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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竞超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4期发表《迈向“准同盟”：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动因与前景》（全文约2.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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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竞超在文章中指出，日菲强化海洋安全合作、迈向“准同盟”并非偶然现象，可谓多重因素交织产生的结果。一是受美国同盟体系转型、安全承诺下降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日菲需强化彼此合作，迎合美战略转型的同时，对冲因美国相对衰落产生的安全风险。二是日菲面临共同的安全议题，两国既需合作应对菲律宾附近海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需将东海、南海争端“关联化”，目的在于固化既得非法权益，协同分解中国政治、军事资源。三是日菲对外战略需互相借助。日将菲作为构建亚太“准同盟”体系，提升在地区乃至全球领导力与影响力的重要一环,而菲则需借助日更好地施展大国平衡外交，在中国与美日间左右逢源，以期获得最大收益。当前，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拜登政府持续诱压的背景下，日菲对外政策均出现了较大转变。展望未来，日菲海洋安全合作既面临“机遇”，也存有挑战，需综合研判两国合作走向。 日菲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并非偶然现象，除了受美国同盟体系转型、安全承诺下降等外部压力的影响，也受两国亟须共同应对安全议题、协作推进彼此对外战略等内生动力的驱动。 首先，美国对亚太同盟体系的管理、变革以及其自身实力相对下降迫使日菲调整安全战略，加速了两国的合作进程。对于日本而言，一方面，其希望攫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调整带来的战略收益，巩固日在美同盟体系“次轴心”的战略地位。奥巴马执政时期，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展开，美国日渐意识到原有亚太同盟体系的弱点，即美国是整个体系唯一的联结点，与多个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安全联系，但是其亚太盟国之间却由于种种原因，彼此鲜有直接进行安全合作的渠道和机制。拜登执政后，力图巩固并扩张美国同盟体系，在此基础上打造囊括主要盟国与伙伴国的亚太盟伴体系。 在此情况下，美国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政策：一是继续投入政治、军事资源在南海乃至亚太地区遏制中国；二是强化与盟国、伙伴国防务合作；三是大力鼓励日菲韩澳等盟国间开展合作，意图在减轻美防务压力的同时，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的威慑力。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友，需配合美国战略调整，强化与澳、菲、泰等间接盟国的安全关系，发展双边与小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力相对衰弱、对盟国安全承诺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日本希望借与菲、澳等间接盟国及印、越等伙伴国的安全合作，在传统日美同盟之外开辟新的安全合作体系，对冲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后自身“被抛弃”的风险。 对于菲律宾而言，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并不意味着放弃美菲同盟关系。杜特尔特执政后，调整了阿基诺三世时代“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力图在中美日等大国间寻求平衡。然而，基于美菲关系的特殊性、菲国内亲美势力的干扰，菲当局不可能全然不顾及美国的外部压力。菲律宾北临中国台湾地区，西濒南海，东望南太，位于美亚太同盟体系的“北锚”日本与“南锚”澳大利亚的中间位置，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地缘政治价值，对美变革、夯实亚太同盟体系，强化对台海、南海事务干预能力，进而对华进行长期遏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美国的诱压下，菲在保持与美传统关系的同时，需与日澳等“间接盟国”密切安全合作，以巩固并强化美亚太同盟体系。 