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文摘 2024-12-04 21:19 中国

点击上方东南亚学人订阅学习

导语

2024年11月24日至29日，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于对中国进行为期六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是李显龙自今年5月卸任新加坡总理以来的首次访华，在新加坡权力交接的背景下，访问受到格外关注。在中美博弈愈发激烈的当下，东南亚地区作为“亚洲咽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其中，新加坡凭借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灵活的外交策略，长期在中美之间游走，努力维持“平衡外交”的独特路径，成为大国博弈中的平衡艺术大师。然而，在中美竞争日益激化，新加坡国内政治生态也正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平衡外交”是否面临新的内外瓶颈？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 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 地区外交则以 “再平衡” 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 “小国大外交” 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本文原刊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1 引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两国的全球战略图谱中，有着“亚洲咽喉”之称的东南亚地区也愈益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场域。据统计，“东南亚”一词在2019年美国首次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正文中曾经出现21次，虽然这一数据在2022年拜登政府的新版《印太战略报告》中有所下降，但它高调宣称“将会更有意义地扩大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外交存在”，以及“加强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伙伴的防务能力建设”，实际上是更加强调了东南亚的地缘重要性，也标志着该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继续提升，并成为其对华实施“一体化威慑”的核心一环。作为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一员，新加坡地理位置极为特殊，不仅扼守着马六甲海峡南部这一海上运输大动脉，而且在东盟的事务决策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新加坡视为“可靠、有能力和天然的合作伙伴”以及在东南亚地区的“坚定伙伴”，中国则把中新关系视作发展与东盟关系的关键和开展地区合作的典范，这就使得新加坡成为了两国“竞相拉拢”和重点争取的对象。特别是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企图全方位拉拢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以求实现诱其遏华的战略目标。中国则希望新加坡能够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借以缓释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的外交空间明显缩小，“选边站队”压力显著增大，其在中美之间所奉行的平衡外交也由此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

由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变化对于东南亚地区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风向标意义，因此学界一直对其大国平衡战略的发展历程和实施状况有着较为浓厚的研究兴趣，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在解析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并对其外交政策的演进脉络及对地区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二是将新加坡作为小国施行平衡外交的典型案例，借以厘清对冲战略的特点和延续条件，进而分析该战略在对华政策上的实施效果；三是对冷战后美国的东南亚地区政策进行解析，同时重点考察新加坡所做出的相关回应和反馈，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当然，由于时效性的原因，这些研究均未能体现近年来新加坡外交政策的一些最新进展和动态，因而也就无以阐释它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为何继续实施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以及在推动升级中新关系的同时为何又选择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强化与美欧日澳等国的安全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全面地把握近年来相关标志性事件的基础上，着重聚焦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新发展，对于推动这些发展的主要原因作出阐释，并就影响其发展前景的制约因素进行解析，以求能够为中国的理性应对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2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

自独立建国起，新加坡一直把平衡外交作为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主要战略，目的是通过在大国之间实施动态的平衡政策来为自己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在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随着近年来美国对华竞争的加剧，东南亚开始成为双方博弈和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这给新加坡造成了极大的战略选择压力，其大国平衡外交将会何去何从也因此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政策难题。不过从迄今为止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新加坡并没有选择从根本上颠覆其长期奉行的平衡外交战略，也没有在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上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倾向性，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不断向外界释放“不选边站”的中立信号，并明显加强了对美对华外交的平衡力度，试图通过其平衡外交的新发展来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具体而言，这些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冷战结束后直至本世纪前十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被认为经历了一段“战略停滞期”，特朗普执政时期奉行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更是令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普遍地感到失望和被忽视。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和地区战略方向，这让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又对其有了新的期待，尤其是希望美国继续对该地区进行更多的经济和外交投入。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的对美外交开始以寻求支持为重点，着力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试图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防务等方面获得美国的帮助，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

一是加大对美接触力度，寻求美国在战略层面的支持。拜登政府上台后，先后派出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和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等高级官员访问东南亚，体现出对于该地区事务的重视。新加坡则希望抓住拜登政府施政的窗口期，争取美国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东南亚地区事务，并能提供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战略支持。2021年８月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李显龙称赞美国在东南亚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对美国重新重视新美关系以及坚持对该地区承诺不变表达了感谢。同年10月，李显龙又借G20峰会之机与拜登会晤，再次强调了新美合作的重要性，拜登则表示要更好地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不久，李显龙成为首位在拜登执政后访美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双方在俄乌冲突、“航行自由”、缅甸问题、网络安全和经济合作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新方还特别表达了对于美国加强亚太地区影响的高度肯定，并明确支持其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被认为是为新时期的新美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为了体现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支持与配合，新加坡不仅积极参与了驻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而且派出了a330多用途添油运输军机（MRTT）协助美国在阿富汗执行难民撤离任务。尤其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新加坡高调宣布同意对俄罗斯实施适当制裁和限制，这使其成为东盟组织中唯一一个公开作出如此表态的国家。此番表态并未提前在东盟内部沟通，与新加坡以往惯常的外交风格明显相悖，不过这也恰恰反映出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新加坡对于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焦虑心态，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美国的明确支持态度。

