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越南共产党内部“北方派”“南方派”问题的讨论

（一）胡志明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与特点

共产主义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经胡志明阐释的共产主义思想，从法国、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经由胡志明传播至越南，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优先为主要特征，是越南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源头，并在越南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二是由共产国际输入的正统共产主义思想，以国际主义优先为主要特征，早期曾一度在越南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在越南共产党思想之中；三是经由留法知识分子和旅法革命者直接传入越南的共产主义思想，深受法国和西方民主传统影响，在与越南政治文化传统结合后，至今依然对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形态和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胡志明早年到法国寻求救国之路，主要目标是为实现越南的独立和自由。在法国期间，胡志明先是加入法国社会党，1920年12月，在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发生分裂的图尔大会上，尽管当时胡志明对共产主义思想并没有太多了解，但因与法国社会党相比，法国共产党更愿意平等地对待越南和各殖民地国家，胡志明遂坚定地与多数派站在一起，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1923年6月，胡志明作为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来到莫斯科，在阅读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后，深深地被列宁支持被压迫民族追求解放的理论所折服，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获得独立，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胡志明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其在追求越南民族独立及灵活运用发展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强调服务和指导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胡志明曾表示，他之所以信仰共产主义，是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越南民族获得解放。从最终目标而言，共产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胡志明达成越南民族解放目标的一种工具。这也决定了胡志明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列宁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此后由共产国际传播至越南的共产主义思想存在很大的差异。

（二）越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建立

1924年，胡志明在中国广州会见了越南独立运动领袖潘佩珠。当时，胡志明的公开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中国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实则担负着在东南亚发展革命组织的任务；潘佩珠则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联俄抗法的想法，企图借助苏联的援助实现越南独立。两人商讨了越南国民党改组的问题，并就党的纲领深入交换了意见。潘佩珠对胡志明就改组越南国民党和纲领修改提出的建议非常感兴趣，并与胡志明约定了再次见面的时间，同时将其掌握的越南国民党（光复会）在越南国内外的各组织和骨干人员名单悉数交给了胡志明。此次会谈实际上为越南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组织基础。

潘佩珠返回杭州后不久即遭到法国特务诱捕，被从中国押回越南监禁直至病逝，从此再也没有参与越南革命。胡志明则根据潘佩珠交给他的组织网络和人员名单与越南国民党的少壮派组织心心社（即新越青年团）取得了联系，并于1925年以心心社为基础在广州建立了越南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组织——越南青年共产团，对外公布的名称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以下简称“青年”）。“青年”的创始成员有9人，分别是李瑞（即胡志明）、黎鸿山、胡松茂、黎鸿丰、王实莺、黎光达、张云领、刘国龙和林德树，胡志明任书记。除了胡志明来自共产国际，其他8人全部是原心心社成员；除了林德树来自太平省，其余8人全部来自乂安省。

“青年”成立后，依据潘佩珠提供的名单，从越南本土招募了大量原越南国民党的青年成员和青年支持者到中国广州的青年政治训练班受训。青年政治训练班以胡志明为主讲，胡松茂和黎鸿丰为助教，间或邀请周恩来、陈延年、恽代英、萧楚女、彭湃、李富春、刘少奇和鲍罗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顾问开展专题讲座，青年政治训练班的后勤保障主要由中国共产党负责。1925—1927年，包括范文同、阮良朋、陈富、冯志坚、武元博（即洪水）、阮氏明开、黄文欢和李班等在内的数百名越南革命青年在此接受了胡志明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步培训。越南共产党最初十年的历任中央总书记悉数从这批人当中产生，除去此后的牺牲者和变节者，这些人日后大多成为越南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如范文同后来先后担任越南外交部部长和政府总理；武元甲长期担任越南国防部部长；黄文欢先后担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和越南国会副主席；黎鸿丰、张云岭和洪水等人之后又进入中国黄埔军校学习，其中，洪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长征、抗日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成为著名的“两国将军”。