其次，美国与日菲对于维持亚太地区海洋秩序具有高度一致性，并利用“基于规则”“自由航行”等国际规范加以粉饰，从侧面推动了日菲合作。近年来，中国在东海、台海、南海的正当维权行动，以及在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正常海外投资被美日等国“污名化”，无端指责中国凭借实力“动摇”“颠覆”现有亚太海洋秩序。在此背景下，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地处亚太核心区域的菲律宾被美日高度重视。美国希望通过日菲强化安全合作，形成美日菲小多边机制与美日菲澳四边联动体系，以更有力地制衡中国，维持既有亚太海洋秩序，日菲对此也予以了高度认可。美日菲以上意图在近期有明显体现。2023年2月，美菲国防部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全面加速实施《加强安全合作协议》(EDCA),美国将新启用菲四个军事基地，其中有两处基地分别位于吕宋岛、巴拉望岛，强化对台海、南海干预能力的意图昭然若揭。而与美菲互动时隔不久，日菲就实现首脑会晤，着重强调通过安全合作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海洋秩序”。此外，在美国的推动下，美日菲澳正在形成“维持印太海洋秩序同盟”，这也在侧面助推了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发展。 除了美国因素，日菲对于共同威胁的感知与应对，是两国深化安全合作的关键内因。共同威胁既来自两国与中国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也来自彼此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共同关注。一方面，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地缘政治压力，构建东海、台海、南海的联动机制，是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重要考量。相较于中日在东海、钓鱼岛的博弈和持续较量，近几年南海问题的热度虽已相对冷却，但仍暗藏危机。基于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其仍为干扰中菲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客观上为日菲合作提供了空间。应当看到，即使在中菲关系总体融洽的杜特尔特时代，两国围绕南海问题依然龃龉不断。如2020年7月，菲律宾外长洛钦公开表达了对中国宣布在南海举行军演的担忧；2021年3月，菲律宾国防部就南海牛轭礁发现220艘中国“民兵船”事件，称其是“明显的挑衅行为”，并要求中国撤走这些船只等。近两年来，随着台海问题日益凸显，紧邻中国台湾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被日美高度关注。日本期望将分布于本国西南诸岛与菲律宾吕宋岛、巴拉望岛的美军基地南北呼应，因此台海问题也成为日菲互动的全新考量。在此背景下，日菲间达成默契，即通过海洋安全合作，将东海、台海、南海事务互相关联，构建联动机制。在此机制下，日菲彼此在海洋安全装备与技术、海洋双多边演练、港口停泊等方面互相支持，并依据对华关系态势适时打出“东海”“台海”“南海”牌，彼此“巧妙配合”，尽可能消耗中国战略资源。 另一方面，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为日菲共同关注的议题，关乎两国国家安全，同样助推两国合作。棉兰老岛、苏拉威西海等为全球海盗和武装劫船、海上恐怖主义等海上犯罪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困扰菲国多年。近年来，菲律宾海上恐怖主义与海盗集团有合流的趋向，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难度。海上恐怖主义分子通过提供给海盗武器、通信装备，从海盗集团获得了大量资金，而海盗通过恐怖组织渠道，获得了杀伤力巨大的重型武器、卫星电话、全球定位系统、高性能快艇等现代化装备，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行动能力。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需要较强的海警力量与相关装备，菲律宾限于国力，亟须别国予以援助。不仅是菲律宾，日本对以上区域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样高度关注。棉兰老岛、苏拉威西海周边国际贸易航线密集，为日本传统海上生命线的核心组成部分，故其同样面临严重的海上通道安全威胁。日本既有丰富的治理海上跨国犯罪经验、先进的海洋安全装备与技术，也对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颇为重视，长期以来提供了大量援助。