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人类学:局部有界的民族国家人类学?

文摘   2024-12-31 20:24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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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类学的边界与抱负(一)

(本文为译者翻译的第一章)

作者:Yunita T. Winarto / Iwan M. Pirous

选自:《东南亚人类学:国别传统与跨国实践》,Eric.C Thompson and Vineeta Sinha 编,NUS Press,2019年

译者:Jackyin



“为什么巴厘人要研究巴厘人?”


在1990年代中期,一个正在研究弗洛勒斯岛(The Flores)利奥人(Leo People)的爪哇人如是说。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为印尼人类学家(文章作者是印尼人类学家),我们看到印尼不仅吸引了许多外来研究者,它对印尼本国人来说也同样是不同寻常的(Exceptional)——我们也会发现,印尼人类学家很少研究其他国家的人。对于一些印尼人类学家来说,这还经常意味着研究他们自己所属的族群。


这些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同样也是这一章的核心问题:印尼人类学是否在“自我民族志”(Buzard 2003)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即人类学家研究他们自己、在民族志中“表达”(Represent)他们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认为印尼是一个民族国家,且印尼的国界就是印尼人类学的“边界”,那么绝大多数印尼人类学家的研究主题就是关于“自我”(self)。为什么会这样?考虑到印尼部族、语言和宗教群体的高异质性,印尼人类学家实际上常常是他们所要研究对象的“他者”(Outsiders)。



编者注:

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起源于20世纪初的人类学。民族志的字面意思是“关于民族的书写”,其中“ethnos”指“民族、种族和文化体”,“graphia”指“书写或表达”。民族志在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发现和综合描述一个族群的文化,这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通过自身的切身体会获得对当地人文化的理解。(来源:澎湃号)


在印尼民族国家的界限内研究“自我”其实很难被归类为做“自我民族志”,除非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当我们考察迄今为止“印尼人类学”研究之间的关联时,我们仍然是通过相同的研究范围,即民族国家边界内的印度尼西亚,来作为印尼人类学家或“他者”研究的参照点。对于印尼人类学家来说,印尼的文化异质性、复杂性,以及其丰富的社会文化议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机会。印尼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与国家独立、民族构建和经济发展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


虽然关注国内议题,印尼人类学并没有完全忽视与印尼国界之外人类学交流、解决地区社会文化问题的需要。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人类学采取了多种进路。这一章考察了印尼人类学两个面向之间的互动:在印尼民族国家框架内,以发展为导向的、根植于民族志的研究基础,以及它与国界之外(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人类学研究的关系。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同样能够掌握其学科谱系及其核心人物,发掘一段印尼之外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


// 印尼人类学:局部有界的民族国家人类学?//


国家独立及荷兰学者的离开给印尼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新生的多文化国家正为民族融合和社会繁荣而奋斗。在1949年印尼独立之后,荷兰对印尼大学事务的参与骤减,很多重要的荷兰专家都被遣返回国。在这一去殖民阶段,昆贾拉宁达(Koentjaraningrat,1923-1999)被认为是印尼人类学的开创者,不仅为印尼人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为新生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努力赋予了刚刚涌现的、以国家为导向的科学研究以强烈的应用(applied)取向。荷兰学者提出的理论问题如何影响了印尼人类学家的研究尚不清楚,即使在独立之后也是如此。


在荷兰人类学的最初发展中并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范式,其最持久的遗产是对“Adat”(印尼语,意为习俗、传统、民俗等)或习惯法的分析。莱顿的教授科内利斯·范·沃伦霍文(Cornelis van Vollenhoven,1874-1933)在1920年代给印尼法学生教授习惯法,在他的《荷属东印度的习惯法》(Het adatrecht van Nederlandsch-Indië)一书中,范·沃伦霍文记录了十九个不同地区的习惯法以及东方外来者(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传统Adat。他极力建议荷兰殖民政府识别习惯法的本土形式,并避免强加给殖民地基于西方法律观点的普通法和私法体系。虽然他并未被训练成为一个专业的人类学者,但他的人类学观点是很明显的:如果缺乏对其社会、历史和宇宙观背景复杂性的理解,我们就不能将不同形式的习惯法拿出来单独研究。福克斯(Fox,2009:10)认为,范·沃伦霍文建立的习惯法(adat-recht)学派,“是最后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尝试拥抱整个印尼群岛的比较框架。”然而,就福克斯看来,这种比较与其说有什么理论上的贡献,不如说是在以实践取向为殖民机构服务。这种比较研究基于大量可疑的对社会生活的假设。因此,作为考虑印尼社会多样性的一种尝试,这一学派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教授科内利斯·范·沃伦霍文(Cornelis van Vollenhoven,1874-1933)