二是深化关键技术合作，寻求美国在经济层面的支持。面对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愈益激烈，新加坡希望加强和深化与关键技术大国的合作，借以提升本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地位，进而维持自身的经济发展活力。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2022年5月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具有典型的小多边主义色彩和鲜明的排他性特征，其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意图也十分明显。不过在是否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问题上，新加坡表现出了颇为积极的态度，并更多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机遇。在新加坡看来，尽管“印太经济框架”具有制衡中国的隐性意图，但其能为新加坡带来的经济利益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新加坡可以借助“印太经济框架”主动推进与美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合作，从而确保不在中美科技竞争过程中被边缘化。按照李显龙的说法，“我们希望‘印太经济框架’将适时地为美国和东南亚带来更好和更令人期待的经济接触。”在此背景下，2022年10月举行的第五届新美战略伙伴关系对话发表的声明强调，两国将在国防、经济合作、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公共卫生安全、前沿技术、网络安全以及区域能力建设等领域扩大合作，共同促进“繁荣的印太经济框架”。2023年10月举行的首届新美“关键与新兴技术”（CET）对话后发布的宣言亦强调，两国将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数据治理、生物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供应链、国防科技创新和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该宣言被认为是“印太经济框架”推出后新美之间达成的一个最具实质性的技术战略合作文件，因为按照宣言的说法，新美“关键与新兴技术”对话会的宗旨就是要谋求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以确保新兴技术能够服务于美国与新加坡的共同安全和繁荣。

三是强化军事防务交流，寻求美国在安全层面的支持。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新美两国高层军事互访频繁，双边联合军演也保持了较高频率。2021年7月，奥斯汀成为首位访新的内阁级官员，显示出拜登政府对于新加坡军事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同年11月，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亦对五角大楼进行了回访。之后在2022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两国防长又再次重申了双方可靠的伙伴关系对彼此战略和安全的重要性。此外，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7月，美空军部长芭芭拉·巴雷特（Barbara M. Barrett）和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 ·戴维森（Phillip S. Davidson）也先后赴新加坡进行了他们上任后的首次访问。2022年6月和2023年5月，新加坡陆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两次举行了“虎豹”（Tiger Balm）联合演练，主要内容是城市综合作战演习和反简易爆炸装置实弹演习。2023年6月，新美海军又联合举行了“太平洋格里芬”（Pacific Griffin）演习，美方派出了“顽强”号护卫舰和“无畏”号濒海任务舰参演。鉴于美国在网络空间技术和数字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以及新加坡对于提升军队信息化能力的强烈需要，网络安全合作成为近年来双方防务合作的一大重点。2021年８月，两国防务部门签署了关于网络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增强在网络安全建设上的信息共享与协作，推动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更为制度化。在2022年10月新美战略伙伴关系对话会上，网络防御议题同样成为双方讨论的核心，而在2023年10月新美“关键与新兴技术”对话联合声明中，国防科技创新亦被列入了六大重点合作领域，特别强调要发展可自主的、军民两用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第二，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一般认为，新加坡在对华关系上采用的是“对冲”式外交策略，而且在其所有的外交行为中，对华外交最能体现其务实而又积极的特性，这就是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和环境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东南亚化”，美国愈益将新加坡视为经略该地区的重要支点，并更多寄予其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政治期待。正如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rishnan）所言，“我们不想被利用，我们不会成为一方或另一方用来推进其消极议程的稻草人。”从实际情况看，新加坡也确实不愿完全被美国控制，彻底沦为美国制华战略的棋子，而是继续坚持了理性务实的对华关系基调，将增进双方在政治、经济及安全方面的互信作为其对华外交的重点。

一是理性发展对华关系，不断增进两国的政治互信。由于新加坡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曾经站在美日立场上呼吁各方“接受仲裁结果”，中新两国关系一度受到较大影响，李显龙也未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不过在2017年9月，李显龙即通过访华在经济与防务领域与中方签署了多项协议，被认为实现了对华关系的初步改善。之后虽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新领导人之间的线下交流不多，但新加坡继续有意识地推动两国高层互访，致力于与中方共同构筑后疫情时代的战略互信关系框架。比如2021年3月，中国成为其外长维文自疫情以来出访的首个域外国家。而在2023年3月和5月，李显龙和其“接班人”黄循财也分别访华，与中方就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的多领域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中新关系也随之升级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新加坡在对华外交上一直体现出较强的自主性，与美国的价值观外交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虽然在美国虚构“民主”与“威权”的对立叙事，以“民主国家”同盟伙伴为基础构建制华“统一阵线”，并特意在东南亚塑造美国是“朋友”、中国是“敌人”的宣传攻势的影响下，新加坡社会的确出现了一定的亲美倾向，但它还是明确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并在一些涉华议题上保持了较为客观的立场。

