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玮杰｜资本与数字藏品的交叠机制及其效应——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视角

资本与数字藏品的交叠机制及其效应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视角

黄玮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副教授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6期

摘要：近年来，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的数字藏品（NFT）引发了市场效应和社会关注。NFT的创造既涉及包含雇佣劳动关系的奢侈消费资料生产，也涉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创作。在这两种形式下，NFT的生产与消费都直接或间接地吸纳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内溢出的剩余价值，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资本的循环，成为当代资本延缓其矛盾激化的工具。NFT是反映当前资本运行机制和问题的一个“症候”：当剩余资本过度进入非生活资料生产领域，物质生活资料的扩大再生产过程无法被有效激活，更大的再生产危机将难以避免。NFT的生产与消费同时也引起话语效应，在资本主义消费话语下，主体将自我确证过度投射在以货币为中介、以NFT为代表的差异性消费欲望中，沉迷于自恋式的结构而丧失对外部压抑性结构的反思和反抗，对符号秩序和货币关系的崇拜被进一步激化。

关键词：价值；差异性；垄断；资本主义话语

2021年以来，数字藏品（non-fungible token，简称NFT）在市场交易中的拍卖纪录屡屡被刷新，在艺术、游戏、体育、科技等领域中迅速卷起了一股新型消费浪潮。在技术层面，NFT是储存于区块链上的数字文件。NFT基于区块链技术进行存储和交易，由其元数据作为区分标识符，具有非同质性、可编程性、可验证性、可交易性。简言之，NFT利用区块链技术来保障其“独一无二”性。伴随着NFT进入商品经济中，这种被赋予了稀缺性的商品看似具有价值，取得了一定的、甚至高昂的价格，并形成了特定的消费市场。NFT由此成为当前社会经济领域的一环，进入到再生产链条之中。事实上，NFT的相关活动是一个串联了经济、文化、主体等社会领域的整体，它是反映当前社会运行机制和问题的一个“症候”。那么，作为新型商品的NFT究竟在当前社会再生产链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反映了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何种趋势？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分析NFT的核心特质，进而反思它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后产生的社会话语效应。

2021年以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日渐成熟，NFT通过高价拍卖的形式屡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其新奇的拍卖内容与高昂的拍卖价格创造出接连不断的爆点话题。关于NFT，一个重要的视点是：NFT的买卖平台是否是一个独立于资本中心的去中心化的领域？对此，不少NFT的创作者和收藏家持肯定态度，甚至有NFT创作者认为，NFT的出现意味着后现代之后的“后后现代”的到来。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NFT的创造与消费究竟在经济领域扮演何种角色？

正如重要的NFT收藏家文永勋所说，在NFT的消费中，消费者只是“购买了储存在区块链中的代码……这与我们的生存没有任何关系”。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划分，NFT的消费属于奢侈品消费，而不属于必要生活资料消费。资本急切地流入作为奢侈消费资料的NFT领域，在现象上恰恰切中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问题：资本过剩。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资本过剩的问题，他指出，“资本的生产过剩，从来仅仅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在《资本论》的分析中，资本的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的，在此生产关系下，资本在追逐价值增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其资本有机构成（c/v），作为价值来源的劳动力占比不断下降，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在利润率下降的条件下，资本为了维系甚至扩大利润而选择扩大商品生产，商品总价值因而上升。然而，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资v占比不断下降，劳动者的消费力进一步萎缩。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另一方面是不断萎缩的消费力，资本发展的结构性趋势是生产过剩。对此，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找到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解决”过剩问题的方法，譬如，资本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领域，即奢侈消费资料。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区分了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第一部类Ⅰ）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类（第二部类Ⅱ）。第一部类的产品是进入生产消费的商品，第二部类的产品是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其中，第二部类的产品又可分为两大部类：消费资料Ⅱa和奢侈消费资料Ⅱb。在马克思的语境下，消费资料主要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领域，换言之，是工人用工资v来购买第二部类创造的商品v+m。当然，“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但这部分不占主要份额，资本家并不会将其货币大量投入消费资料Ⅱa，消费资料Ⅱa在此结构中总是难以逃脱消费不足的状况。