对参加青年政治训练班的人员，胡志明大致做了三种安排。一是选择部分骨干或优秀者到苏联继续深造，如黎鸿丰、黎鸿山和陈富等人；二是大部分人作为革命种子返回越南从事反法斗争，如范文同和黄文欢等人；三是少数人留在中国继续学习，如洪水、李班和冯志坚等人。胡志明在对这些越南革命青年进行政治培训时，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苏联模式，而是遵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基调，将列宁共产主义思想与越南的实际需求相结合，讲授革命理论和斗争方法，目的是将这些青年培训成为争取越南民族独立的先锋，以实现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和越南独立的最终目标。

（三）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分裂与早期“北方派”“南方派”的分野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胡志明与越南本土的青年组织逐渐失去了联系。当时，虽然“青年”主流派依旧是胡志明的坚定支持者，但在接近中国的北圻地区，已经有大批越南青年精英开始接受由中国传入的更接近共产国际“原版”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南圻等地还有法式共产主义思想。在这种背景下，“群龙无首”的“青年”各派系就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北圻支部领导人阮德景、郑廷玖、吴嘉嗣等人坚持国际主义，主张关注社会问题，强调阶级斗争；“青年”中央、南圻支部和暹罗海外支部则坚决反对，他们主张坚持胡志明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则，依旧维持“青年”现有的组织形态，将其作为反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组织。

1929年，“青年”在香港开会解决内部分歧。北圻代表阮德景和吴嘉嗣主张将“青年”改组成共产党，被大会拒绝后宣布退出大会，“青年”正式分裂。由此形成了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并逐渐演化成越南共产党党内早期的“北方派”“南方派”。当时越南南方的“青年”主流派与早期“北方派”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则、主张民族解放优先，后者强调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发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作为越南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胡志明在政策主张上实际上与“青年”主流派是一致的。

北圻支部退出“香港会议”后，阮德景和郑廷玖等人在河内宣布“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是“革命的叛徒”“虚假的革命者”，并宣布本着国际主义原则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重点解决社会问题。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后影响急速扩大，不仅接收了“青年”中圻支部的大部分基层组织和党员，而且影响到“青年”中央所在的南圻地区。在此背景下，为了挽回颓势，“青年”中央遂以其主导的南圻支部为核心，成立了安南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坚持胡志明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则，致力于追求越南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此后，越南国内的两个共产党组织相互攻击，都将对方称为“叛徒”“虚假的革命者”，但被动成立的安南共产党明显在影响力上处于劣势。据统计，在当时的301名越南共产党党员中，北圻有204名，南圻有51名，暹罗海外支部有40名，中国与其他地方支部有15名，从人数上看，南圻、暹罗和中国等地党员人数总和都比不上北圻。

就在同根生的两个共产党组织在越南相互对决之时，另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异军突起。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前身系1925年由阮氏明开创的新越革命党（以下简称新越党），是越南本土产生的共产主义组织。早在“青年”成立之初，新越党就不断向“青年”提出合并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建议，但均遭胡志明和“青年”中央拒绝。“青年”中央坚持，如果新越党解散，欢迎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青年”，但拒绝两个组织合并。因为“青年”认为，新越党内部分化成了坚持民族资产阶级立场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两个集团，其大部分普通党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领导层却坚持民族资产阶级立场。

1929年6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后，新越党再次向印度支那共产党提议两党合并。但后者的立场是强调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其在阶级问题上的立场远比强调民族解放任务优先的胡志明和“青年”总部强硬。因此，印度支那共产党与“青年”的立场如出一辙，要求新越党解散，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自胡志明在中国广州创建青年政治训练班起，新越党就不断派代表前去广州与胡志明谈判合并事宜，但派去的代表要么一去不归、留在了“青年”中，要么归来后完全站在了“青年”的立场上。在多方努力无果的情况下，1930年1月，新越党正式改组为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这样，在越南国内就出现了三个共产党组织鼎足而立的局面。

1929年10月27日，共产国际发出了“有关印度支那成立共产党问题”的指示，要求在印度支那地区（即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立统一和唯一的共产党组织。1929年年底，“青年”的另一位创建者胡松茂试图调解印度支那共产党与安南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邀请这两个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来到香港商谈，但调解以失败告终。1930年2月初，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将印度支那共产党和安南共产党的领导人召到香港，召开统一大会。这次大会除了胡志明，还有另外三方参加，即代表“青年”海外支部的胡松茂和黎鸿山、代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阮德景和郑廷玖，以及代表安南共产党的周范林和阮绍。在胡志明的调解下，两个组织最终决定解散各自派别，建立统一的越南共产党，由郑廷玖担任越南共产党中央临时负责人。