二是积极推进合作互融，继续深化两国的经济互信。作为开展对华竞争的重要一环，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本意是要构建一个排华性经济联盟，以实现所谓的经济“去风险化”。虽然新加坡选择加入了该框架，但并不支持对华经济围堵，而是适时地利用中美经济竞争利好南方国家的契机，积极依托苏州、天津和重庆三个政府间项目以及广州知识城项目，着力深化中新绿色经济合作、数字经济合作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以致力于提升两国经济关系的质量。为此早在2021年12月，中新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示范园便在重庆落地，新加坡的多个企业也均在智慧物流、视觉医疗等领域与中方企业签约。而在2022年6月世界贸易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新双方又在会议外签署了《关于促进绿色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加强数字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为两国企业加强合作提供政策引领。为切实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在2023年3月李显龙访华期间，两国还就“自由贸易协定升级后续谈判”达成了新的《谅解备忘录》，旨在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承诺水平，更好地便利两国企业经贸往来。之后在2023年12月黄循财再次访华期间，双方又进一步达成了继续升级两国“自贸协定”、增加两国航班次数、30天互免签证等2４项合作成果。此外，新加坡对于中国融入地区经济网络持鼓励和支持态度，认为中国的深度参与也会推动两国的经贸合作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鉴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亚太地区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对于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而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中国政府也多次表达加入意愿，因此，在2023年８月王毅外长访新期间，黄循财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加入CPTPP。

三是务实开展军事交流，逐步构建两国安全互信。相较于美英澳等国而言，多年来中国在新加坡的安全架构中并非主要合作伙伴。特别是受“星光计划”的影响，中新之间长期缺乏实质性防务交流，相关接触主要通过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和中国—东盟防长会议机制进行。虽然双方在2008年首次签署了《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的协定》，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国间开展军事联训的频次并不高，而且主要局限于反恐、海上搜救、城市安防等低安全领域。不过，随着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对抗性因素的增加，新加坡为实现更为多元化的安全关切，在继续发展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同时，也在务实推进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旨在逐步提高两国的安全互信进而构建更为常态化的防务交流机制。在此背景下，中新双方于2019年10月对《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的协定》进行了更新，其中在加强互访机制建设、扩大联合军演规模和深化军事技术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提升。2021年2月，两国开展了包括通信演练、编队运动、联合搜救等科目的海上联合军演，在同年9月的第八次防务政策对话会上，双方又就举行联合军演、加强军事互访和学术交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重点讨论了如何扩大中国—东盟防务合作等事项。2022年11月，新加坡防长黄永宏访华，会见了中国时任防长魏凤和，表达了对两国防务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肯定。2023年6月，时任中国防长李尚福亦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会见了黄永宏，之后两国又签署了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谅解备忘录，旨在有效充实两国防务部门沟通渠道，加强双方地区危机管控能力。同年4月和9月，两国还分别举行了海上联合演习和陆军联合训练。

第三，地区外交以“再平衡”为重点，旨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处理好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是其平衡外交的重点所在。不过除此之外，还包含着更为宏观和更为广泛的“地区平衡”，即争取实现域外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总体势力平衡，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必要战略环境。近年来，以中美博弈为代表的大国竞争对于“东盟中心地位”赖以存续的条件造成了严重挑战，东南亚也因此面临内部分化和地区失序的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新加坡的平衡外交环境，使它承受了更为严峻的“选边站队”压力。在此背景下，新加坡选择以“再平衡”为重点展开地区外交，试图通过重塑东盟领导力以及在地区经济中的主动权，推动构建包容性地区架构等方式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进而使相关大国在东南亚的竞争变得更为“有序”。