更强调应用科学方法的则是JPB·德·若斯林·德容(Jan Petrus Benjamin de Josselin de Jong),他强调只有深刻理解了人类学为祖国服务的功能和角色,印尼人类学才可能存在。他尝试说服他的“土著”(Native)学生们,人类学旨在为现代性产生的问题提供答案。(Prager 2005:184)这显然预示着人类学在后独立时期民族建构中的作用。在德容的影响下,印尼人类学是否提供了任何持久的理论范式仍然存在疑问。如果我们把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看作是一个成功的人类学学派加以对照,答案便是否定的——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印尼人类学。荷兰人类学在殖民地的努力从未产生过任何特定的思想流派。荷兰的人类学研究是务实的殖民焦虑的产物,充满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学术传统,其研究者首先是国家公务员而非社会科学家。在印尼进行的人类学尝试更偏描述性而非分析性。


此外,荷兰结构主义的消失(对比法国和英国结构主义的兴起)也可能跟荷兰政府与印尼的紧张关系有关。Blok和Boissevain(1984:387)认为,“(两国)悲剧性的关系已经结束了,莱顿大学与印尼研究的关系,及这二者与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关系也宣告终结。”


与范·沃伦霍文雄心勃勃的大项目不同,随后出现的本土继承者们(尤其是昆贾拉宁达)看起来仍然保有他们作为“反荷兰民族主义者”的情感。印尼人类学的未来只能将这种情感描绘在“无荷兰(non-Dutch)的理论传统”之上了。曾在耶鲁大学学习人类学的古贾拉宁达提到,印尼人类学最核心的需求是建立一个“理论统一体”(theoretical unity),人类学家们能够“在此之上获取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沿袭至今的知识,来作为政治经济分析的基础。”(Visser 1988:752)就像Ramstedt(2005)讲的那样,印尼人类学的确逐渐作为一种被应用的科学,在印尼民族国家建构中有了自己的位置。然而,昆贾拉宁达期待的“理论统一体”是否成为了现实?


后独立时期的印度尼西亚也被开始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多样性的中心之一。这时的印尼是经典民族志的写作场所,也给重要的理论模型提供了灵感。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s)著名的民族志就是他在爪哇岛和巴厘岛田野工作的作品。福克斯认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和《爪哇宗教》(The Religion of Java)这两本书是解释人类学学派和“深描”写作方法的基础,后两者对学界的影响持续至今。很多外国人类学家写作的民族志也都建基于细致深入的细节描写。希尔德雷德·吉尔茨(Hidred Geertz)的《爪哇家庭》(The Javanese Family),罗伯特·杰伊(Robert Jay)的《爪哇农民》(Javanese Villagers),詹姆斯·福克斯(James J. Fox)的《棕榈树的收获》(Harvest of the Palm: Ecological Change in Eastern Indonesia),以及詹姆斯·西格尔(James Siegel)的《新秩序时期的梭罗》都是其中的作品,而这还只是印尼经典民族志里很小的一部分。


由于印尼为外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多样性环境,印尼本土人类学家——十一所公立大学人类学系的毕业生们——将他们的祖国及其多元群体作为他们首要的研究关注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印尼的人类学系所分散在国家的不同的区域,这是昆贾拉宁达的遗产,他希望在印尼的每一个区域都建立一个人类学研究中心。这一主张也是他为了发展“无荷兰理论传统”而做出的努力,人类学研究应当深深根植于印尼本土文化之上。培养本土人类学家,也是为了加强和发展不同省区的人类学。


印尼人类学家对本土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当然能够为印尼民族志做出贡献。“在家乡”做人类学因此变得普遍且寻常。采取这一思路的作品包括对巴达维人文化的研究(Shahab 1982, 1994, 2000),对巴厘的研究(Pitana 1997),对武吉士人(Bugis)的研究(Idrus 2003)等等。就像Ramstedt讲的那样,“民族志研究和调查的关注核心是印尼文化,学者们完全通过在群岛内部所做的田野工作来获得发现。”


巴厘岛的Barong舞蹈


家乡人类学的进路带来的结果是,研究本国内非自己族群的“他者”、或研究跨种族边界的现象对印尼人类学家来说往往是理所当然的。在多文化社会中研究“他者”相当具有挑战性,因为印尼的多样语言和多海岛的环境给跨越族群界限造成了阻碍。上述从“自我”(Self)出发研究地理学或家乡族群的进路,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非荷兰理论传统”的研究基础,就像昆贾拉宁达在他与Leontine Visser对谈时讲的那样。然而,要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还需要对一些核心问题进行考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以本地学者民族志研究为基础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享?在这些知识还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有待发展的情况下,它们为印尼人类学理论进步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进行更广泛的历史研究,以及对后独立时期本土人类学工作的综合性考察。


转载自 公众号具体随想

编辑 | 陈林佳

校对 | 熊珞钦 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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