面对消费资料Ⅱa的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部分剩余资本转向了奢侈消费资料Ⅱb的生产。在奢侈消费资料Ⅱb的再生产中，这一部类的工人得到了工资（Ⅱb）v，他们可以用工资（Ⅱb）v购买消费资料Ⅱa（v+m）以维系其劳动力再生产。而生产奢侈消费资料Ⅱb的工人创造的商品Ⅱb（v+m）则在一般情况下由资本家用剩余价值m来消费。由此可见，奢侈消费资料Ⅱb的再生产并不构成一个闭环，它需要从消费资料Ⅱa中获取必要生活资料来维系其工人（Ⅱb）v的再生产。于是，一种极端异化的状态产生了：“年产品中的奢侈品部分越是增大，从而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越是增加，预付在（Ⅱb）v上的可变资本要再转化为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因而在IIb中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要生存和再生产——他们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供给——，也就越是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越是要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

在此异化状态下，一种扭曲的平衡状态形成了：资本依靠奢侈消费资料Ⅱb的再生产致使生产奢侈消费资料的工人得到了工资，并用以消费必要生活资料，获得了在此异化体系中存活的机会；与此同时，在此体系下，因为生产奢侈消费资料的工人消费了已然生产过剩的必要生活资料，消费资料Ⅱa的生产得到了缓解，其再生产得以维系，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由此也同样得到了工资，用以消费必要生活资料，获得在此异化体系中存活的机会。于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一种荒诞的景象生成了：一部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获取依赖于另一部分人的奢侈消费；资本家越是享乐于奢侈消费，工人才越有可能获得生存的机会。这样一种体系运转的方式难道是合理的吗？

尽管目前许多文献认为NFT的生产与消费是在一个非资本的“去中心化”过程中进行的，但是NFT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远离资本。作为奢侈生活资料的NFT的消费更多涉及的是剩余价值m的消费，因取得高工资v而进行的消费在其中仅占极少一部分。在此状况下，即便NFT的生产者并不处于雇佣关系之中，但他们通过与剩余价值m进行交换也间接进入到资本的体系中，实际上参与维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转。同时，因售卖NFT所获得的货币也会进入消费资料的再生产领域，间接参与了资本的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奢侈品，同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Ⅰv一样，工人阶级是无法购买的，尽管这种奢侈品和那种生产资料都是这些工人的产品。因此，这一分部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以它的货币形式再回到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那种回流，不能直接进行，而是像Ⅰv一样，必须间接进行。”

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部分工人也获得了购买NFT等奢侈消费资料的能力，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在繁荣时期……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奢侈品消费向工人的蔓延营造了浮华的表象却并未在实质上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也终究无法解决社会经济结构中蕴含的无法逃避的矛盾。当然，资本会想方设法地缓解其结构性矛盾，也因此，它总是在构建诸如NFT等新型的奢侈品消费领域以吸收体系中的剩余价值m，维系其扭曲的平衡状态。那么，这种构建是依靠什么来完成的？

2021年3月6日，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所发布的第一条推文以NFT的形式在平台拍卖出了250万美元的高价。同年3月11日，艺术家Beeple将其创作的NFT《每一天：最初的5000天》以6900万美元出售，一举成为在世艺术家拍卖作品的第三高价。对此，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指出，如果说元宇宙更多涉及关于未来虚拟世界的设想，那么同样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的NFT则已经产生了富有巨大价值的应用场景。近年来，已经有大量消费者进入NFT市场。

那么，NFT高昂的价格究竟反映了何种机制？NFT的价格与价值的关系是什么？首当其冲的是：NFT是否包含价值？在不少的NFT创作中，NFT创作者并未与资本发生雇佣劳动关系，并没有参加价值生产过程。对此，我们可以将NFT的创作与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及的弥尔顿的文学创作做一个类比。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弥尔顿和资本之间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没有新的价值产生，那么弥尔顿的创作活动就不是生产性劳动，它没有创造价值；相反，如果弥尔顿是在资本雇佣的条件下创作了《失乐园》，参与了价值增殖过程，那么他的创作活动则是生产性劳动。在此话语下，假设NFT创作者像弥尔顿写作《失乐园》一样没有与资本形成雇佣劳动关系，没有创造价值，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与价值发生联系的？NFT的价格又是基于什么而形成的？当NFT的创作者将其作品以某个价格出售时，尽管他们没有直接参与价值生产，没有为NFT赋予价值属性，但他们却使得货币的流通范围扩大了。在此情况下，NFT有价格而无价值，它的价格与生产性劳动没有直接关系，它的价格并不源自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与对于独特产品内容的垄断息息相关。当一个独立创作者在创作特定NFT时，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创造价值，但他却有可能创造这样一种可能性：以垄断价格参与价值的生产与实现。