一是通过提振外界对东盟领导能力的信心，为平衡外交创造条件。作为新加坡外交的重要支撑平台，东盟对于地区问题的领导能力直接关系其“中心地位”的稳固程度以及平衡战略的实施效度。为此，新加坡积极发挥它在东盟组织中的独特作用，推动东盟切实提升对于地区事务的领导能力以提振外界的信心，这在缅甸问题以及东盟扩员等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缅甸政局变动发生之初，东盟内部曾就是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产生过较大分歧，其一度的无所作为也曾引发国际社会对于“东盟中心性”的质疑。在此情况下，新加坡的态度由起初的相对克制转向支持采取积极行动，包括应联合国要求对缅甸实行武器禁运、呼吁缅甸军方释放政治犯、支持邀请缅甸非政治代表参加东盟峰会等，其外长维文还明确表示，“应继续向缅甸军政府施压以停息暴力，并快速、全面地落实五点共识。”由于缅甸局势同样也是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新加坡在该问题上所持有的相对中立立场显然有利于其平衡外交的实施，而它所支持的建设性介入方式也在客观上有助于提振外界对于东盟领导能力的信心。另外在扩员问题上，由于担心东帝汶的加入会拖累东盟经济的整体发展，历史上新加坡一直是东帝汶入盟最主要的反对者。不过为了促进东盟的团结和领导力的提升，推动东盟在地缘政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诚实中介作用，提供对话平台”，新加坡的态度也逐渐由反对转向支持，这使得东盟得以在2022年11月宣布“各国原则上同意接纳东帝汶为其成员国”。实际上，新加坡的做法也包含着这样一种政策思路，即通过“社会化”方式提升东盟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以为其开展大国平衡外交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二是通过再塑东盟在地区经济中的主动权，协调大国间竞争关系。针对近年来一些国家相继出台各种版本的“印太战略”文件，东盟意图以体现自身立场的《东盟印太展望》（AOIP）推动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地区发展架构，进而使自己获得塑造地区秩序的主动权。一般认为，《东盟印太展望》的主旨是通过协调相关大国的经济竞争关系，维护东盟在本地区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这与新加坡所奉行的平衡外交理念显然十分契合。正如其外长维文所言，AOIP希望创造的是一个更和平、更稳定、更安全的世界，东盟国家不想“选边站”和沦为大国代理人，这是外部伙伴与AOIP对接的前提。为尽可能地消解大国经济竞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新加坡积极推动东盟开展与中日印美等国的沟通和协调，旨在促成各国战略或倡议与AOIP的对接和兼容。比如在2020年11月举行的东盟—日本峰会上，双方一致同意在海事合作、互联互通、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及其他领域加强合作。在2021年10月召开的东盟—印度峰会上，双方亦共同发表了《关于在“印太展望”框架内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联合声明》。另外，2022年5月东盟—美国特别峰会后发表的《联合愿景声明》指出，AOIP关于区域架构的基本原则和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一致”。在2022年11月发表的《关于加强中国—东盟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中，双方也再度强调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AOIP开展互利合作。为加快整合相关合作资源，“东盟—印太论坛”于2023年9月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正式启动。这被认为是东盟发起的首个以印太为主题的地区论坛，目的是要将各国在东南亚的竞争态势转化为彼此多赢的合作局面。

三是通过引入更多外部力量打造多元平衡，构建包容性安全架构。针对由南海问题可能引发的地缘冲突，近年来新加坡在继续深化与美国安全关系的同时，还积极利用域外国家纷纷介入的“契机”，不断加强与日法德澳等国的安全合作，并明确支持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比如在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主旨演讲中蓄意挑动南海问题和台海问题，并且暗指中国未执行“南海仲裁裁决”是对国际关系“普遍规则”的破坏。尽管日本被认为是印太地区“辅美遏华”的“急先锋”，但新加坡依然选择与其加强防务合作并达成所谓“安全共识”，而日本则乐于通过向新加坡转移国防装备技术来提高其安全防卫能力，以更好地掣肘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以维护所谓“航行自由”和“国际法”为名，近年来法德也开始频频介入南海问题，新加坡亦选择趁此机会提升与两国的防务合作水平。比如2023年４月，新加坡国防部决定与法国武装部队建立联合开发实验室以提高军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这是其在本土建立的首个与海外国家的联合军事实验室。另外在2022年12月，新加坡防长黄永宏访问了柏林，德国海军中将简·克里斯蒂安·卡克（Jan Christian Kaack）则于2023年5月到访新加坡并参观了其海军基地，双方在这两次访问中均就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应对“区域安全挑战”交换了意见。此外，新加坡还借助“五国防务安排”进一步强化与英澳等国的“安全共识”，并多次重申要坚定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新加坡的这些做法显然有其自身的逻辑，这就是更多外部力量的引入，将不仅有利于在本地区打造“多元平衡”进而构建包容性安全架构，也将为其大国平衡外交的开展提供重要助力。

3 推动新加坡平衡外交发展的主要原因分析

近年来新加坡对外政策的上述发展，是其在继续秉承平衡外交传统的基础上，积极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而进行理性调适的结果。这些调适既是其传统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目标依然发挥主导作用的体现，也是它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和地区局势动荡背景下所作出的一种理性的政策反应，归根结底是由其国家利益的客观需求和长远目标所决定的。具体而言，推动新加坡平衡外交发展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在内的各个方面，既是其谋求进一步提升战略自主程度、实现“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其追求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其力求影响和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本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