日本海洋政策本部2022年7月出炉，并直接提交给日本首相的建言书即表示，为了保障日本海上能源、贸易通道安全，2023年启动的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应着重强化日本与东盟国家双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构建稳定持久的安全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成为日菲强化合作的重要动因。日本通过对菲提供岸基雷达、巡逻艇、海上安保人才培养项目等援助，不仅对菲应对日益猖獗的海上犯罪问题提供了助力，维护了本国海上生命线安全，也借此大大密切了与菲海洋安全合作关系。 （三）战略动因：日“准同盟”体系构建与菲外交政策调整 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发展与两国推进各自国家战略的诉求息息相关。对于日本而言，菲律宾是其提升战略自主性，在日美同盟之外打造亚太“准同盟”体系的关键一环。对菲律宾而言，发展对日海洋安全合作、构建两国“准同盟”则基于其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 与传统同盟不同，“准同盟”在主权让渡、合作形式、具体功能、目标指向上的较大弹性，为日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空间，其将“准同盟”战略作为实现对外安全目标、构建国际双多边安全合作体系的重要切入点。 何为“准同盟”？与传统同盟相比，“准同盟”虽同样具有安全合作安排等因素，却在内涵与表现方面明显不同。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表示，同盟是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他强调：“如果我将分析的范围仅限于正式联盟, 就会忽略许多重要案例。精细的区分可能导致曲解而不是揭示，例如对正式与非正式联盟的区分。”车维德(Victor D. Cha)以美日韩关系为例，认为美国虽与日、韩分别结盟，但美日韩三国并未签署实质性同盟条约。车维德将此类具有安全合作安排却未正式缔约的机制称之为“准同盟”。我国学者孙德刚认为，“准同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次级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针对外部对手的安全合作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同盟战略的执行依靠法律约束力(硬约束) ,“准同盟”战略则依靠道德约束力(软约束) ,“准盟友”之间在次级安全合作协定基础上达成的共识一般会成为道义约束力的基础, 对“准同盟”战略起到引导作用。因此，“准同盟”不必拘泥于正式军事盟约，如国家间针对特定对手形成安全合作安排，即可视作“准同盟”范畴。“准同盟”约束力并非来自盟约的强制约束力，而是来自各国安全合作安排基础上形成的政府间共识。 关于“准同盟”发展水平的评估标准，各国官方与学界曾有诸多讨论，已基本形成统一看法。以日本为例，时任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官方背景学者庄司智孝和佐竹知彦等持有类似主张，认为除了首脑会谈机制外，“2＋2”机制构建、相关安全合作协定的签署情况，是评估“准同盟”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准。我国学者也有相似观点，认为日本与“准盟国”合作框架一般应具备以下三大要素：一是日本与“准盟国”首脑会谈机制。双边首脑通过频繁会谈，围绕双边关系进行顶层设计，并通过首脑声明或宣言予以明确宣示。二是日本与“准盟国”通常具有较完备的安全合作机制，“2＋2”机制则为其关键所在。三是日本与“准盟国”须具有相关配套安全协定，并据此在相关领域开展切实安全合作。 通过梳理日本多年来的政策实践，可发现其着力与各国签署“五大协定”，即《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政府安保能力强化支援协定》《互惠准入协定》，分别指向了军事后勤与物资合作、情报共享与交流、防卫装备、技术出口与援助、军队互访与演练等多个领域。综合日本官方立场与学界研究成果，本文将首脑会谈、安全合作机制（“2＋2”机制为代表）构建、安全协定签署情况作为评估日菲“准同盟”发展态势的基准。 参照“准同盟”主要评估标准，日菲间不仅已具备首脑会谈、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安全合作协定也相继签署，处于快速发展期。从首脑会谈来看，日菲自阿基诺三世执政至今，展开了绵密的首脑外交，为两国协调彼此立场、提升双边关系级别奠定了基础。从安全合作机制来看，2022年4月日菲启动“2＋2”会谈机制，2024年7月8日两国举行第二次“2＋2”会谈，意味着日菲“2＋2”机制已日趋成熟，步入常态化运行阶段。在“2＋2”机制外，日菲海洋磋商会议等辅助性机制也相继建立。 在安全合作协定方面，日菲已签订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政府安保能力强化支援协定》，而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互惠准入协定》也于2024年7月8日签署，将大大提升日菲军事力量的双向部署、双多边军演效率,标志着日菲“准同盟”基本形成。