在机制上，当NFT的创作者或所有者享有了对NFT某种独特属性的垄断，他就有可能为NFT定下某个垄断价格。马克思曾指出，“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对垄断价格的考察属于竞争学说的范围，在那里，将研究市场价格的现实运动”。NFT的创作者或所有者在出售其NFT时所获得的货币相当于凭借垄断地位所获得的“租”。假使NFT创作者和资本存在雇佣劳动关系，这一点也同样成立。而在现实生活中，资本恰恰介入了整个环节，从而使得NFT的垄断价格进一步抬高。对于这种状况，马克思曾以葡萄酒的垄断价格为例作说明：“一个葡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来说只能进行比较小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于这个垄断价格（它超过产品价值的余额，只决定于高贵的饮酒者的财富和嗜好），葡萄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这种在这里由垄断价格产生的超额利润，由于土地所有者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土地的所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

那么，NFT的创作者或所有者是凭借对什么的垄断而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呢？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曾指认，“当代垄断性生产绝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一直也是关系和差异的（垄断性）生产。……今天在垄断符号下，某种非常巨大的同质把生产/消费的不同内容如财富、产品、服务、关系、差异等联系了起来”。通过垄断差异性的生产，资本构建起不同于传统象征秩序的意义体系。NFT的领域恰恰为资本的差异性符号生产和对符号的垄断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空间。NFT既不包含使用价值，也不一定包含价值，它无论是图片还是视频，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被大众所复制、占有、传播，NFT的占有者并不独享其使用价值，他独享的只是NFT由区块链所标记和象征的“独一无二”性。甚至，由区块链所认证的并非NFT的内容本身，而是NFT在区块链上的引用。消费者购买的实际上是“储存在区块链中的代码”。换言之，NFT收藏者购买的实际上是NFT的符号价值，是NFT的“稀缺性”“差异性”。对此，正如著名NFT创作者卡洛斯·马西亚尔所揭示的，“‘稀缺性’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类创造出的概念”。在探讨资本所主导的“稀缺性”“差异性”的生产和垄断过程中，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稀缺从不是第一性的。生产从来不是根据先在的稀缺来组织的，反而是稀缺依据既有的生产组织来安插自身、形成液泡、自我蔓延。在市场经济中制造稀缺是统治阶级的艺术：它在丰富的生产之中安排了某种匮乏，使所有欲望倾倒于对匮乏的巨大恐惧之中，使对象依赖于一种真实的生产（production réelle），这种生产被假定为是欲望之外的（即理性的要求），而欲望的生产则进入幻想的层面（除了幻想之外别无他物）”。

在现实中，资本借助大众媒体等工具营造出一个围绕NFT的“稀缺性”“差异性”而构建的意义链条，随之而来的是以NFT为题材的投资与消费。在这一点上系列性NFT“无聊猿”（BAYC）非常具有代表性。“无聊猿”NFT推出于2021年，是一个包含1万个形态属性各异的猿猴的系列NFT，它在一开始就具有限量的“稀缺性”。创作者利用程序对猿猴的170多种特征（如表情、头饰、服装等）进行随意组合，由此生成的1万个猿猴各不相同，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同时，当一个人购买了一个“无聊猿”NFT，他不仅是购买了NFT商品本身，而且同时加入了“无聊猿”NFT社群。“无聊猿”NFT社区的资本运营利用Twitter等新媒体，通过不断购买标签和流量，营造社交媒体中的高热度，进一步彰显其“稀缺性”。同时，“无聊猿”NFT社区的资本善于利用名人效应，伴随着其在真实和虚拟空间中影响力的提升，NBA巨星库里、说唱巨星埃米纳姆等明星纷纷购置“无聊猿”NFT作为其社交媒体账号的头像，进一步引发了“粉丝经济”和“庞氏结构”。与之相似的还有NFT的元老“加密朋克”（CryptoPunks）。“加密朋克”是10000个由24×24、8bit样式的不规则像素组成的系列头像，每个“加密朋克”NFT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样态，也具有被建构的“稀缺性”。尽管“加密朋克”是以太坊上最早的NFT项目之一，但“加密朋克”在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太高的追捧。伴随着资本的进一步介入，“加密朋克”NFT在新媒体中被打造为“NFT元老”，而消费“加密朋克”则意味着消费主体是NFT界“具有历史地位的元老级人物”。由此，“加密朋克”NFT的拍卖价格被抬高到几万到几百万美元不等。

