolithic’sites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ir archaeological and palaeo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J]. Quaternary Research, 2016, 85(3): 456-470[60] Guo YJ, Xian Q, Lu C, et al. Redating the Zhuwobu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Huailai basin, North China, using the MET-pIRIR procedure on K-feldspars[J].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2, 10: 932834[61] Guo YJ, Li B, Zhang JF, et al. New ages for the Upper Palaeolithic site of Xibaimaying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er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small-tool and microblade industries in north-east Asia during Marine Isotope Stages 2 and 3[J].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2017, 32(4): 540-552[62] Wang FG, Guo YJ, Xian Q, et al. Luminescence chronology for the Paleolithic site of Xinmiaozhuang Locality 1 (XMZ1)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ern China, and its paleoenvironmental and archaeological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21, 157: 103033[63] Li ZT, Xu QH, Zhang SR, et al. Study on stratigraphic age, climate changes and environment background of Houjiayao Site in Nihewan Basin[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4, 349: 42-48[64] Nian XM, Gao X, Xie F, et al. Chronology of the Youfang sit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4, 347: 113-121[65] Tu H, Luo L, Deng CL, et al. Isochron 26Al/10Be burial dating of the Xiashagou Fauna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er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biogeography and early hominin dispersals[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2, 283: 107447[66] Tu H, Shen GJ, Li HX, et al. 26Al/10Be Burial Dating of Xujiayao Houjiayao Site in Nihewan Basin, Northern China[J]. Plos One, 2015, 10(2): e0118315[67] Liu CR, Yin GM, Deng CL, et al. ESR dating of the Majuangou and Banshan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14, 73: 58-63[68] Liu CR, Yin GM, Fang F, et al. ESR dating of the Donggutuo Palaeolithic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ern China[J]. Geochronometria, 2013, 40: 348-354 [69] Liu CR, Yin GM, Gao L, et al. ESR dating of Pleistocene archaeological localities of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Preliminary results[J]. Quaternary Geochronology, 2010, 5(2-3): 385-390[70] Ji H, Liu CR, Yin GM, et al. ESR dating of the Hougou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 using both additive and regenerative dose methods[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2, 619: 72-80[71] Ao H, Liu CR, Roberts AP, et al. An updated age for the Xujiayao hominin from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 Implications for Middle Pleistocene human evolution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17, 106: 54-65[72] Xing S, Guatelli-Steinberg D, O'Hara M, et al. Perikymata distribution in Homo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Xujiayao juvenile[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15, 157: 684-693[73] Xing S, Tafforeau P, O'Hara M, et al. First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dent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an archaic hominin (genus, Homo) from East Asia[J]. Science Advances, 2019, 5(1): eaau0930[74] Xing S, Martinón-Torres M, Bermúdez de Castro JM, et al. Hominin teeth from the early Late Pleistocene site of Xujiayao, Northern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15, 156: 224-240[75] Trinkaus E, Wu XJ. External auditory exostoses in the Xuchang and Xujiayao human remains: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among eastern Eurasian Middle and Late Pleistocene crania[J]. PLoS One, 2017, 12(12): e0189390[76] Wu XJ, Crevecoeur I, Liu W, et al. The temporal labyrinths of eastern Eurasian Pleistocene huma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4, 111(29): 10509-10513[77] Zhang YM, Urciuoli A, Zanolli C, et al.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ic morphometric analysis of the bony labyrinth of Xujiayao 6[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24, 189: 103514[78] Wu XJ, Bae JC, Martin F, et al. Evolution of cranial capacity revisited: A view from the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cranium from Xujiayao, China[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22, 163: 103119[79] Wu XJ, Xing S, Trinkaus E. An enlarged parietal foramen in the late archaic XJY 11 neurocranium from Northern China, and rare anomalies among Pleistocene Homo[J]. PLoS One, 2013, 8(3): 1-10(e59587)[80] Wu XJ, Trinkaus E. Neurocranial trauma in the late archaic human remains from Xujiayao, Norther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15, 25: 245-252[81] 吴秀杰.中更新世晚期许家窑人化石的研究进展[J].人类学学报,2024, 43(1): 5-18[82] Pei SW, Xie F, Deng CL, et al. Early Pleistocene archaeological occurrences at the Feiliang site, and the archaeology of human origins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Plos One, 2017, 12(11): e0187251[83] Ding X, Pei SW, Ma DD, et al. Deciphering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in lakeshore environments: a case study of Early Pleistocene site of Feiliang (Nihewan Basin, China)[J].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24, 16: 92 [84] Jia ZX, Pei SW, Benito-Calvo A, et al.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at Donggutuo: A major Early Pleistocene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2019, 34(1): 621-632[85] 张月书,李锋,陈福友,等.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6A2层的形成过程[J]. 人类学学报,2023, 42(1): 61-74[86] Ma DD, Pei SW, Xie F, et al.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at Cenjiawan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 a case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Early Pleistocene archaeological record in lakeshore environments[J].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2023, 38(4): 488-504[87] 裴树文,贾真秀,马东东,等.泥河湾盆地麻地沟E5旧石器地点的遗址成因与石器技术[J].