重组后的越南共产党基本上延续了胡志明以争取越南民族独立为主要任务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理念。统一后的新党纲规定党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越南的民族解放；规定党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持与新越党，以及阮安宁组织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农的联系，鼓励他们追随无产阶级；对没有表现出明显反革命倾向的富农、中小地主阶级以及所有的资本家，必须加以利用，至少防止他们倒向对立阵营；同时也规定，所有表现出反革命特点的组织（如越南立宪党等），都必须被推翻。可以说，新纲领是务实的，也是反映越南实际的。

两个组织合并后，虽然安南共产党在越南国内的影响力远比不上印度支那共产党，但由于安南共产党系由“青年”中央发展而来，深得胡志明和胡松茂等人的支持，故新纲领更多地采用了安南共产党的主张，而不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和社会革命主张。但鉴于两个组织在越南国内悬殊的力量对比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影响，最后决定由来自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郑廷玖出任越南共产党中央临时负责人，这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系胡志明对越南共产党内部原印度支那共产党成员的安抚措施，既平衡了越南共产党内部各派别的利益，也维持了党内团结。

虽然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将印度支那共产党与安南共产党整合成统一的越南共产党，但越南共产党党内在“青年”末期既已存在的路线矛盾并没得到根本解决。两个组织合并后，坚持国际主义优先路线的人员主要来自印度支那共产党，其核心人员主要来自原“青年”北圻支部，成为越南共产党党内早期的“北方派”；坚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优先的人员主要系原安南共产党党员，他们主要来自南方的原“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这部分人员就成为越南共产党党内早期的“南方派”。在越南共产党党内最早的“南北之争”中，早期的“南方派”实际上系胡志明爱国主义路线的忠实支持者。虽然整合之后的新纲领基本上反映了胡志明和早期“南方派”的理念，但该情势随着共产国际介入和留苏人员回国便很快逆转，甚至胡志明本人的命运也发生显著改变。

越南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便获知了其新纲领，它对越南共产党强调民族解放，以及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不反对革命的地主阶层，而不是强调进行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策极为不满。1930年10月，陈富等部分在苏联培训的原“青年”成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到香港，召开了越南共产党一届一中全会。在陈富的主持下，大会批判了胡志明当年2月以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为基调的纲领，以及他的民族主义倾向，决定越南共产党今后的工作重点是解决社会问题，强调阶级斗争，将推动社会革命置于优先位置。同时，大会认为，越南共产党这一名称将老挝和柬埔寨排除在外，是胡志明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的重要体现。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越南共产党重新易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陈富当选为中央总书记。

另外，新越党改组成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后，明显不符合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要求。虽然此前“青年”和印度支那共产党都曾要求新越党解散，其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青年”或印度支那共产党，但均未成功。陈富当选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后，为了尽快落实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要求，鉴于新越党已改组为共产主义政党的现实，采取了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整体并入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方式，最终实现了越南三支互不统属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形式上的统一。在实现共产主义组织统一的过程中，早期“北方派”从越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青年”内部的激进反对派组织一跃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党内的主导力量。

（一）国际主义正统派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最初岁月

从1930年10月越南共产党一届一中全会将越南共产党易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到1941年5月印度支那共产党一届八中全会，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印度支那共产党完全处于坚持国际主义优先路线的早期“北方派”的强力控制下，先后经历了陈富、黎鸿丰、何辉集和阮文渠4位中央总书记。这些人除了阮文渠来自河内近郊的北宁省、没有留学苏联的经历，其余3人都是当年胡志明送往苏联受训的骨干；但这些人从苏联回到越南后，又都无一例外地成为胡志明理念和路线的批判者。在领导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最初十年里，这些当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几乎完全抛弃了胡志明以往的稳健路线，教条式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给越南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