第一，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平衡外交或曰等距离外交（Equidistant Diplomacy）是中小国家为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安全与利益、塑造国家的中立形象而施行的一种外交策略。一般来说，小国利用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施展平衡外交，可以较为有效地扩大政策的回旋余地，为自身发展创造出最基本的安全空间。因此，对于小国而言，战略平衡与战略自主实际上就成为“一体两面”的关系，而且小国实施平衡外交越彻底，其不被大国操控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新加坡来说，优渥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其容易引致大国的觊觎，而高度的脆弱性也使其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存有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不得不通过大国平衡外交来为自身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实际上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再到李显龙，几代新加坡领导人都是借由平衡外交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新加坡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战略自主，进而有效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不过对于小国来讲，平衡外交的实施方式及其效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大国之间的关系状态及其性质，往往只有当大国博弈明显加剧的时候，小国的战略价值方能凸显出来。如果大国竞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小国的战略空间又会被显著地压缩，其在大国之间施行平衡外交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这就需要其采取更为适切的平衡策略，为确保自身的战略自主创设必要的条件。冷战结束以来，新加坡外交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在中美之间维持战略平衡，同时不断提高本国对于两国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说，新加坡是其主要的安全合作伙伴，也是其联盟体系网络构建中的关键节点。对中国来说，新加坡又是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协调与东盟合作关系中处于关键位置。从理论上讲，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处于相对均衡的竞合状态，应当最有利于新加坡保持其战略自主，正如李光耀所言，“大象打架，小草会遭殃；大象调情，小草同样会遭殃。”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态势的增大和合作空间的压缩，新加坡不得不在大国平衡外交的实施过程中变得更为谨慎，这也决定了其在如何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并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

从新加坡的国家发展进程来看，它向来不满足于一直做一个政治小国，而是希望通过积极参与本地区乃至全球事务，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更多体现其发言权和影响力。比如有学者指出，新加坡虽然并非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但却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执意发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借此机会强化其区域话语权，以提升本国在东盟中的领导力。对新加坡来说，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继续施行平衡外交可以为其提升战略自主性创造条件，而较强的战略自主性又能够作为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助力其实现“小国大外交”的政治需求。在这方面，东盟显然是其施行大国平衡战略的最重要依托，也是其追求“小国大外交”的最关键平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东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地区协商与对话机制，事实上新加坡也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机制与域外大国展开平衡外交，在推动构建地区均势的同时有效扩展了与各国的合作空间，进而达到了有利自身发展的目的。通过这些努力，新加坡得以从一众东南亚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发达的经济体，而且每每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出重要声音，俨然成为了践行“小国大外交”的成功典范。可以说正是这些历史经历和经验积淀，使得新加坡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认知，并因此对于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平衡外交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面对中美两国的“竞相拉拢”，新加坡并没有明确“选边站队”，而是开始重新反思小国的“生存之道”，甚至于以李光耀百年冥诞为契机召开的“亚洲前瞻峰会2023”，也是将主题定为了“探讨新加坡和亚洲如何在动荡的时代构建未来”，这说明对于如何在中美之间继续开展平衡外交，新加坡有着自己更为深刻也更为审慎的战略考量。

第二，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转口贸易。直至独立之后，才通过颇具特色的工业化发展和国家治理，逐步实现了产业的多元化和国家现代化。特别是伴随许多巨型跨国企业纷纷在此建立亚洲总部，新加坡由此成为了著名的国际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不过，尽管目前转口贸易在其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已经大幅下降，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依然表现出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原本令其引以为傲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也使其经济安全的脆弱性日趋凸显。实际上，就连目前支撑其工业发展的精密工程、电子制造和运输工程等先进制造业，也已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畅通，这也在根本上暴露了其资源禀赋的明显不足。在此情况下，新加坡意识到必须适时调整发展理念，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把经济的弹性、应对性和可持续性放在突出位置，通过构建“复合依赖”摆脱“单向依赖”，从而提高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为此，它一方面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开放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则在科技研发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并把构建和打造世界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愿景。早自1991年起，新加坡科技局就已启动了一个“研究、创新和企业计划”（RIE），旨在优先培育科技人才和重点推动企业创新。而在“RIE 2025计划”中，又明确提出要“增强新加坡的长期竞争力，巩固自身作为全球及亚洲的科技、创新和企业节点的位置。”这表明新加坡已经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视为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以更为适切的平衡外交处理好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实现这一关键目标的必然之选。

特别是在数字产业领域，这种必然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般来说，在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中，大国的相对优势比较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大数据资源、数据技术研发、数字产品市场供给与需求、数字企业及数字产业、数字规则制定等方面，拥有着小国难以匹及的体量和能力。而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在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时，只有通过与数字大国的合作以弥补自身数字资源相对匮乏的缺陷，才能使自己成为全球数字革命中领先梯队的一员。从产业对接的角度看，中美对于发展数字经济都有着强烈需求而且前景广阔，新加坡选择加强与两国在相关产业的合作也就成了必然之势。为此，它一方面通过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融入美国主导构建的地区数字经济网络，并通过主动开展“关键与新兴技术对话”来强化双方的科技协作，以寻求美国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在对华经济外交中把数字产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着力强化双方的产业政策协调和政府间数字合作项目建设，这显然是希望能够从与中美两国的合作中同时获得益处和助力。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中国、美国和欧盟都在争取主导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权，并已形成了各自的数字经济治理方案，新加坡更多倾向于利用本国的贸易优势重点发展数字贸易。2020年6月，新加坡和新西兰、智利共同发起的数字贸易规范性文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成功线上签署，之后又吸引到中国、韩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申请加入。这反映出新加坡也在积极利用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旨在培育和塑造本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特长和优势，以实现其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

