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晓晖
去年春天，我弟跳楼自杀。
后来我写了《少年之死》
夏天，我因为750块钱把房东告了。
后来我写了《花半年要回750块钱，值吗？》
没多久，我爸出了车祸，秋天我把对方告了。
后来我写了《被撞了该不该逃跑？》
冬天，我因言获“罪”，春天来深圳申请执业。
后来我写了《我来深圳30天》
夏天，我从业务转向运营，成为了我们所的市场部负责人。
后来我写了《规模所专业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阵痛》
现在是秋天，距离年底还有三个月，我计划在微信读书看10—20本30万字以下的闲书。如果可以的话，再瘦30斤，12月31日再给你们汇报一下。
有时候感觉这两年像是过了20年，去年10月也是我写年终总结的时间。10月包裹着我的生日，也是我每年开始反思和复盘的季节——关于人生、关于工作、关于家庭……
我知道自己的性格问题，但是性格这个事儿跟原生家庭一样，不能老说，也不能一直有问题。如果你抑郁两年，别人会理解你；如果你抑郁二十年，别人只会觉得你是真的神经病。
我是从今年开始意识到没有人能够接受完全现实的生活。
我弟跳楼自杀以后，所有人都在医院忙着哭，拽着医生问这问那，只有我爸说了一句话：“如果腰椎都断了，就不救了。”
我妈是个温和而善良的人，跟我爸完全相反。她少年丧父，中年丧子，常常说我爸身上有我外公的影子，这也许就是她无条件包容我爸的原因。
有时候，“善意的谎言”和“皇帝的新衣”就是一线之差。有时候涉嫌谄媚和懦弱，有时候又表现得豁达和平和。
我以前很讨厌那些被生活揉搓之后立刻投降，果断自我和解，麻利地完成社会化的人。
他们常常让我有一种“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宿命感。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讨厌所有带着投降意味的鸡汤。
什么叫“与自己和解”？就是你跟对方和解不了一点儿，于是你只能骗自己，只能刀刃向内，只能跟自己和解。
什么叫“允许一切发生”？即使你不允许，那件事还是会发生，所以你骗自己，显得你掌握主动权，显得是你允许它发生的。
人不可能做到只为自己而活，我现在也还是会厌恶很多事，不过我觉得到时候了，30岁之前，你可以横冲直撞，可以“做自己”；30岁之后，别人只会觉得你没救了。所谓的“社会时钟”，所谓的“什么年纪干什么事”，不一定对，但可以给你一个参照。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节点：快30岁了，我准备对一些事说“算了”。
今年我听到最感动的两句话——一句是有一回宇哥说我表达有问题，我说我情商低也活得好好的，宇哥说“你只是活得好好的，不是活得好。我们都希望你活得好。”另一句是我客户说：“贾律师，周末就好好休息吧，别太累了。”
律师不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老百姓不待见你，拿所谓的精英编排你；公检法不尊重你，也不稀罕跟你当法律共同体；家里人嫌弃你，觉得你挣个钱太费劲。这一行没韧性干不下去。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能抗事儿的，离开的都是熬不住的。
同一个问题，问十个前辈，有十个答案。有时候我想“算了，你能指导我什么呢？你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怎么指导我过好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生活？问你也是白问。”在这一行，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法律市场变化太快了，去年的经验都不一定适用于今年，何况几年前、几十年前的经验。
只要不是我觉悟到的，你给不了我，给了我也拿不住。一切都要自己试过、做过、悟了，才能通顺。
我从小就没有崇拜过谁，也不追星。有一些对我很好的前辈，他们建议我走的那条路也许是对的，但不一定真的适合我。他们的成功固然离不开他们的努力，但也建立在他们的年代、他们的资源、他们的运气甚至他们父辈的原始积累等基础上。我们95后00后可借鉴的部分并不多。但有些通用逻辑是没错的，比如：与人为善；做好课题分离；积累信用资本；认真对待每一个案子；学好三大程序法等等等等。这些事认真做起来也足够填满生活，抚平焦虑。
说到底，律师执业环境会受到政策的深度影响。政法政法，法律和政治不分家。中国人讲究息事宁人，但息事宁人很多时候不是靠解决事，而是解决人。很多事你不能细想——为什么我国不能成为诉讼大国？诉讼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事儿吗？如果是能谈拢的事儿，还打什么官司？如果是谈崩了的事，还怎么和解？如果都和解了，我还去法院干啥呢？
现在都说要差异化，一些人喜欢搞些小动作，看着像是差异化，其实是别的圈子玩儿剩下的，顶多是“术”的差异而非“道”的改良，本质上还是在消耗自己，消耗自己的身体、精神、还有信用。
就写到这儿吧，有些事光想是想不明白的，还是得做。
沉下心做点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