NFT的这种特质印证了鲍德里亚所指认的，“体系越是被体系化，拜物教所带来的迷恋就越是强烈”。在NFT的消费领域，体系化的NFT使得系列中的每一个NFT都被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差异性”“稀缺性”，凭借对这种“差异性”“稀缺性”的占有，NFT消费者得以在特定社群中获得强烈的主体认同，于是，“社群规模和活跃度越来越大，NFT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资本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而为NFT的“差异性”“稀缺性”造势，使得关注NFT的社群范围不断扩大。在此类社群中，NFT的创作者和收藏家非但不担心其NFT的使用价值不被独享，而且渴望其NFT的内容在社会各领域被免费传播，由此形成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越多的人免费欣赏和分享该作品，即复制版本在互联网上传播得越广，其原件的稀缺性就越高”。NFT收藏家文永勋也指出，NFT的价值“可以从‘注意力经济’中找到。环顾四周，我们可以看到，越受关注，被赋予的价值就越高”。

关于NFT，不应忘却的是价值和货币表现形式的差异。当前不少分析NFT市场价值及发展趋势的研究都使用以货币来衡量的实证数据，然而往往更多涉及货币表现形式，而非涉及社会生产关系的价值（关系）。这很容易使大众在不考虑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状况下盲目陷入关于NFT的“能指拜物教”。总体而言，NFT的高昂价格往往涉及的是基于各类垄断而形成的“无价值的价格”，而资本恰恰通过加深对文化领域的“差异性”“稀缺性”的垄断而介入NFT市场，在其中收割更多的货币，间接地占有剩余价值。著名NFT的创作者Hackatao曾乐观地指出，“NFT让我们可以玩弄‘意义’”。然而，在现实中“玩弄意义”的往往不是NFT的创作者，而是以追逐更多货币为目标的资本。伴随着资本对于NFT领域的渗透，资本不仅在再生产领域构建起新型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模式，而且深化了资本主义话语在社会领域的蔓延。

在NFT消费中，消费者除了获得NFT商品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被认可加入相应NFT社群，这实际上是以货币为中介，在人为打造的NFT象征体系中取得认同。这一点恰恰以极致的方式反映了现代性状况下资本与象征秩序的关系。在当代法国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语境下，传统象征交换在资本主义体系下遭遇到其界限，过去社会中权力体系通过在社会伦理等方面进行象征意义的编码进而控制生产，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传统编码被解放出来，唯一的目的只有资本的增殖，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对各种编码的彻底打破，而是将符码系统直接内在化到资本主义生产之中。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对资本对于象征秩序的收编作出了准确的预言，在他们看来，资本“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本的这种运转方式成为资本主义话语得以构建的基础。在当代，资本不仅在生产方式领域支配着人的物质生活，而且以话语的形式成为人的认知、行为、欲望的基本模式之一。资本主义话语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搭建起越过象征关系的社会机制和思维形式，这致使个体主体在资本主义话语下误以为自己可以依照某种一以贯之的社会机制和思维形式成为完满的主体，无须受制于他者的要求；“自恋式”唯我主义主体恰是这种话语的重要产物。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构筑的一种重要的、越过象征关系的社会机制正是货币关系，而且重要的是，货币关系也成为当代个体主体思维背后的无意识形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认的，这种货币关系“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在当代，货币关系进一步内化到个体主体的无意识当中，致使个体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自然地”试图以货币关系来换取“尊严”和“自由”。随着价值与货币表现形式的不断分离，货币关系甚至摆脱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领域，全面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的框架，这使得个体主体得以形成以货币换取“尊严”的话语形式。

借助于NFT的消费，资本主义话语下的个体主体得以用货币换取“尊严”以及与之相关的“独特性”“差异性”的认同。在此，一种重要环节是“独特性”“差异性”认同体系的重新打造。在一般意义上，主体可以通过其对象化活动投射其“独特性”“差异性”，然而，伴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吸收主体“独特性”“差异性”投射的对象的本真性遭遇了极大的挑战，在此条件下，“独特性”“差异性”还需要“签名”来保障。在当代，情况发生了进一步颠倒：“签名”本身成为目的；在资本所打造的符号体系下，主体可以跳过对象化活动而直接购买具有“签名”的作品，从而以“短路”的方式获得主体的“独特性”“差异性”保障。对此，鲍德里亚指出：“随之而来，既然这种系列的最终目标并不是由一些匿名的主体来展现的世界，那么指出这一主体，并将作品指认为这一主体的所属物就成为必要的了；这就是签名的作用，正是从这种必要性中，签名才拥有了自己的特权。”