陈富及其后的多位接受苏联培训出身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坚决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越南推行所谓的社会革命，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上述主要建立在欧洲经验和反映苏联利益基础上的政策和路线并不符合越南的实际情况，其结果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印度支那共产党片面强调斗争，过早地暴露了自身力量；而且由于其强调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四面出击，将很多爱国的地主阶层、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都排斥在外。在这种背景下，几次大的革命运动过后，特别是乂安河静苏维埃运动后，印度支那共产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陈富、黎鸿丰、何辉集和阮文渠等几任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以及大量由共产国际直接训练出来的党的高层前赴后继、先后牺牲，中央总书记的平均任职年限只有2.5年。除了黎鸿丰，其余3人被法国殖民者杀害时都只有二十六七岁。可以说，除了迷信苏联、教条化地理解和执行共产国际政策和路线，领导人过于年轻、思想不成熟，难以应对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是导致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展初期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1939年年底，位于西贡（今胡志明市）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总部被法国殖民当局摧毁，共产国际特别代表黎鸿丰（印度支那共产党前中央总书记）、中央总书记阮文渠、前中央总书记何辉集以及阮氏明开、黎笋、吴文新等中央委员悉数被捕。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7月，南圻圻委在请示中央之前就决定发动反法起义，结果事情泄露，南圻圻委潘登流和谢渊被捕。1940年年底，法国殖民当局将此前被捕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以密谋暴动为由，先后判处阮文渠、何辉集、吴文新、阮氏明开和阮文进等人死刑，黎鸿丰（后病逝于狱中）和黎笋因被流放而幸免。此次事件使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早期“北方派”几乎损失殆尽，成为越南共产党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点。

胡志明市（图源：越通社）

（二）新“北方派”的形成和早期“南方派”的式微

在正统国际派或曰早期“北方派”主导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展的十年中，胡志明在党内的支持者大致分成三个部分。一是留在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或南圻地区的支持者，他们大多成了“左倾”和教条主义路线的牺牲品（如西贡市委书记阮氏明开），少部分得以逃脱法国殖民者的围捕逃亡到了中国，如范文同和武元甲。二是如长征和黄国越等人留在越北山区，以农村为根据地发展群众力量，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三是如黄文欢、冯志坚和武英等人，长期负责中国和暹罗海外支部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些人从青年政治训练班结业后就留在中国深造，以洪水和李班为代表，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革命，在返回越南后均成为胡志明的坚定支持者，为胡志明重新回到越南革命舞台中央奠定了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胡志明重返中国，先后联系了黄文欢、冯志坚、范文同和武元甲等党内支持者。1940年后，随着日军侵占越南，张发奎等人制定了入越作战的“华军入越计划”，并派肖文等一批左翼军官积极撮合流亡中国的越南独立运动各派团结抗日。与此同时，胡志明、范文同和黄文欢等人，积极在中国桂林等地组织越南独立同盟，并与印度支那共产党北圻支部取得联系，重新打通了中国海外组织与越南本土的联系。南圻事件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和南圻支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早期“北方派”牺牲殆尽，既终止了党内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两大派系的争论，也使党的领导机构彻底北移。

1941年5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在越南高平北坡举行一届八中全会，胡志明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基调、以实现越南民族解放为阶段性目标的路线方针获得了大会的全面支持。大会选举长征担任中央总书记，胡志明虽然没有被委以职务，却以印度支那共产党创始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此次会议产生的最高领导层，除了有两位中圻和南圻的代表，其余均为北圻支部或中国海外支部的人员。更为突出的是，此次会议产生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均系北圻和中圻出身的胡志明的支持者，没有任何南圻出身的人员。这些中央委员分属原来的“青年”系和新越党系，他们的主要政治经验均来自越北和华南地区。除了胡志明，那些从法国或苏联回来的人则完全消失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层中。

北坡会议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不仅重新确立了胡志明在越南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将“青年”与越南共产党初创时期胡志明的追随者重新聚拢在一起。这些当初被胡志明派回越南本土和暹罗海外支部及留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人，虽然与陈富和黎鸿丰等人相比，最初并不是胡志明心目中最理想的培养对象，然而，日后长期根植于越南本土的革命实践最终使这些人百炼成钢，成为胡志明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北坡会议后，越南共产党的自主性逐步加强，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国际援助对越南民族解放的重要性。由此，一个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优先、以国际主义作为实现民族主义目标工具的新“北方派”完全取代了早期“北方派”。