此外，日菲“准同盟”具有鲜明的涉海属性，不论是首脑会谈、“2＋2”机制，还是签署的各项安全合作协定，海洋安全均为核心议题。可以说，日菲海洋安全合作与两国关系提升、“准同盟”构建已形成较明显的逻辑联系：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发展为两国迈向“准同盟”的重要动力；日菲关系持续向“准同盟”提升则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日本通过海洋安全合作推动与菲律宾“准同盟”建设，折射出其深层考量。长期以来，日本对日美同盟高度依赖，不仅面临“被牵连”“被抛弃”的同盟困境，也难以彰显自身存在感，不利于日本政治、军事大国目标的实现。为了提升本国战略自主性、强化对华制衡能力，构建“准同盟”体系成为日本政府的现实抉择。可以说，“准同盟”是日本囿于宪法限制和历史原因对外所能采取的、除日美同盟以外的一种次高级“联盟”方式，其在属性上更多地体现为构建以价值观为基准的海洋安全“民主联盟”。日本通过海洋安全合作，不仅期望加速与菲“准同盟”建设，也谋求以菲为支点，将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纳入“准同盟”阵营，助力构建亚太“准同盟”体系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 菲律宾对日强化海洋安全合作、构建“准同盟”，则来自该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其希望借此更巧妙处理与中美日等大国关系，获得最大收益。阿基诺三世时代，菲律宾放弃了多年的大国平衡外交路线，对美日采取了明确的追随政策，借南海争端对华制衡，但整体效果并不理想。菲律宾国家利益也因中菲关系恶化、周边安全环境紧张遭到反噬。杜特尔特执政时期，菲律宾基于国家利益取向，不再明确在中国与美日间“选边站队”，回归了大国平衡外交路线，更多的是期待借助日本巧妙处理与中美关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菲律宾欲借日菲安全合作平衡和牵制中国，避免外交完全转向对华关系轨道，确保菲外交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基轴进行运作；另一方面，菲期待通过强化日菲安全合作、深化两国关系，加大菲律宾在中菲关系中的砝码，从中国获取更多资金技术援助，进而再将中菲关系作为与日本谈判的砝码，使菲律宾在中日关系不稳态势下能够在中日间两面获益。此外，日本作为美国主要盟友，可发挥美菲关系中介、桥梁作用，防止美菲关系完全脱轨，以免菲律宾大国外交再次“失衡”。因此，日本为菲律宾重塑中菲、美菲关系的重要借力。菲深化对日海洋安全合作，有利于不断提升菲日关系层级，进而为菲更好地“借力打力”，为其在大国间寻求战略平衡创造条件。 小马科斯执政以来，菲律宾基本背离了杜特尔特对华立场与南海政策，呈现借助美日对华施压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小马科斯不仅修复、强化了菲美同盟，也力图借助日本进一步强化对华制衡能力。菲律宾意识到菲日不仅同为美亚太盟国，且同样与中国存在错综复杂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纷争，日本是亟须重点争取的“合作伙伴”。因此，以海洋领域为切入口，通过发展菲日海洋安全合作、构建菲日“准同盟”，在东海、南海协同牵制中国成为小马科斯政府的现实选择。应当说，菲律宾对日本的争取得到了对方“颇为积极”的回应。典型表现在于，中菲围绕仁爱礁事件矛盾凸显背景下，日本外务省在2024年3月发表的公开声明中，明确为菲“站台”，指出所谓中国的举动“将破坏南海航行自由、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强烈反对一切在南海凭借武力改变地区现状、推升地区紧张对峙的行为。因此，自阿基诺三世时代至今，菲律宾发展对日海洋安全合作，主要目的在于呼应自身外交政策的调整。当前，小马科斯政府借海洋安全合作构建菲日“准同盟”，也是其推动南海争端国际化、引入域外大国力量对华施压外交路线的具体投射。 日菲海洋安全合作“受益”于若干有利因素。首先，应当看到，菲律宾仍然坚持将南海问题作为强化与美日关系、运筹对华外交的关键“底牌”，借此牵制中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即便杜特尔特时代，菲这一政策也不曾改变。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声明也强调，如果在南海发生对菲律宾政府船只的武装袭击，将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而日本同样对介入南海问题、将南海争端国际化着力颇多。因此，南海问题既是影响中菲关系的最大“负资产”，也是日菲、美菲安全合作的主要“催化剂”。 其次，美国诱压将是日菲安全合作的长期外部动力。