人类学学报,2016, 35(4): 493-508[88] 叶芷,杜雨薇,裴树文,等.蔚县盆地吉家庄旧石器遗址的形成过程[J].人类学学报,2023, 42(1): 46-60[89] 任进成,王法岗,李锋等.泥河湾盆地坂井子旧石器遗址的形成过程[J].人类学学报,2021,40(3): 378-392[90] 徐静玥,何湘栋,李潇丽,等.泥河湾盆地东沟旧石器遗址的埋藏过程[J].人类学学报,2024, 43(6): 1075-1090[91] Yang SX, Hou YM, Yue JP, et al. The lithic assemblages of Xiaochangliang, Nihewan Basin: implications for Early Pleistocene hominin behaviour in North China[J]. PLoS One, 2016, 11(5): e0155793[92] Ma DD, Pei SW, de le Torre I, et al.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s of early humans at the Lower Pleistocen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 the case of the bipolar technique[J].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20, 12: 278[93] Yang SX, Petraglia MD, Hou YM, et al. The lithic assemblages of Donggutuo, Nihewan basin: Knapping skills of Early Pleistocene hominins in North China[J]. Plos One, 2017, 12: e0189565[94] Yang SX, Deng CL, Zhu RX, et al. The Paleolithic in the Nihewan Basin, China: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an Early to Late Pleistocene record in Eastern Asia[J].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2020, 29(3): 125-142[95] Yang SX, Wang FG, Xie F, et 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t the onset of the Mid-Pleistocene Climate Transition in high-latitude East Asia[J].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1, 8: nwaa053.[96] 裴树文,徐哲,叶芷,等.泥河湾盆地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人类的适应性为[J].人类学学报,2024, 43(1): 19-39[97] Ma DD, Pei SW, Xie F, et al. Earliest Prepared Core Technology in Eurasia from Nihewa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early human abilities and dispersals in East Asi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4, 121(11): e2313123121[98] 袁宝印,夏正楷,牛平山.泥河湾裂谷与古人类[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 1-257[99] Ao H, Dekkers MJ, An ZS, et al. Magnetostratigraphic evidence of a mid-Pliocene onset of the Nihewan Formation: implications for early fauna and hominid occupation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3, 59: 30-42[100] 蔡保全,李强.泥河湾早更新世早期人类遗物与环境[J].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3, 33(5): 418-424[101] 同号文,张贝,陈曦.泥河湾盆地第四纪哺乳动物群概览及若干新认识[J].人类学学报,2024, 43(1): 157-183[102] Li YC, Zhang Z, Ding GQ, et al. Late Pliocene and early Pleistocene veget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revealed by a pollen record from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9, 222: 105905[103] Zhang Z, Li YC, Ding GQ, et al. Astronomical forcing of veget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during the Late Pliocene-Early Pleistocene of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2, 613: 1-13[104] Da SQ, Zhang Z, Li YC, et al. Pollen-based quantitative paleoclimatic record spanning the Mid-Brunhes Event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23, 612: 111377[105] 夏正楷,陈福友,陈戈,等.我国北方泥河湾盆地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环境背景[J].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1, 31(5): 393-400[106] Pei SW, Li XL, Liu DC, et al.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hominids at the Donggutuo site, Nihewan Basin[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9, 54: 3896-3904[107] Li XL, Pei SW, Jia ZX, et al. Paleo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t Madigou (MDG), a newly discovered Early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6, 400: 100-110[108] Xu Z, Pei SW, Hu YW, et al.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mammalian enamel from the Early Pleistocene site of Madigou, Nihewan Basin: Implications for reconstructing hominin paleoenvironmental adaptations in North China[J].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1, 9: 789781[109] Xu Z, Pei SW, Hu YW, et al. Ecological shifts and hominin adaptations during the Mid-Pleistocene Climate Transition in Northeast Asia as evidenced by isotopic analysis (δ13C, δ18O) of mammalian enamel from Early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Nihewan Basin,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3, 308: 108072[110] 朱云,乔鲜果,姚轶锋,等.华北泥河湾盆地植被、气候与早期人类生存环境研究进展[J].植物学报,2022, 57(1): 127-137[111] 张振,王莹,李月丛.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进展[J].人类学学报,2024, 43(1): 184-198[112] 同号文,张贝,陈曦,等.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山神庙咀遗址动物群及其时代意义[J].人类学学报,2021, 40(3): 469-489[113] 邱占祥.泥河湾哺乳动物群与中国第四纪下限[J].第四纪研究, 2000, 20(2): 142-154 [114] Cai BQ, Zheng SH, Liddicoat JC, et al. Review of the Litho-, Bio-, and Chronostratigraphy in the Nihewan Basin, Hebei, China[A]. In: Fortelius M, Wang XM, Flynn L(eds). Fossil Mammaals of Asia: Neogene biostratigraphy and Chronolog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18-242[115] 李强,郑绍华,蔡保全.泥河湾盆地上新世生物地层序列与环境[J].古脊椎动物学报, 2008, 46(3): 210-232[116] Norton CJ, Gao X. Hominin–carnivore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Chinese Early Paleolithic: Taphonomic perspectives from Xujiayao[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08, 55(1): 164-178[117] Li JS, Zhang SQ, Bunn HT, et al. A preliminary application of dental cementum incremental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season-of death of equids from the Xujiayao site, China[J].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2017, 60: 1183-1188[118] Li JS, Bunn HT, Zhang SQ, et al. Equid Prey Acquisition and Archaic Homo Adaptability at the Early Late Pleistocene Site of Xujiayao,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18, 28: 75-82[119] Wang XM, Xie F, Mei HJ, et al. Intensive exploitation of animal resources during Deglacial times in North China: a case study from the Yujiagou site[J].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19, 11: 4980-5000[120] 王晓敏, 刘连强, 陈国鹏,等.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哺乳动物破碎长骨反映的古人类行为[J].人类学学报,2024,43(1): 91-105[121] 杜雨薇,张乐,叶芷,等.蔚县盆地吉家庄旧石器遗址动物骨骼的埋藏学分析[J].人类学学报,2023,42(3): 359-372[122] 王晓敏,王法岗,陈福友,等.泥河湾盆地板井子晚更新世遗址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消费策略[J].人类学学报,2022,41(6): 100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