第三，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按照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说法，自20世纪50年代起，亚太格局便形成了一种均势状态，其核心是苏联集团与美国同盟体系之间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在这种均势状态下，双方均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亦不谋求破坏对方的领导地位，由此塑造出了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称的“长和平”时期。冷战结束后，虽然该地区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均势状态仍然得以延续下来，因为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主要力量之间保持了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竞合关系，它们的彼此制衡有效地限制了某些行为体的单边倾向，而它们的相互依赖又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该地区格局的总体稳定。不过，伴随近年来中美博弈的明显加剧，美国一方面致力于打造以“四边安全对话”（Quad）为核心的印太地区军事网络，并试图将其发展成为“公开对抗中国的实质性联盟”，另一方面也显著地提升了在中国周边炫耀武力的频度和力度，不断地在相关海域和空域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宣示以及联合演习、军事侦察等活动，这不仅使得大国间竞合关系很难得以维系，地区均势格局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新加坡的国家安全思维曾被形象地表述为“鱼群策略”，意思是其要成为一条“融入鱼群的小鱼”，在群体当中寻找安全感。这里所说的“鱼群”不仅是指多层级的安全防务体系，实际上也包括各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形成的均势格局。对此李显龙曾有一段较为深刻的表述，即认为“大国能够相互制约，使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控制整个地区，如此一来，小国就能在它们之间的空隙中生存”。虽然他也承认“这不是一种最安全的办法，因为均势格局是不断变化和不稳定的，如果其中某个大国改变政策或者退出，均势就会被打破。”但这恰恰也提醒新加坡需要根据地区格局的变化，适时调整安全策略以促进新的地区均势的形成。为此我们看到，面对中美博弈带来的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新加坡首先选择把深化新美合作关系摆在突出位置，欢迎美国继续增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是因为自冷战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加坡已经牢固地形成了美国是东南亚最佳“离岸平衡手”的惯性认知。直至今日，美国不仅可以在新加坡继续享用樟宜（Changi）、森巴旺（Sembawang）海军基地和巴耶利峇（Paya Lebar）空军基地的军用设施和后勤服务，而且还与新加坡建立了常态化的安全战略对话机制，并定期举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军演，俨然已成为新加坡外部安全产品的主要供给方。不过新加坡也意识到，要构建起真正有效的地区安全均势，不能仅仅通过加强美国的参与，还必须扩大安全合作的范围，让更多的域外国家成为利益相关方，进而实现地区安全的“再平衡”。为此可以看到，在暂不加入美国“印太集团”的前提下，近期新加坡明显地加大了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安全互动，其中涉及防务技术交流与合作、武器装备交易、海上安全合作等在内的多项内容。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开始有限度地加强与中国的防务交流，目的是让中国能够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创建地区秩序。因为新加坡清楚地知道，如果缺少了中国的安全参与，所谓的大国均势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4 制约新加坡平衡外交发展的几个关键因素

在美国对华竞争的背景之下，新加坡继续秉承其平衡外交传统，以寻求支持为重点发展对美关系，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发展对华关系，并试图以“再平衡”为重点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这些做法势必会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产生一些连带效应。比如，它将有助于新加坡在大国博弈中继续发挥“诚实中介”作用，为维护东南亚地区的总体和平与稳定增添积极力量，同时也将有利于强化地区发展的韧性，为推动东南亚经济转型升级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不过，新加坡为打造地区“多元平衡”而积极引入更多外部力量的做法，也必然会对东南亚地区国际环境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可能加剧南海问题“国际化”并使地区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当然就目前来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前景和实施效度仍然有待观察，它能否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将该战略贯彻到底也还存在诸多变数。而且，平衡外交毕竟不同于等距离外交，这决定了我们不应该期待未来新加坡对待中美关系的所有方面都能保持完全平衡的状态，更不应该指望它在所有重要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都能够站在中国一边。因为即使是平衡外交也有着对称平衡与非对称平衡的程度之分，而绝对意义上的完全平衡实际上是很难实现也很少出现的。具体来说，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新加坡平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限制了新加坡平衡外交发展的空间。虽然新加坡与美国之间并非盟友关系，但两国在政治、经贸、安全等领域的深度交往使其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视为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对于美国在安全与经济上的双重依赖则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新加坡的战略自主，使它不得不将美国的利益关切更多纳入其对外政策的考量范围。正是这种深度伙伴关系在根本上奠定了新加坡外交的基础，实际上也框定了其外交发展的空间和限度。进一步讲，即使是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之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也需要保持在新美伙伴关系的框架之内，而绝不可能完全违背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意愿。