与早期“北方派”从党内支流上升为主流而后又式微不同，早期“南方派”一度是“青年”和越南共产党的主导者。随着国际主义正统派的迅速崛起，以原“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即安南共产党）为核心的早期“南方派”成员，要么成为国际派“左倾”和教条式政策路线的牺牲品，要么劫后余生、重新融入新“北方派”中，其余的原南圻支部成员则在南圻事件后逐渐陷入困境，甚至还一度由法国共产党接管。在日本投降前夕，由陈文富领导的南圻支部组织网络虽然已经逐步恢复，但不论在组织规模还是政治地位上都难以与北方的党组织相比。八月革命爆发后，在越南北方大获全胜、宣布越南独立不久，陈文富却丢掉了西贡（今胡志明市）等大城市，从而使得南方组织的处境更为被动。

八月革命胜利后，越南独立并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越老柬三国分别建党，印度支那共产党随后也改名为越南劳动党。1954年7月，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达成后，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界被划分为两个临时的军事集结区。“北纬17度线”以北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集结区，以南是法军集结区②。当时，越南党内围绕该问题分歧很大：党内高层虽然对上述结果不满，但权衡利弊，还是签署了协议；南方的党员干部则对在奠边府大捷后仍将南方大片国土让给法国和保大政权的行为非常不满，认为抗法战争前，南方人民拥有自己的政权、军队和解放区，战争胜利后，南方却变成一个没有人民政权、军队和解放区存在，必须忍受吴庭艳傀儡政权统治的地区。

“北纬17度线”在法理上只是为了使越法双方脱离军事接触的临时军事分界线，而非政治分界线。然而，由于吴庭艳拒绝全国大选，越南在1956年通过大选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景破灭，从而使该界线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分界线。关于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越南劳动党内部存在巨大分歧。以胡志明、长征、范文同和武元甲等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高层认为，在冷战的大环境下，苏联正在对美国推行“三和”外交，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中国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亟需休养生息，也无力再支持越南，越南依靠武装斗争实现国家统一面临困境。因此，越南党政最高层主张通过揭露批判吴庭艳反动行径，与其开展和平的政治斗争，等待有利时机完成国家统一；以越南劳动党南部支委为代表的留守南方的党员干部和武装力量则认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高层这样的言论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南方，他们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完成国家统一。

黎笋、黎德寿、阮志清和南方留守人员主张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实现国家统一，黎笋更是主动要求到南方工作来表达其在南方政策上的立场。1956年，黎笋被从南方召回河内，接替在土改中犯了“左倾”错误的长征担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此后，黎笋与越南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黎德寿相互配合，继续坚持南方问题优先的主张，企图使北方成为支援南方进行武装斗争的总后方。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高层则坚持北方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通过增强北方的经济实力，使北方成为支援南方进行政治斗争的大后方。上述立场对立在越南劳动党党内形成了北方建设优先派与南方斗争优先派的分野。不过，虽然“北方派”中北方人居多，“南方派”中南方人居多，但总体而言，南北派别之分主要系路线政策上的分歧，而不是地域上的对立。当时，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将北方建设优先派简称为“北方派”，将南方斗争优先派简称为“南方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少中国学者或相关人士其实并没有弄清楚所谓“北方派”“南方派”在越南战争时期的特定含义，而是望文生义，单纯赋予其地域化的理解和解释。甚至，部分自媒体制作者和网络社区的评论人员连“南方派”属于越南共产党成员这一基本事实都不清楚，而是将其视为原西贡政权的成员或西贡政权统治下的人员，这也是中国网络社区中一些人会认为“南方派”“反共”“反华”的重要原因。