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持续推进，团结盟国、伙伴国共同遏华，鼓励盟国间强化安全合作的路线将长期存在。这意味着拜登政府已彻底修正特朗普时代路线，继续推进奥巴马变革亚太同盟体系的进程。在美国的影响下，不仅日菲将继续深化发展安全合作，美日菲小多边合作也将逐步壮大。美国这一政策趋向在与日菲的三边互动中多有体现。如2022年9月，美日菲三国代表齐聚马尼拉，美国代表团副团长雷蒙德·格林（Raymond Greene）发表讲话，批评中国“日益敌对的海上行动”对资源丰富的亚太地区海上通道安全构成“威胁”；日本防卫政务官小野田纪美（Kimi Onoda）则表示，日本和菲律宾作为海洋国家，面临共同的安全挑战，相关国家试图单方面改变南海和东海现状；菲律宾驻日大使馆临时代办罗伯斯皮尔·玻利瓦尔（Robespierre Bolivar）对美日进行了积极呼应，强调促进三国间的合作对帮助保护菲律宾的海洋利益很重要。又如2023年2月，美菲在达成加速实施EDCA后不久，日菲领导人即实现会晤，并就进一步促进安全合作达成共识。美菲、日菲会晤短时间内相继举行绝非偶然。 可以说，美国主导、日本协助、菲律宾呼应的美日菲小多边机制已日渐成型。因此，应认识到，小马科斯政府对华政策实则存在“明暗两线”，明线体现为继续执行大国平衡外交路线、维持中菲关系大局，暗线则体现为联合美日遏华、在亚太牵制中国。在中国与美日博弈常态化背景下，小马科斯政府将会依据国际局势、菲与中美日关系的走向灵活运用“明暗两线”，相机获取本国最大收益。 再次，日菲对共同威胁的感知将是两国深化安全合作的长期动力。一方面，打造东海、南海联动机制，共同牵制中国，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等是日菲共同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菲律宾面临的各类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积弊已久，且严重威胁到日本海上生命线安全，需日菲“久久为功”、合作治理。以上两方面议题，意味着日菲将长期面临共同安全威胁，两国共同安全利益基础较为牢固，这也为日菲海洋安全合作提供了较充足的动力。 在拥有诸多“利好”因素的同时，日菲海洋安全合作也存在若干制约因素。首先，日菲尽管均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但两国对华立场仍存在较大分歧。随着日美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全面制衡的态势已日渐清晰。因此，对日本来说，除了日菲关系带来的经济利益，追随美国、利用菲律宾来制衡中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对菲律宾而言，不论是杜特尔特政府还是小马科斯政府，在承认美菲特殊关系、借美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同时，菲律宾也期望表面淡化对华排他性，其底线在于美不利用菲“直接制衡中国”，并希望对华强化各类功能性合作，特别是争取中国对菲“大建特建”（Build, build, build）等计划的支持。与日本“对美一边倒”的倾向相比，菲律宾更多地体现出政治投机心态，意图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实现自身利益，包括吸引投资和实现安全方面的保障。此外，由于日菲国家体量不一，两国应对中国反制的能力存有较大差异。一旦中国采取较强硬的反制措施，日菲对华政策恐难有效协调，两国海洋安全合作规模也将因此受限。 其次，南海、东海争端现状与前景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当前，中菲、各南海沿岸国双多边功能性合作已取得积极进展，为各国带来了切实的经济红利。以中菲为例，2017年中菲建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BCM），在该机制下双方就两国间涉海问题深入沟通对话，妥善处理海上分歧，推动在海上搜救、海事安全、油气开发、海洋渔业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中菲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目前“南海行为准则”在加速磋商，包括中菲在内的南海沿岸国家有望进一步减少分歧，管控危机，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菲强化与域外大国开展安全合作、协同遏华的意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日围绕东海及钓鱼岛争端，迄今为止除了构建起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外，取得的进展比较有限，前景也难言乐观。因此，日菲与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态势不一，这也将使日菲在针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合作方面存在“温差”。 再次，东盟的立场将会制约日菲合作。