在安全方面，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是将美国视为“良性可靠”的安全力量，认为美国的地区存在是使亚洲能够享有和平与稳定的决定性原因。实际上，它之所以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安全伙伴，也并非完全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衡量自我实力与判断外部环境之后自主选择的结果。早在2005年，新加坡便与美国签署了安全合作战略框架协议（SFA），据此美军可以通过轮换的方式使用新加坡军事基地，其海空力量得以名正言顺地进驻新加坡。在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多年来美国不仅向新加坡提供了包括军备武器在内的各类安全资源，而且双方在反恐、太空、网络安全和海上安全等领域均已建立了极为通畅的交流与合作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加坡对于美国的安全依赖，也决定了其在重要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不可能完全违背美国的意志，而是必须服从其总体战略安排。因此可以看到，在包括“南海仲裁案”以及俄乌冲突等问题上，新加坡都表现出了与美国大体相近的立场。在近期的巴勒斯坦入联问题上，尽管新加坡投下了赞成票，但仍表达了对于哈马斯组织的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将不会与否认以色列国家存在的组织开展任何合作。另外，通过美国的“牵线搭桥”，近年来新加坡还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进行了相关合作并且进展顺利。只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些合作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难以与新美之间的深度安全关系相媲美。

在经济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新之间的经贸关系实现了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迄今为止，美国仍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目前仍然有大约5400家美国企业在新加坡运营，涉及新美两国间的各类贸易协定也达19项之多，这说明新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依然具有坚实的基础，并且也会不可避免地对中新关系的发展形成掣肘。需要看到的是，新加坡对于美国的需求不仅表现为长期以来对美国资本和市场的依赖，更关键的是它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尤其是其产业的升级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太空科技等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实际上，近年来新加坡在美国对华科技遏制问题上之所以频频发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非常不希望美国的制裁波及自身或者迫使其放弃部分在华利益，只不过在客观上起到了助力中国的作用而已。考虑到近期美国在继续利用盟伴体系对华施压方面仍然呈现有增无减的态势，而且供应链重塑和数字科技发展等领域依旧是主要施压方向，因此，如若未来美国进一步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增强政策协同性，甚至扩大制裁的范围，那么新加坡也极有可能会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产生更多顾忌，甚至可能会不得不依照美国的要求减少与华经贸和技术往来。

第二，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决定了新加坡平衡外交发展的不稳定。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脆弱性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进而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实用主义构成了其对外政策的底色，而所谓平衡外交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正如其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长沈颖所言，新加坡的对外政策“以原则为重，而非以寻求平衡为重”，“必须充分代表公民的利益”，“新加坡能否享有国际空间，取决于大国是否存在合作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不可能在对外关系上推行完全理想化的等距离外交，而必然是在对利益与风险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实施有选择、有侧重的“相对平衡”外交。特别是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其对外政策中的实用主义逻辑和逐利色彩会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也决定了其平衡外交发展的不稳定性。

有研究指出，在大国之间开展竞争的状态下，小国往往“会依照两个大国释放信号的成本来判断其承诺的可信度，从而采取不同的政策立场来表达对大国地位的支持或质疑。”对于新加坡来说，面对中美博弈的不断加剧，它更多地会根据与两国接触所能带来的收益与可能遭遇的风险来决定与双方合作的深度，进而相应地对其平衡外交政策作出调整，这在其近年来的对美对华关系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于东南亚地区的重视不够，新美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不多，特朗普甚至连续三年缺席东盟峰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对于美国的信心，甚至引发了对其战略承诺的广泛质疑。相反，在此期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相对克制态度以及中新经贸关系的积极向好态势，使得新加坡更愿意主动改善和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两国交往也由此走出波折期而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在拜登就任总统后，由于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密集派出高级官员访问东南亚并承诺加大对该地区投入等举措，新加坡又开始显著加强与美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之间的深度伙伴关系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需要看到的是，工具理性是新加坡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主要动力，这种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新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而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实施效度。一般认为，在东南亚国家当中，新加坡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最深，同中国利益的融合也最为密切。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新加坡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可以说目前中新之间最为坚实的共同利益也是来自于经济层面。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加上美国对华“脱钩断链”的不断加码，新加坡未来能够从中国获得的经济收益可能会有所减少，这必然会对其继续深入推进对华关系的意愿和信心造成一定影响。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进一步引发外界对其增长前景的担忧，为此黄循财在2023年底访华最后一天专门表态“永远不要押注中国衰弱”，并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给新中双边合作带来巨大机会”，这种特意的回应显然体现了他对两国关系发展继续保持动力和活力的期望。