随着美国干涉的加深和吴庭艳集团镇压政策的加剧，从1959年11月开始，越南劳动党“南部支委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决定以武装斗争配合政治斗争。此时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依然坚持脱身政策，中国则积极支持越南的武装斗争策略，并将苏联视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在南部支委决议的推动下，1960年6月，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第214号决议同意将武装斗争作为辅助斗争手段，但依然强调政治斗争是争取国家统一的主要形式。在北部湾事件之前，虽然越南劳动党中央同意在南方开展有限的武装斗争，但以胡志明为代表的“北方派”依然坚持北方建设优先的政策，并在外交上努力平衡与中苏两国的关系。以黎笋为首的“南方派”则依然坚持以武装斗争实现国家统一优先的政策，并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较为倾向于中国的政策，如在中苏论战前期支持中国等。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是越南唯一的武器和物资提供者，没有中国的支持，越南在南方连有限的武装斗争都难以为继。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开始由脱身政策转向积极介入政策，此时南北两派为了促使中苏两国共同援助越南，在中苏之间采取了较为平衡的外交策略。根据越南外交部提供的数据计算，当时中国与整个苏东集团对越南援助的总额相当，中国援助占越南接受援助总额的49.6%，是苏联对越南援助总额的1.57倍，且中国对越南援助的89.7%都系无偿援助。

1973年，《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亦称《巴黎协议》）达成后，曾力主在中苏之间维持平衡的胡志明已经去世，以黎笋和黎德寿为首的“南方派”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的“南方派”除了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又重拾早期“北方派”的国际主义精神，强调越柬老三国“三位一体”，只不过此时的国际主义已经在事实上蜕化为民族沙文主义的代名词。当时，黎笋等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企图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但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在现实利益面前，“南方派”主导下的越南党和政府很快完全倒向苏联。在黎笋等人看来，《巴黎协议》签署后统一大局已定，中国是否支持已经无足轻重，苏联的支持对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越关系几经波折，中国国内关于“南方派”反华的认知大致是从该时期开始的，并一直影响到现在。

1975年南北统一后，越南劳动党重新易名为越南共产党，恢复了胡志明最初建党时的名称。然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期间，南北两部分人员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待遇迥异。一方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虽然国家较为贫穷，但起码无生命之忧。南方的留守人员则每天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而且，因工作和斗争的需要，除了部分高级干部，大部分中下级干部都采取了本地化的配置。在此后与西贡政权的残酷斗争中，这些人员及其家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尽管国家完成了统一，但越南共产党党内南北双方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差异一时难以完全消除，从而使南北方人员之间长期存在着一条无形的鸿沟。

越南统一后，尽管黎笋和黎德寿分任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掌控着越南的最高权力，并将长期在南方工作的范雄、武志公和阮文灵等人纳入了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将黄文欢等部分对华友好人员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从而使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南方人员比例剧增，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北坡会议以来的最高权力结构。尽管许多来自北方的人员（如黎德寿和文进勇等人）实际上属于黎笋的“铁杆”支持者，还有部分人员（如黄国越等人）采取了与黎笋合作的态度，但原南方的很多人员还是认为，就其为国家统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而论，统一后南方人员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并没有被赋予应有的地位，在权力中枢的代表性远远不足。

为了安抚南方人员，越南党和政府在最高权力层面采取了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即今国家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即今政府总理）及国会主席4个职位南北平衡的原则。一般而言，相对具有话语权的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以及权力相对虚化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会主席均采取南北对等的原则，分别由南北双方人员担任，以维持南北权力的大体平衡。这种不成文的做法事实上成为越南国内的政治共识和默契，最后发展为大家所熟知的“四驾马车”制度。

越南实现国家统一已近半个世纪。虽然作为体现当年越共内部南北分野的“四驾马车”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但作为当年历史的参与者，绝大部分人都已成为历史，南北之间在特殊历史时期因路线分歧和利益差异而形成的分野，历经革新开放的洗礼和南北之间的不断融合，其影响到目前已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至于早期党内存在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路线的竞争和矛盾更是早已时过境迁，两者已经共同成为越南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及越南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越南共产党党内至今依然存在派系问题或路线斗争，高层对此也毫不讳言，但目前派系之间的分野主要还是基于政策路线和利益矛盾上的分歧，而非基于地域的划分。

革新开放以来，南北平衡的局面仍然长期维持，成为越南党政高层和精英阶层的共识。这样的局面使越南国家最高权力结构中能够具有来自不同区域的代表，从而在国家民主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同时照顾到南北基层民意的需求。但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是，随着越南共产党高层南北融合的加深，原有的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北方派”“南方派”分野逐步让位于基于政策路线分歧和执政理念差异所形成的派系竞争。如此一来，在越南党政高层政治系统中，实际上就存在着“明”“暗”两条规则。南北平衡原则是越南国内政治界的长期共识，属于各派系都可以在公开层面讨论的“明”规则；基于实际利益差异进行的派系争夺虽很难放在台面上讨论，却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暗”规则。在“北方派”“南方派”分野实际已不复存在的当下，越南共产党党内的主要派系又都希望借助“四驾马车”制度中的南北均衡对等原则在最高权力结构中去实现本派系利益的最大化。