在NFT的虚拟数字世界之中，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签名”在数字技术中被重新激活，通过区块链技术，NFT可以将特定资产的加密所有权及交易明细记录并储存。在这一意义上，“签名”所形成的唯一性价值被区块链技术又重新构建起来，从而使NFT拥有了与可复制的数字作品所不同的差异性意义。通过购买NFT，个体能够以“短路”的方式直接达及被外部世界所认可的“独特性”“差异性”。这种机制恰恰是被马尔库塞、福柯和鲍德里亚所指认的“压抑性去崇高化”机制的极化表现。在传统意义上，崇高化的过程需要主体进入象征秩序，并通过创作在象征秩序被认可的高尚之物来获得对主体的认同。这意味着主体要接受象征秩序的压抑。在“压抑性去崇高化”中，主体可以凭借世俗手段（如货币）越过象征秩序的压抑，直接通向自恋式的享乐。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主体在此条件下不必以象征秩序所给定的话语言说和行动，他需要的仅仅是以货币关系为依托计算、筹划其自身“崇高化”的构建。伴随着象征秩序的丢失，最终“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NFT体系下，个体之所以能获得认同，是因为个体在NFT消费中获得了被区块链标识为“独一无二”的藏品，而在NFT消费中，这种认同是可以依靠货币来交换的。实际上，个体主体对于NFT的消费是“为他者”而消费，正如一些NFT收藏家所意识到的，购买NFT“正如同人们为了看起来更漂亮而使用化妆品”，消费目的是获得他者的认同。伴随着NFT的发展，货币关系的座架不仅发生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领域，而且蔓延到了与个体认同相关的精神生活领域。通过对NFT流通平台的打造，资本愈发使得与主体认同相关的“NFT作品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接触”。在此平台中，个体主体可以在“非面对面环境”中绕过他者而获得某种因“差异性”“稀缺性”而带来的认同，而且主体间“交易无须信任”，主体不需要了解他者，信任可以由平台来保证。通过货币关系与平台，个体主体可以无须顾及他者的要求，无须陷入无穷无尽的“欲望辩证法”，他可以绕过他者以及围绕其建立的象征秩序而用货币购买自身所需要的认同性满足。

在此机制下，当主体试图获取“独特性”“差异性”认同，他将“自然”地将人格的尊严与资本给定的平台和货币关系绑定起来，而不是去象征秩序中寻求崇高的对象化投射。在象征秩序逐步被纳入资本所构筑的货币化体系的过程中，这种资本主义话语与NFT的交叠进一步加固的是货币拜物教，而非NFT参与者所鼓吹的“去中心化”结构。在资本主义话语下，自以为是的主体误以为自己摆脱了象征秩序中的他者而达及了自主可控的满足，实际上他不过是在资本构筑的“非象征性”的等价原则之中寻求自身虚假的同一性。这一“非象征性”的等价原则恰恰由资本所维系的商品交换社会的“现实抽象”所支撑。资本主义话语下的主体陷入对NFT狂热的消费中以寻求自以为是的主体认同，这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狂怒”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然而，在这种狂热中，“主体所做的事情是主体误以为在自己的魔法下所捉住的东西的魔法。主体孤注一掷的自我拔高是它对自身无能的体验的反应，这种体验阻碍着自我反思”。

诚然，数字藏品（NFT）的出现确实为不少新涌现的艺术形式（如行为艺术、瞬间艺术等）提供了有效的新型载体。然而，当资本所推动的“世界商品化”历程不断深入而泛化到NFT等文化艺术领域时，“一方面，艺术的生动形式陷入停滞；另一方面，艺术发生了增殖、喧闹的竞相抬价”。在这种资本运作下，“价值陷入了迷醉”，产生了大量“无价值的价格”。实际上，资本与NFT的交叠反映的是当代资本在面临资本过剩危机时向日常生活领域及社会新兴领域的转移（métastase）。然而，这种转移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的内在矛盾，伴随着过剩资本引向非生活资料生产领域甚至非生产领域，一方面大众对生活资料的需要越发无法满足，另一方面，艺术收藏品（包含新型的藏品NFT）的价格却被越抬越高，这无疑将加深社会的撕裂。不过，凭借对资本主义话语的不断打造，资本甚至让部分工人阶级也陷入对符号价值的狂热消费之中，进而使其在自恋式的唯我主义结构中“孤注一掷地自我拔高”，丧失了对资本的“现实抽象”体系的反思、反抗意识。对此，一方面，社会需要有效防范资本向NFT等新兴领域野蛮扩张，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另一方面，社会主体需要警惕自身陷入资本主义话语构筑的封闭的主体性牢笼而成为资本主义话语的言说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