第三，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增加了新加坡平衡外交发展的不确定性。202４年5月15日，黄循财接替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标志着新加坡政局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第四代领导团队的代表，黄循财不仅深受政府高层的认可，而且民间社会也对其执政能力颇有信心。自就任副总理以来，无论是在中美关系、中新关系等议题上，还是在具体的涉华外交活动中，黄循财都表现出了平衡与务实的外交风格，在近期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他还明确表示将不会在亲华或亲美上有所选择。另外，从此次权力交接的安排来看，李显龙在卸任总理之后还将担任国务资政一职，意在继续为新加坡过渡时期的内政外交提供指导。就目前情况看，新加坡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思路大概率将会延续以往，其在大国关系上所秉持的中美平衡外交也将会继续得以维持。不过，由于近年来新加坡的国内政治生态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执政压力，这使其平衡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在社会层面，都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

一方面，新加坡政界虽然对于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外交的态度相对一致，但对于应当如何扮演好小国角色却存在着较大分歧，这种事关小国外交原则的争论也自然延伸到了某些对华关系问题上，并一度引发政府内部的激烈辩论。比如在“南海仲裁案”期间，时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曾在《海峡时报》刊文，认为“小国的行为就该像小国”，新加坡应当吸取卡塔尔断交事件的教训。对此，时任新加坡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和内政部长尚穆根（K. Shanmugam）均公开批评马凯硕的言论过于“软弱”，他们尤其强调小国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不能一味“忍受欺负”。另一方面，冷战时期的新加坡为消弭外界认为新加坡是“第三中国”的误解，曾刻意保持与中国的政治距离，并在国内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减少华族对中国的情感认同。尽管在两国建交之后，新加坡更为强调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并逐渐恢复华族的文化属性，但是在多种因素的长期作用之下，其社会心态已然出现了一些“疏华亲美”倾向，并且在近年来呈现出了逐渐加重之势。比如最新发布的《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显示，在“东盟的被迫结盟选择”以及“本国与中国未来关系展望”等问题上，新加坡受访者的回答情况与东盟整体的回答情况就出现了较大差异，相比于50.5％的东盟地区受访者认为若必须“选边站队”就应选择中国，高达61.5％的新加坡受访者则认为在此情况下应该选择美国。此外，相关调查还显示，近年来在新加坡华族社会中英语使用渐呈风尚，华文教育反倒日渐衰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新加坡华族的文化认同已不同于前人。

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社会在涉华心态上的上述变化，传导至政治层面就容易转化为对某些惯例的“不满”。比如作为一种长期以来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新加坡在领导人构成上一般是选择由非华族人士担任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总统，而由华族人士担任掌握实际权力的总理。不过在2023年总统选举之前举行的一次集会中，时为候选人的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已经公开喊出了“新加坡已准备好接受非华族总理”的口号，这说明新加坡的内部环境和政治生态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种情况很难说不会对其平衡外交发展产生新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长期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支持度开始出现走低，其在2020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已经跌落至61.2％，而反对党所获得的议席数则创下了历史新高。尽管人民行动党一直与保守民族主义保持着距离，但是着眼于长远的政权稳定，为了应对选举压力和迎合民众心理，很难说新一代领导团队不会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一定的调整，比如通过适度的对华强硬来换取部分华族和其他族裔的支持，这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平衡外交发展的不确定性。

5 结语

总体来看，出于风险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未来新加坡继续在中美之间秉持平衡外交的思路大概率将会延续，这也是其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所能作出的最为明智的选择。不过，平衡外交毕竟不同于等距离外交，对其发展前景的判断也需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因为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际上框定了新加坡对外政策调整的空间和限度，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则决定了其对华对美态度必然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之中，再加上其国内政治生态可能发生的某些变化，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平衡外交发展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可以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对其发展进程予以积极引导。一是继续深入推进中新之间的经济合作，以使彼此的共同利益能够更加坚实和稳固。比如，可以加大与新方在数字技术应用、人工智能、环保技术以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力度，让其更多感受到中国发展的机会和潜力；二是继续坚定支持新加坡在东盟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在不断增进双边政治关系的同时，通过“东盟方式”更好地对其外交政策发挥有效“规制”作用；三是鉴于新加坡是一个高度讲求实用主义的国家，其在外交场合的言辞和表态不一定反映其真实意图。因此，在对其相关政策进行研判时不仅要“观其言”，更应该“察其行”，以确保作出更为精准的政策应对。

文章来源 |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年第3期

作者 | 王传剑、刘晓健，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编辑 | 陈炫伟

校对 | 李子熙

文章来源：东南亚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稿件，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东南亚学人立场。

CPTPP各国态度不一，未来中国该何去何从？

东盟方式解决缅甸危机——最不坏的选择?

东盟的小多边合作有助于应对多边主义挑战

聊一聊中国—东盟数字丝绸之路究竟该怎么建？

东南亚学人

东南亚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公益平台，多维度推送研究精品，立体化建构互动交流。投稿荐稿请联系邮箱：aseanoutloo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