例如，从2022年延续至今的越南政局变化，导致包括前国家主席阮春福，前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平明，越共中央经济部原部长陈俊英，前国家主席武文赏，前国会主席王庭惠，越共中央书记处原常务书记、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氏梅，以及河内市委前书记丁进勇等7名越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辞职，至此，在越共十三大上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距离本届任期结束尚有1年半年时间时，就已经有近40%的成员辞职。如果再算上前政府副总理武德儋等在内的众多中央委员级别的高官，仅在越共十三大过后3年多的时间里，就有数十位越共中央委员辞职或被查处。

对此，越南官方的说法是上述人员牵涉腐败、违纪行为或生活作风问题，触犯了相关法律或者是违反了越南共产党的纪律，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海外部分舆论将其解读为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斗争；中国国内部分舆论则习惯性地将事件描绘为南北两派的斗争，认为这些事件是以阮富仲为首的“北方派”对“亲美”的“南方派”的胜利。事实上，上述人员中既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其中，武文赏、王庭惠和张氏梅是阮富仲非常信任的人，武文赏和王庭惠还曾一度是下一届越共中央总书记的热门人选。中国国内部分舆论将事件贴上地域标签及“亲华”“亲美”标签明显系基于思维定势的想象，不仅不符合实际，还容易给部分反华势力破坏中越关系提供口实。

随着革新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南北融合的加深，越南国内在特殊历史时期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派系分野基本上已不复存在。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在谈及党内派系时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健康力量、背离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确定为当今党内的三派力量，可见完全是从路线和理念角度而非地域角度来划分的。其实，党内派系可能确实与相关人员长期工作的区域和经历有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地域因素。例如，长期被中国国内视为“北方派”代表人物的范文同和武元甲实际上是南方人；作为黎笋忠实支持者的黎德寿和阮基石则都是地道的北方人。按照中国国内某些习惯性思维，作为北方人的范平明和黎海平应该“亲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此，动辄以地域标签来判断越南政治人物的对华态度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违政治学基本常识，还可能对中国国家决策造成误导，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中越关系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北方派”“南方派”是越南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是越南共产党发展史上曾经客观存在的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国内对越南的“北方派”“南方派”问题存在诸多误解。首先，“北方派”“南方派”并不是严格地以地域来划分的。在早期的“北方派”“南方派”中，“北方派”的确以北圻人员为主，但也不乏中南部人员，如越南共产党中央前总书记何辉集便是河静人。“南方派”则更是完全与地域无关，之所以被称为“南方派”，是因为当年“青年”中央和安南共产党总部位于西贡（今胡志明市）。越南独立后，“北方派”“南方派”已与相关人员的地域出身丧失必然联系，之所以仍以“北方派”“南方派”称之，是因为越南劳动党主流派坚持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优先，而部分高层成员则强调完成对南方的统一优先。其次，关于“北方派亲华”“南方派亲美”的判断也与事实不符。一位政治家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对本国对外战略的判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绝对不可能简单地由地域归属来决定。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其对外国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服务本国利益的需要，而不是被地域或个人好恶因素支配。

当前，越南国内政治高层并不讳言越南共产党党内派系的存在，但是这些派系与其成员来自什么地方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来自北方的越南高层政治人物中不乏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者，南方人中也不乏对中国持理性态度者。笔者认为，分析越南国内政局和越南党政高层、精英阶层的对华态度倾向，不宜再使用地域来作为判定标准。这种简单、绝对的二元对立分析法虽然在中国国内部分人士中很流行，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不仅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还将对中越关系造成严重误判，既危及中国国家利益，也不利于中越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高质量共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来源：由中国知网网络发布，网络首发时间：2024年10月10日。原作者为赵卫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编辑 | 李思悦

校对 | 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