对于东盟来说，不希望出现的局面是，因美日等国“印太战略”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衡，使得中美博弈的态势进一步加剧，甚至未来在东南亚地区发生冲突，使东南亚成为大国“博弈场”。如此一来，东盟成员国在美日的诱压下，将被迫在中国与美日间“选边站队”，使得东盟面临分裂的局面。因此，东盟为了强化其中心性与统一性，不会允许成员国与域外大国构建“准同盟”、加剧地区阵营对抗烈度等情况出现。在此局势下，东盟将可能明确反对菲律宾与日本深度开展海洋安全合作、协同遏华。 最后，小马科斯政府对日本等西方国家政策也面临其政府内部的制约。一方面，小马科斯强化与美日等国安全合作、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引发了与杜特尔特家族关系的恶化。小马科斯之所以得以执政，离不开杜特尔特家族的鼎力支持，其政权基础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马科斯、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强强联手。然而，近两年小马科斯在对华立场、南海政策上突然“改弦更张”，不仅导致中菲对立明显加剧，也引起了杜特尔特的强烈不满。2024年4月，杜特尔特公开警告小马科斯政府不应对美国心存幻想，应继续坚持自主、中立的外交路线，在南海缔造和平。另一方面，即便马科斯家族内部，围绕菲当局对华立场与南海政策也存在明显分歧。如菲律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总统小马科斯的姐姐伊梅·马科斯（Imee Marcos），对菲当局强化与美日等域外大国安全合作、破坏南海稳定局势和中菲友好关系等行为持明确反对态度。2022年10月，伊梅·马科斯在华盛顿举行的圆桌论坛上发表公开声明，强调“不要迫使菲律宾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并提出要深入探讨Quad等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对菲影响，体现出对美日等域外大国拉拢菲律宾持谨慎甚至反对立场。2024年2月，在南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伊梅·马科斯仍公开发表演讲，盛赞菲中为“永远的邻居、永远的朋友”；4月，伊梅·马科斯针对菲当局在南海对华挑衅行动，表示当前小马科斯是情绪而非理性占了上风，正将菲引向“危险道路”。不难发现，小马科斯强化与日本海洋安全合作、引入美日等外部力量对华施压等举措，已引起菲国内政治的撕裂，其政府内部的压力对日菲合作将产生明显制约。 因此，日菲海洋安全合作既面临“有利局面”，也存有明显制约。一方面，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仍在持续推进，美国在原有亚太同盟体系基础上，力图团结亚太盟国与伙伴国，构建盟伴体系。在此背景下，美国既将日菲纳入盟伴体系，也鼓励两国安全合作，以期待盟伴体系内部合作交织成网，夯实体系整体实力。未来一段时期，美菲、日菲、美日菲、美日菲澳等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将可能迎来较大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日菲而言，共同治理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东海、南海协同应对中国均是长期议题，这也为两国合作提供了较充足的内生动力。当然，日菲合作也存有明显制约因素：一是两国在遏华立场、应对中国反制的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别；二是东海与南海争端态势呈现出较大差异，日菲与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前景不一；三是东盟及菲律宾政府内部相关政治力量对菲强化与美日等域外大国安全合作、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持较明确的反对态度。以上多重因素，可能使日菲制华立场出现“温差”，也将影响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强度与密度。 当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2022年以来，日菲、美菲、美日菲双多边合作呈快速发展势头。一方面，日菲安全互动进一步升温，两国关系提升为“准同盟”的趋势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美日菲协同打造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机制的趋向也逐步清晰，我国外部安全环境也将因此面临严峻挑战。（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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