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
——基于社会基础视角的分析
于龙刚
通过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以实现乡村善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借助社会基础的视角，可以深化对乡村“三治融合”实践逻辑的认识与理解。在结构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会制约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发挥与相互融合。多地乡村通过机制创新来利用乡土熟人社会的资源，增强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扩大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从而激活和培育了新的社会基础。凭借社会基础的支持与保障，法律和道德实施获得充分的社会助力，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维系和生产能力也得以增强。对于乡村“三治融合”实践探索的分析，揭示出激活和培育社会基础对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意义，此外还需要注重法治的规范、引领与保障作用。
“资源导向”还是“使命导向”：政府购买中的社会组织专业化路径
——基于组织学习视角的过程追踪研究
黄雨阳
资源导向下，社会组织因生存需求而迎合政府购买的选择性进行组织再造，客观上呈现出在“资源导向”与“使命导向”之间摇摆。现有研究注意到了这一倾向下政社关系的分化，但对社会组织能动性所产生的动态变化关注较少。本研究基于对案例组织的过程追踪，描绘了社会组织如何通过组织学习来应对制度环境的变化，从对政府购买选择性的迎合转为诉诸专业化路径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的使命构成了组织学习的后置反馈和前置指导，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广泛试错来获取发展空间，而试错经验经过组织使命的反思和内化后，迭代出发展专业化路径的新认知。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基于核心使命对外开展获得性学习，逐步构建组织能力，最终实现专业化路径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表示，相较于“资源导向”下的目标偏离和工具化，基于使命的专业化路径，更有利于构建社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有效改善其行动结果，同时回应了组织使命，实现资源和目标的相互匹配。
算法权力在治理体系中的产生与规制
许晓东 邝岩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算法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规则并影响了整个治理体系的运转逻辑。算法在治理体系中的嵌入实质上是一种与制度相互型构的过程，算法强化行政组织的决策权和执行权、推动平台权力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行政人员职能替代的同时，既有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也塑造了算法官僚这种新的组织形态，并形成了算法权力这种新的权力形态。这种权力算法化的运转逻辑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在权力配置、运转等方面引入了新的治理风险，可以基于权力理论从制度制约、伦理制约、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规制。
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的逻辑嬗变、主要类型及推进路径
杜志章 李想
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趋势日渐明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成为优化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进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大目标任务。在各项战略政策实施见效、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的市民化逻辑发生了嬗变：空间层面上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城乡两栖”，职业层面上不再需要完全脱离农业，身份层面上城镇户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观念层面上随时随地都能学习现代化生活方式等。空间、职业、身份和观念四个方面的传统定义不再适用于县域市民化，农民的收入成为其是否市民化更为科学的判断标准。当下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主要有产业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和婚姻城镇化等多种路径，产业城镇化路径下的县域市民化相较于其他两种更易获得成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还应主要致力于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降低他们的生活支出，并立足县域实情大力发展产业。
美国公众对中美科技实力认知的情感控制研究
——基于“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的分析
陈薇 丁宇梁
国家间科技实力的较量在大国博弈中作用显著，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基于“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美国公众对中美科技实力的比较性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情感控制论的认知框架下，受访者对中国大国地位评价越积极，越认可中国的科技实力，但这种认知呈现出内部分裂的特质，积极与消极并存。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政策的损己效能显著影响公众对中美科技实力比较的认知，国际事务关注度则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认知具有消极影响。研究勾勒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科技实力和形象认知的民意轮廓，为我们思考跨文化情境下国际公众的情感政治基础提供了分析框架。
基于规范中介的社交媒介使用与环保意愿研究
——意见领袖特质的调节作用
谭筠鹏 张楠 黄莉瑶
在媒介融合时代，社交媒介对公众环保意愿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基于全国性问卷调查，本文探讨社交媒介如何通过外界的规范压力和内部的个人道德激发公众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环保意愿。研究表明，社交媒介使用不仅能够对公域与私域环保意愿产生促进作用，还能通过个人规范产生间接影响。高水平意见领袖特质能够正向调节主观规范在社交媒介使用和公域环保意愿间的中介作用，并且负向调节个人规范在社交媒介使用和公域、私域环保意愿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影响社交媒介用户环保意愿的内、外部因素，并从自我视角厘清了意见领袖特质如何影响前述两种因素作用的发挥。本研究有助于在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探索能够更有效激发社交媒介用户环保意愿的环境宣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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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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